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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普林斯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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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普林斯顿(一) 战火重燃前的和平呼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爱因斯坦不仅到处宣讲他的相对论学说,还孜孜不倦地继续进 行物理研究工作。1927年,他完成了普朗克辐射原理的推导工作,并为量子理论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的新贡献。他引进的“受激发射”观点,正是今天激光技术的理论依据。如同揭 开原子能的秘密一样,爱因斯坦比技术上的实现赶前了40年。还有他的“跃迁几率”的观 念,促进了量子物理学的基础研究。 20年代中期,量子力学创立起来了。其后不久,在认识论的原则问题上,爱因斯坦与 几位主要的量子力学家产生了重要的意见分歧。爱因斯坦虽然对以玻恩和玻尔为代表的量子 力学家的成就十分钦佩,但他又不满足于微观世界的这些规律仅仅具有偶然性。他认为,量 子统计力学并非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长期以来还不能“完整地描述事物”而采用的权 宜之计。他指责玻恩,说他信仰的是“掷骰子的上帝”。 1927年、1930年,在索尔维会议上,围绕关于量子的解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 间展开激烈争论,极富戏剧性。爱因斯坦既不能以自己的观点说服玻尔,也无法使海森堡等 年轻的量子物理学家心悦诚服。此后,他以怀疑眼光注视着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工作。他认 为,量子力学统计方法在认识论上是“无法接受”的,而在美学上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量 子力学家的某些思路,在哲学上遇到了可疑的障碍,虽然这点他是看对了的,可是他却没有 看到,由于测不准关系的发现,实在性的概念确实发生了改变,而且不能再使用哲学上陈旧 的、主要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这些概念了。 20世纪中叶以后,爱因斯坦费尽时间和精力创建统一场论。这个理论首先采用统一公 式概括数学上始终相互分离的电磁场和引力场。尽管接二连三地提出许多假想,但连他自己 也不满意。 渐渐地,支持爱因斯坦的人越来越少,他几乎单枪匹马地和哥本哈根学派对阵。爱因斯 坦的科学理想,和当代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的思想方法距离越来越大。但是,爱因斯坦忠实 于自己的信念。他坚信,物理学应该对于客观的实在状况作出和观察者无关的描述。他在两 个方面孤独地探索着,一个是统一场论,一个是量子力学的正确解释。他时常会遇到惋惜的 目光,仿佛在说――唉,老了,天才也会落伍;也时常听到惋惜的叹声,仿佛在说――唉, 老了,天才也会误入歧途。 爱因斯坦继续走自己的路,寂寞地、坚定地,几十年如一日,从未动摇过。他在寻求自 己的上帝――斯宾诺莎的上帝。这个上帝显示出高超的理性,这个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爱因斯坦远离了物理学发展的主流。这使玻恩、玻尔这样的老朋友感到遗憾。玻恩说: “……这对爱因斯坦本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悲剧,因为他在孤独地探索他的道路,而我 们则失去了领袖和旗手。” 与20年代后的物理学研究的相对沉寂相比,爱因斯坦对社会政治问题越来越关注,影 响也越来越大。 1932年5月,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他到会场时的情景被当时在场的记 者们作了精彩的描述: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一个满头银发的人艰难地登上和平宫宽敞的台阶。远处数 百人恭候着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爱因斯坦的记者们也没表现出他们甚至在见到受过加冕礼的 特殊人物时所特有的无礼举止。记者们在离爱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他转过身来说, 呆会儿他将和他们会晤。然后,爱因斯坦走进会议大厅。报告人正在讲述空战的细节,他略 停片刻,接着继续讲话。这沉默的一秒钟给所有在座的人留下的印象,比爱因斯坦受到热烈 欢迎产生的印象更强烈。所有的人都望着爱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 一种超人的魅力。” 宇宙的化身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类一种极为普遍的心情。非常多的人认为爱因 斯坦是科学的化身,这种科学探寻着和寻找着宇宙的和谐,即在广大公众心目中联想起社会 和谐的宇宙的合理的和谐。 mpanel(1); 是的,20年代后的爱因斯坦,没能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中作出突破,但他探寻宇宙和谐 的动机中却蕴含着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 有了如此崇高的境界,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分裂、暴力、恐怖的现实,发出了最真挚、 最坦白、最有力的抗议!对和平、幸福、民族团结发出了最深切的呼唤! 1930年5月30日,爱因斯坦领头签署了一份著名反战宣言,即《全世界裁军宣 言》,同时签名的还有罗素、兹伐格、托玛斯・曼、阿丹兹和巴甫洛夫。这个宣言虽然不是 爱因斯坦起草的,但是它同1914年的《告欧洲人书》和1955年的《罗素――爱因斯 坦宣言》一样体现出爱因斯坦一生所坚持的信念:和平与和谐。 这是科学家爱因斯坦所能想到的拒绝战争的最好办法了。 1930年12月14日,在美国纽约,由“新历史学会”主办的集会上,爱因斯坦发 表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在这篇著名演讲中,爱因斯坦提出两条制止战争的“行动 方针”: “第一条是已经付诸实践了的: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服兵役。 在征兵制的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拒绝承担军事义务。在很多国家里,已经有很大 数目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惜个人重大的牺牲,从过去到现在都拒绝在和平时期服兵役。这 样做,表明即使战争爆发了他们也不会去打仗。 “在未实行义务兵役制的那些国家里,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必须在和平时期公开声明,他 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加军队。这也是反对战争的有效办法。我热切地劝告你们努力去使全 世界人民都确信这种立场的正义性。胆小的人也许会说:‘那有什么用?我们会坐牢。’我 可以这样回答他们:在规定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百分之二的人竭力主张不用战争来作 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政府就会毫无办法,他们不敢把那么多的人送进监狱。 “我为反战者建议的第二条行动方针,是一种不会在法律上连累到个人的办法。那就是 试图通过国际立法来确立在和平时期拒绝服兵役的权利。那些不愿赞同这种立场的人,也许 宁愿赞成确立这样一种法规,这种法规允许他们去做某种有益于他们自己国家或全人类的艰 苦工作,或者甚至是危险的工作,以代替服兵役。” 这两条建议当然毫无现实性,你可以指摘爱因斯坦的书生之见,但你不得不景仰他为人 类和平的良苦用心。他用数学家的方法计算着和平的可能性: “我相信,良心拒服兵役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如果有50000人同时行动起来,那就 会是不可抵挡的了。”1931年,“反战国际”甚至设立了一个名叫“爱因斯坦反战者国 际基金”,“来援助那些想拒绝服兵役,但因为经济上没有办法以致实际上不能那样做”的 人。可以预想得到,响应者寥寥无几。 希望在哪里?爱因斯坦又想起了少年时代在慕尼黑看到的阅兵场面。不能再向孩子们灌 输战争意识了。1931年1月在访问美国期间,爱因斯坦对美国作家乔治・西尔威斯 特・菲雷克说: “人民群众从来都不是军国主义者,除非他们的思想受到了宣传的毒害。我赞成你的意 见,我们必须教导群众来抵制这种宣传。我们必须开始用和平主义精神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使他们能够预防军国主义。欧洲的不幸,就在于它的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心理。我 们的教科书颂扬战争,而又掩饰战争的恐怖。它们把仇恨灌输给孩子们。我却要教他们和平 而不教他们战争,向他们灌输爱而不灌输恨。 “教科书应当重写。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应当灌入一种新的精神,而不该让古代人那种 怨恨和成见永存下去。教育应当从摇篮里开始。全世界的母亲都有责任在他的孩子的心灵里 播下和平的种子。” 爱因斯坦总想以理想来教育现实,可现实却偏要教育他。爱因斯坦呼吁世界放下武器, 可希特勒却拿着武器对准了世界。  “我不回德国” 1933年1月30日,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1个多月后,魏玛共和国寿终正寝了。 86岁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把共和国出卖给了希特勒。这当然是蓄谋已久的事情。 希特勒的“革命”开始了,他把德国投入了黑暗之中。他的“革命”手段特别彻底:烧 书、抄家、集中营、拷打、虐杀、暗杀、明杀…… 街道上是D字旗的海洋,身穿褐色制服、臂戴D字袖章的冲锋队员列队而过,长统皮靴 “嚓、嚓、嚓”,踩出有力的节奏。数不尽的群众大会和火炬游行。数不尽的扩音器,将谎 言重复一千遍,制造出希特勒的“真理”。对老百姓利诱威胁,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意志 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褐色恐怖来威胁。柏林街头冬日的宁静被打破了,欧洲的冬天 刮起了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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