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普林斯顿（二） 小城中的伟人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７日，爱因斯坦从英国登上一艘去美国的轮船，同行的有妻子艾尔 莎、助手迈耶尔博士和秘书艾伦・杜卡斯。 爱因斯坦自己也没想到，他这是在与欧洲永别。朗之万预言家般地说了一句后来果被验 证的话： “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 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古老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中，黯然失色了。罗斯福的“新政”，为美国带来了 希望，也成为欧洲反法西斯的大后方。去美国，对爱因斯来说，已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了。爱 因斯坦从１９２１年第一次访问美国起，对美国的印象就是复杂的。美国社会的物欲横流、 追求享乐、犯罪率高、追求时髦、标新立异，他都感到不快，但他同时也发现美国社会比起 古老的欧洲，有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活力。他初到美国，受到公众的崇拜，爱因斯坦曾 大惑不解： “在这个被大家斥责为物欲主义的时代，居然还把那些一生目标完全放在知识和道德领 域中的人看作是英雄，这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迹象。” 美国最让爱因斯坦感兴趣的是：“我对美国科学研究机构的成就感到十分钦佩。要是我 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 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都起着重要的 作用。” 同时，“富裕阶层的社会意识比在欧洲的要发达得多。有钱的人认为把他的财产的很大 部分，而且常常连同他自己精力的很大部分，交给社会去支配，是自己理所当然不可推卸的 责任；那个威力无限的社会舆论也迫切要他这样做。” 爱因斯坦所要去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１９３０年，两个美国拥有亿万资产的兄妹，请来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学校改革家弗莱 克斯纳，请他帮助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所。弗莱克斯纳发现，实用型的研究所在美国已经 够多了，于是建议创办一个新型的高级研究机构，聘请各个学科的第一流学者。没有计划， 没有任务，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一切听任学者们自己的想法，研究所只负责向各位学者提 供足够的经费。弗莱克斯纳把这个机构定名为高等研究院，他就是实际的组织者。 弗莱克斯纳想，既然拥有足够的经费，就应让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们摆脱教学、行 政、日常生活琐事的操劳，他们应当研究最高级和最普遍的问题。如能招聘到一流的学者， 就不愁没有更多的年轻的杰出学者们慕名而来。在聘任通知中，弗莱克斯纳反复强调来研究 院的学者享有完全的独立性，研究院是“一个自由港，学者们在这里可以把世界看作是自己 的实验室，而无一日三餐之忧。” １９３２年１月，有人建议弗莱克斯纳去加里福尼亚的帕萨迪纳，爱因斯坦正在那儿讲 学。弗莱克斯纳有些犹豫：这可是当今物理学界的泰斗，自己能请得动吗？但如果请来了爱 因斯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声名不就立刻传出去了吗？ 费莱克斯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帕萨迪纳，他详细向爱因斯坦谈了研究院的宗旨及计 划。爱因斯坦听了很感兴趣，但表示每年可能还得在柏林呆一段时间。 不久之后，弗莱克斯纳又到牛津大学与爱因斯坦会面，再次邀请爱因斯坦来普林斯顿高 等研究院。当时，爱因斯坦回德国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他便有了去普林斯顿的意向。１９ ３３年后，爱因斯坦已主动与柏林断绝了关系，去普林斯顿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费莱克 斯纳仿佛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连连问爱因斯坦有什么要求。爱因斯坦提出两个要求：一 是普林斯顿研究院要接受他的助手迈耶尔，给他正式职位；二是他的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 元。并问弗莱克斯纳：“倘若在普林斯顿维持一年生活不需３０００美元，还可以再低一 些。” mpanel(1); 对第一个要求，几经磋商后终于圆满解决。可第二个要求却让费莱克斯纳为难了。一个 堂堂最高研究院里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元，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让不知 内情的人知道，难道不会说普林斯顿在虐待爱因斯坦吗？弗莱克斯纳觉得自己实在担不起这 个罪名。他一次又一次向爱因斯坦提议，能否把年薪提高，到最后，他几乎是恳求爱因斯坦 了。几经“讨价还价”，总算说服爱因斯坦接受１６０００美元的年薪。 从伯尔尼专利局开始，爱因斯坦就养成一个习惯，工作之外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研究 时间。他把研究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仅凭研究去拿薪水他总觉得不安。从苏黎世、布拉 格到柏林，他讲课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总还是有的。如今到普林斯顿，所有的时间都由他支 配，他下意识地觉得有愧。 爱因斯坦对凭纯科学研究领取薪金感到难为情，这种感情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对于他而 言，又有着内在的深刻理由。他总想干些与基本的研究活动无关的事情作为生活费用的来 源。在这点上，斯宾诺莎――以金刚古琢磨匠身份为职业的哲学家――对爱因斯坦有很大的 吸引力。尽管普林斯顿研究院多次声明该院的科学家有完全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但爱因斯 坦总不想成为纯粹被社会供养的人，他忘不了一个人应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哪怕自己 的研究仍然是属于社会的。 普林斯顿是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城，人口只有几千人。小城里古风纯朴，阳光灿烂。林 荫道上的行人稀稀疏疏，道路两旁星星点点散布着一些一两层楼的小房子。红色的屋顶，白 色的墙，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丛中。每一座房子都像绿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这里似乎闻 不到金圆帝国的铜臭，听不见工业巨人的叫嚣。这里就像莱顿小城和苏黎世湖畔、柏林郊外 那样娴雅幽静，具有古老欧洲的情趣。 爱因斯坦来到普林斯顿，这个僻静的小城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了举世闻名 的科学圣地。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留下了数不清的轶闻趣事。人们说他在比利时王后“御笔”题赠的 诗的背后做计算；说他在鞋店的发票背面写上致答词，跑到庄严的授奖仪式上去掏出来宣 读；说他在朋友家吃饭，灵感来了，没纸就在主人家的新桌布上写下一行行公式；说他出外 找不到回家的路，打电话去问研究院怎么回家；说他把一张１５００美元的支票当书签用， 丢了也不知道；说人家请他讲１分钟话，给１０００美元，他说他不需要钱…… 爱因斯坦给普林斯顿带来光荣，普林斯顿人以爱因斯坦为自己的骄傲。大学生们编了一 支歌，在马路上边走边唱： 　　谁数学最棒？ 谁爱上微积分？ 谁不喝酒，只喝水？ ――我们的爱因斯坦老师！ 我们的老师饭后不散步， 我们的老师时间最珍贵。 我们要请天上的造物主， 把爱因斯坦老师的头发剪短些！ 随意、温和的爱因斯坦爱上了普林斯顿，这儿没有繁文缛节，没有欧洲大陆上的呆板和 清规戒律，他在这儿享受到一个普通人生活的欢乐，也留下了不少故事。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普林斯顿有个１２岁的女孩子。放学回家后总是跑到爱因斯坦家 里去玩。妈妈发现后，把孩子狠狠训了一顿，说：你怎么能浪费爱因斯坦的宝贵时间呢？并 带着孩子向爱因斯坦道歉。爱因斯坦笑着说： “噢，不用道歉。她带甜饼给我吃，我帮她做算术题。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恐怕比 她从我这儿学到的东西还多呢！” 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X光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求爱因 斯坦帮忙，爱因斯坦立即写了一封推荐信。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 犹太人，请求帮忙。爱因斯坦又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他给４个犹太人写了４封推荐信， 让他们去争夺同一个职位，让大家哭笑不得。后来，这样的推荐信写得实在是太多了，以致 拿推荐信去求职的人还没开口，人家就说，行了，行了，收起介绍信吧。这儿求职的人每人 都有这样的一封介绍信。 还有一个故事说：一群大学生说说笑笑，跑来问爱因斯坦，什么叫相对论。他回答说： “你坐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２小时，觉得只过了１分钟；如果你挨着１个火炉， 只坐了１分钟，却觉得过了２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英费尔德在普林斯顿是爱因斯坦的助手，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即爱因斯坦的诚恳与理智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在爱因斯坦身上是和谐共处的。“很难找到 一个学者，其思想能在这样的程度上充满情感，能具有这样明朗的表达激情的声调，能在这 样的程度上以‘为超个人的东西服务’的激情中，从对大自然的美的陶醉中汲取养料。同 样，也很难找到一个人，他对人们的诚恳态度、对人们的爱、对人们的责任心，能在这样的 程度上出自他的思想。” 英费尔德对爱因斯坦的这一特点作了非常准确的说明。 “在物理学方面，我向爱因斯坦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最珍贵的，却是在物理学以外学到 的东西。爱因斯坦是――我知道，这样说多么平庸乏味――世界上最好的人。其实，看来这 个定义也不那么简单，而且需要作些必要的解释。 “同情――一般说来这是人的善良的源泉。对别人的同情，对贫困、对人的不幸的同情 ――这就是善意的源泉，它通过同情的共鸣器起作用。当我们看到别人在斗争和痛苦的时 候，对生活和对人们的眷恋便通过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我们的感情中激起反应。 “但是，善意还有完全不同的根源。这就是建立在独立清醒思考基础上的天职感。善意 的、清醒的思想把人引向善，引向忠实，因为这些品质使生活变得更单纯，更充实，更完 美，因为我用这种方法在消除我们的灾难，减少同我们生活环境之间的摩擦，并在增加人类 幸福的同时，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在社会事务中应有的立场、援助、友谊、善意，可以来 自上述两个源泉，如果我们采用解剖学的话说，可以来自心灵或头脑。我一年一年地学得愈 来愈珍视第二类善意――它来自清醒的思维。我曾多次看到不是由清醒的理智支持的感情是 多么地有害。” 许多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们问自己，在这个人身上什么东西更伟大：是洞察宇宙构造的智 慧，还是对人类的每一次灾难和对社会的不公正的每一次表现的共鸣之心？这个印象在与爱 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顿生活过的人的回忆录中表现得很清楚。替爱因斯坦治过病的古斯塔 夫・布基医生写道，无论爱因斯坦思想的深刻性和突然性所留下的印象是多么的强烈，然而 “他的人性毕竟是一个最大和最感人的奇迹”。布基解释道，爱因斯坦从不愿画家给他画 像，但有一个理由准能对他起作用。画家只须说这一点就够了：爱因斯坦的画像或许会―― 即便是暂时的――帮助他摆脱贫困，于是爱因斯坦就毫无怨言地陪上许多个小时，让这个可 怜的人给自己画像。布基说，大街上的过路人在看见爱因斯坦的时候总是露出善意的笑容。 面对他们的笑容，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在普林斯顿，人人都认识他。 “甚至在普林斯顿这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所有的人都是用贪婪的好奇眼光看着爱因斯 坦。在我们一起散步时，我们总是避开那几条繁华的大街，专捡野外和行人寥落的小街。比 如，有一次，一辆小汽车里的人请我们稍等片刻，从汽车里钻出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带着照相 机的妇女，由于激动脸都红了，她请求： ‘教授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拍一张照片。’ ‘请吧。’ 他安详地站立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自己的谈话。 我相信，过了几分钟他就忘了这件事。 有一次，我们走进普林斯顿一家影院看电影，我们买了电影票，走进挤满人的前厅才知 道，还要等１５分钟才开映。 爱因斯坦提议走一走。出来时，我向检票员说： ‘我们过几分钟就回来。’ 可是，爱因斯坦感到不安。 ‘我们已经没有票了，您会认出我们吗？’ 检票员笑了，他认为这是教授开的一个很成功的玩笑，就对爱因斯坦说： ‘是的，教授，我大概会认出您的。’” 到美国之后，爱因斯坦的生活相对安静下来，很少出门。１９３５年５月，他到百慕大 作短期旅行，这是爱因斯坦最后一次离开美国外出旅行。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取得移民签证。 除此之外，爱因斯坦与外界接触也比较少，但这并没减少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魅力。 １９３４年１月，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爱因斯坦夫妇。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纽约东 北郊预计于１９３９年春季开幕的世界展览会工地上，美国人把一些纪念品装在一只坚固的 金属封包里，其中包括请爱因斯坦为５千年后子孙写的一封信，准备等５千年（即公元６９ ３９年）后让后代子孙把它掘出来打开。 爱因斯坦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 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 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角落互通讯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 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 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 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品格来，是无比的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爱因斯坦、玛戈特和海伦・杜卡斯在特伦敦大法官菲利普・福 尔曼的主持下，宣誓成为美国公民。 但爱因斯坦仍保留瑞士国籍。 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爱因斯坦与美国海军军械局烈性炸药与燃料组签订顾问合同 （后来合同延长到１９４６年６月３０日）。顾问费每天２５美元。 １９４４年，在堪萨斯州，爱因斯坦１９０５年狭义相对论论文的手稿，以６００万美 元拍卖，作为对支持战争的捐献。 　神圣的孤独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写信给比利时王后，发出了内心的苦闷： “我把自己锁闭在毫无希望的科学问题中，我老了，自从我到此地与社会隔绝以后，更 是如此。” １９３４年，爱因斯坦的好友埃伦费斯特自杀，爱因斯坦认为导致埃伦费斯特走向死亡 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科学家的埃伦费斯特对解决科学在他面前提出的任务感到力不从心。 这是对朋友之死的分析，同样也是自己处境的深切感受。 统一场论问题仍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关于统一场论的工作是在和 任何有影响的和广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团体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理论没掌握任 何可以用解释某种实验的难解结果使广大物理学界感兴趣的材料。理论的“内在的完备”同 “外部的证实”没有找到一个交叉点。这一次，“内在的完备”成了唯一广泛的东西――只 要可以设想出来。涉及到了初始的假设，它们无须任何附加的假说便可解释物理过程的全部 总和，而不管这些过程是由什么样的场所引起的。但是，这些初始假设同能赋予假设以可靠 性的实验却联系不起来。 在孤独中研究统一场论的爱因斯坦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独之中。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似乎愿用全部时间来保障对统一场论问题的“孤独”思考，但他 的思考又常被人们打断。许许多多人期待爱因斯坦的忠告、帮助、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既得到忠告，又得到帮助，还听到演说，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一个向往孤独 的人在同大量的人打交道，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局面不仅同科学家的外 部环境有关，而且是同他世界观的内在基础联系在一起的。 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伦敦演讲，当时那里正在讨论德国移民科学家的命运。必须替他们 找到工作。爱因斯坦建议说，看守灯塔的职务对科学家来说是最合适的职位。要是旁人提出 这种出乎预料的建议大概是极不妥当的。但大家明白，他在说自己。他认为，孤单一人在灯 塔上有助于研究思考，这表达了他自己早年的梦想。爱因斯坦常向人抱怨日常生活的操劳， 它使人离开科学。这其中还包含一层意思，看来是更重要的情况，即爱因斯坦所理解的，在 科学活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独立性。这就是他所景仰的斯宾诺莎式的研究方式。 英费尔德回忆说：“他多次对我说，他倒是乐意干体力劳动，从事某种有益的手艺，比 如制鞋手艺，而不想靠在大学教物理学挣钱。这些话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思想。它们表现一 种类似‘宗教感情’的东西，他就是怀着这种感情对待科学工作的。物理学是如此伟大和重 要的事业，决不可以拿它去换钱。最好是通过劳动，比如看守灯塔或鞋匠的劳动来谋生，而 使物理学远远地离开起码的温饱问题。虽然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天真的，然而它却是爱因斯坦 所特有的。” 爱因斯坦想去看守灯塔，也是为了逃避访问和邀请，这些访问和邀请使他失去工作时 间。他对人们的爱并不带抽象的性质，爱因斯坦不属于那种虽对人类命运感兴趣，同时又对 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具体的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思想家。但是，他的内心并不是充满了日常生 活，占据他思想的也不是这种对无数有求于他的人们的经常的关心。他的思想聚集在超日常 的东西上，并且总是每时每刻都想工作。 “虽然只有物理学和自然规律才引起爱因斯坦的真正激情，但要是他发现谁需要帮助并 认为这种帮助能起作用的话，他从不拒绝提供帮助。他写过成千上万封推荐信，对千百个人 出过主意，一连几个钟点同疯子谈话，因为疯子的家庭写信告诉爱因斯坦，只有他一个人能 够帮助病人。他善良、慈祥、健谈、面带笑容，但异常不耐烦地（虽然是暗中）期待着他将 能重新投入工作的时刻。” 这种对孤独的经常的向往，不能归结为他的意识充满了期待解决的科学任务，这是一种 更深邃的感情。爱因斯坦在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的《我的世界观》一书中，开门见山说明了自 己对人们的态度。他讲到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对孤独的向往之间的矛盾。 “我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与我对接近人们和人类团体抱有明显的成见发 生了矛盾。我向来是一匹拉单套轻车的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自己的地区、国家、 朋友、亲人和家庭。所有这些关系引起我对孤独的向往，而且对摆脱这些关系与外界隔绝的 意向与年俱增。我尖锐地感觉到缺少理解和同情，这是由于孤独造成的。但同时我也感觉到 和未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这样性格的人会部分地丧失冷漠和同情心。但是，这个 损失是不以种种意见、习惯和闲话所左右，也不为把自己的内心平衡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础之 上的诱惑所左右作为补偿的。” 一个孤独的和向往孤独的观察者也是社会正义的狂热捍卫者。在同人们交往时思想开 朗、诚挚爽快，同时又急不可待地渴求人们（无论是偶遇的交谈者、朋友、家人）回到自己 的内心世界中去。爱因斯坦的形象显得非常矛盾。可是就在这些矛盾中，你总可猜测出一种 深刻的和谐。 首先，把“观察者”一词用在爱因斯坦身上要有重大保留。这个词可能更接近于“纯粹 描述”的维护者，尽管不完全相同，事实上，每个学者都不是停留在现象论的立场上。爱因 斯坦是一个“严格实验”的大师，他对自然界施行穷根究底的盘诘，强调科学概念的能动 性，他不是通常意义的观察者。不是克服直观的“显然性”，不是深入到只有借助于积极的 实验才能加以判断的诸过程的世界中，还算什么相对论呵！对爱因斯坦来说，认识过程―― 这就是干预自然界的过程。它同用人们生活的理性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的改造是不可分的。追 求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观的理性、秩序性、规律性、因果制约性的结果。从 对宇宙和谐的强烈追求中生长出一种“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但是，日常 交往和对人们的日常帮助很少使这种兴趣和这种感情得到满足。还在２０年代，爱因斯坦本 人就说过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看出他对孤独的向往已经同爱因斯坦的巨大的社会积极性结合 在一起了。 科学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交错结合，对科学的新的社会功能的广泛理解或者即便是感觉， 在科学界还是属于未来的事，其实是不太遥远的未来。也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就像在物理学 本身的问题上一样，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同数百个物理学家打过交道，这些物理 学家在本世纪中叶比这大得多的程度上对早在２０年代使爱因斯坦感兴趣的问题感兴趣。 爱因斯坦一生中的普林斯顿时期有一个特点，就是明显地缩小同“亲者”的直接联系， 并同样明显地扩大同“远者”（远离爱因斯坦职业兴趣的环境）的联系。在３０、４０和５ ０年代，爱因斯坦对占压倒多数的物理学家感兴趣的问题置身事外。他在搞极其复杂的数学 理论，然而它们是服从于一个在普遍性和困难性方面硕大无比的任务。爱因斯坦致力于建立 统一场论，在这种理论中根据统一的规律得出粒子的所有的相互作用以及粒子自身的存在。 这一想法的实现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赞同，外行人又一窍不通，并且整个说来连爱因斯坦本 人也不满意。但这一想法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在彼此更替的具体的解题方案十分复杂的情 况下，始终存在一个普遍公式：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服从于存在的统一 规律。爱因斯坦的这一公式是同范围硕大无比的物理和数学理论概括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 不妨碍广大公众猜测这个想法之伟大。 爱因斯坦对这个非常广大的听众的感情越来越强烈了，这些听众不理会细节和专门问 题，但追求宇宙和谐的思想。 相反，爱因斯坦的直接意义上的“亲者”却越来越少了，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感到自己 非常孤独。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艾尔莎的大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自从大女儿死后，艾尔莎一下 子变得老态龙钟，她撇不下女儿的骨灰，把它带回了普林斯顿。玛戈尔陪着她。不久，艾尔 莎的双目出现了病态。 这是心肾严重疾患的症状，艾尔莎卧床不起了。玛戈尔曾离家几天去了一趟纽约，回来 后发现自己的母亲完全变样了。爱因斯坦非常沮丧，本来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神充满无 限哀伤，他对玛戈尔说： “你离家这几天，她差一点就放下武器，离我们去了。” 艾尔莎的病情越来越坏，爱因斯坦整日陪着她。艾尔莎对此倒感到欣慰。她对友人说：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对于他这样珍贵，现在我为此感到快乐。” 爱因斯坦在离蒙特利尔不远的湖滨租了一幢美丽的旧房屋度过夏天，他又开始扬帆游弋 了。艾尔莎在美丽的加拿大森林中觉得身体稍好一些，她的全部心思像往常一样全放在丈夫 身上。她写信给友人说： “他处于最佳状态，最近又解决了一些重要课题。过许多时候，人们将掌握他所作的一 切，并开始加以利用。他自己认为，新的成果是他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中最宏伟和最深刻的东 西。” 后来，艾尔莎的病情急转直下。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０日，艾尔莎去世。 爱因斯坦继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顿用红色砖块建造的房子之间的林 荫道上散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统一场论的数学 工具。但爱因斯坦变化很大。有一次，还在普林斯顿，艾尔莎就说过：“由于受内心渴望与 外部作用的支配，我们全部与年俱变……。相反，阿尔伯特却犹如童年时一样。”但实际 上，爱因斯坦在３０年代初已丧失了往昔的生活乐趣，而现在，艾尔莎死后，他更时常流露 出孤独感和忧伤感。 这种感情在４０年代更增加了，爱因斯坦在致朋友们祝贺他１９４９年３月７０诞辰的 回信中，充满了这种感情。当时，他做了胃部大手术后刚康复。幸好，手术引起了各种疑虑 没被证实，但是他长期都很虚弱。爱因斯坦的身体状况并不妨碍他惯常的幽默、诚恳、对周 围事物以及首先是全力以赴地研究统一场论的具体问题的兴趣，但总的情绪是忧郁的。 １９４９年３月底，爱因斯坦在回复索洛文对他的贺信时说： “您那由衷的来信使我十分感动，同由于这件令人烦心的事寄给我的无数别人的来信相 比，您的信完全不同。您以为我心满意足地回顾着我一生的劳作。靠近看却不然。没有任何 一个概念其稳定性是我深信不移的。一般说来，我并没肯定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当代人认 为我是一个邪教徒，同时又是一个反动分子，真是活得太长了。当然，这是一种时髦和短见 而已，但确有一种不满情绪从我内心不断滋长。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一个人有批判的 头脑并且是诚实的，而幽默和谦虚将不管外界的影响经常制造一种平衡……” 上述信件，既可以说明在写成它的瞬间爱因斯坦的情绪，又可以说明思想家整个一生中 内心和创作的一般特点。主要一点是：对研究统一场论的结果不满，但同时，这封信也说明 了爱因斯坦的全部创作道路。爱因斯坦不仅同那一劳永逸地阐明绝对真理的先知的模样相距 甚远，甚至他的科学思想的内容本身就排除了它们的绝对化。批判的头脑、诚实、谦虚和幽 默――所有这些反教条主义的力量与这一内容是相吻合的。因此，在这个普遍重新评价价值 的时代，爱因斯坦的理论所引起的共鸣才如此广泛。 但是，对价值的重新评价并不意味着抛弃价值，相对性不是绝对的相对主义，它本身也 是相对的，批判的头脑、谦虚、幽默不会导致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似的否定。真正反教条主 义的思想不会使否定本身教条化，它创造着永恒的价值，不是静止不动意义上的永恒，而是 在变化着的形式中守恒意义上的永恒。 爱因斯坦的这个总的立场就其本质是高度乐观主义的，但站在这立场上不可避免地产生 动摇、怀疑、不信任――一切把活生生的、探索的思想与刻板公式区别开来的东西。爱因斯 坦欣赏的是单值的和清晰的反映世界。他理解世界图象中的中间色和半阴影，但不是它们， 而是精确的画图给他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当半阴影闯入画面的时候，画图就不再是可信的、 单值的和精确的了，这就使他不满。相对论的精确画图和量子力学的半阴影之间的冲突的心 理方面就在于此。在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爱因斯坦由于一再失去亲人，心理上的张力 松驰下来。他们使他回忆起早在３０年代去世的朋友们和战友们。爱因斯坦这时常常追忆起 １９３３年自杀而死的埃伦费斯特。爱因斯坦坚持认为，埃伦费斯特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乃 是两代人的科学兴趣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科学向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和科学 家能够找到的答案之间的冲突的结果。埃伦费斯特自杀的直接原因纯系私人性质，但更深刻 的原因却在于科学家的悲剧性的不满足。 与埃伦费斯特相比，爱因斯坦是乐观的。科学的要求――建立统一场论――和单值的、 清晰的答案的可能性之间的脱节并没造成像任务和解决之间的脱节在洛伦兹、尤其在埃伦费 斯特身上那样的悲剧。爱因斯坦的乐观主义是深刻有机的。它是同坚信世界的和谐与可知性 相联系的。在１９１６年建立相对论所克服的困难，和建立统一场论的更加艰巨的而且是没 有克服的困难，给爱因斯坦带来了不少痛苦的感受，但是他有不可动摇的信念：科学的道路 无论多么复杂、紊乱，它们终将达到与存在之实际和谐相符的认识。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不 像一个平静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动的不只是涟漪的鳞波，而且还有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