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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由疑惧到认罪 三 我离开了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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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离开了家族 为什么把我和家族分开?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这在我的改造中,实在是个极 其重要的步骤,可是在当时,我却把这看做是共产党跟我势不两立的举动。我认为 这是要向我的家族调查我过去的行为,以便对我进行审判。 我被捕之后,在苏联一贯把自己的叛国行为说成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暴力强压 之下进行的。我把跟土肥原的会谈改编成武力绑架,我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行为 和后来种种谄媚民族敌人的举动全部掩盖起来。知道底细的家族成员们一律帮我隐 瞒真相,哄弄苏联人。现在回到了中国,我更需要他们为我保密,我必须把他们看 管好,免得他们失言,说出不该说的话来。特别是小秀,更需加意防范。 到抚顺的第一天,我就发现小秀因为火车上的那点“眶毗之仇”,态度有些异 样。那天我进了监房不久,忽然觉着有什么东西在脖子上爬,忙叫小秀给我看看。 要是在以往,他早就过来了,可是那天他却装作没听见,一动不动。不但如此,后 来小瑞过来,从我脖子后头找到一个小毛虫,扔在地上,小秀在旁边还哼了一声: “现在还放生,放了生叫它害别人!”我听了,浑身都觉着不是劲。 过了几天,小瑞给我整理被褥,我叫他把被子抖一抖。这个举动很不得人心, 把屋里抖得雾气腾腾。溥杰鼓着嘴,躲到一边去了,小固捂着鼻子对小瑞说:“行 行好吧。呛死人啦!”小秀则一把抓过被子,扔到铺上说:“这屋子里不只你们住 着,别人也住着!为了你们就不顾别人,那可不行。”我沉下了脸,问道:“什么 你们我们?你还懂规矩吗?”他不回答我,一扭头坐在桌子旁,闷着头不说话。过 了一会儿,我看见他噘着嘴使劲在纸上画,想看看他画什么,不料刚走过去,他拿 起纸来就扯了。恍惚之间,我看到了一行字:“咱们走着瞧!” 我想起了火车上的那回事,尝到了自作自受的后悔滋味。从这天起,我尽力向 他表示好感,拿出和颜悦色对他。我找了个机会,单独向他解释了火车上那回事, 并非出于什么恶意,我对他一向是疼爱的。此后,一有机会我就对三个侄子大谈伦 常之不可废,大难当前,和衷共济之必要。当小秀不在跟前的时候,我更嘱咐别人: “对小秀多加小心!注意别让他有轨外行动!多哄哄他!” 经过一番努力,小秀没发生什么问题,后来报上那篇文章在我们脑子里5!起了 幻想,小秀的态度也完全正常了。可是我对他刚放下心,就调整监房了,看守员叫 我一个人搬到另一间屋子里去。 小瑞和小固两人替我收拾起铺盖、皮箱,一人替我拿一样,把我送到新屋子。 他们放下东西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感到非常别扭,简直坐也不 是,站也不是。这屋子里原来住着八个人,见我进来,都沉默不语,态度颇为拘谨。 后来,大概是经过一致默契,有人把我的铺盖接过去,安放在靠近墙头的地方。以 后我才明白,这个地方是冬暖夏凉的地方,冬天得暖气,夏天有窗户。我当时对这 些好意连同他们的恭敬脸色全没注意,心里只想着这次分离对我的危险。我默默地 坐了一会儿,觉得这里连板炕都似乎特别硬。我站起来,抱着胳臂踱开了。 我踱了一阵,想出一个主意,就走到房门前,敲了几下门板。 “什么事?”一位矮墩墩的看守员打开门问。 “请问先生,我能不能跟所长先生谈一件事?” “哪类的事?” “我想说说,我从来没跟家里人分开过,我离开他们,非常不习惯。” 他点点头,叫我等一等。他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所长准许我搬回去。 我高兴极了,抱起铺盖,看守员帮我提上箱子,便往回里走。在甬道里,我碰 见了所长。 “为照顾你和年岁大些的人,所里给你们定的伙食标准比较高些,”所长说, “考虑到你们住一起用不同的伙食,恐怕对他们有影响,所以才……” 我明白了所长原来是这样考虑的,不等他说完,就连忙说:“不要紧,我保险 他们不受影响。”我差点说出来:“他们本来就该如此!” mpanel(1); 所长微微一笑:“你想的很简单。你是不是也想过,你自己也要学一学照顾自 己?” “是的,是的,”我连忙说,“不过,我得慢慢练,一点一点地练……” “好吧,”所长点头说,“你就练练吧。” 我回到家里人住的那间屋子,觉得分别了半天,就像分别了一年似的。见了面, 大家都很高兴。我告诉了他们所长说要我“练一练”的话,大家从这句话里觉出政 府似乎不急于处理我的意思,就更高兴了。 然而家里人并没有让我去练,我自己也不想去练。我只考虑所长那番话的意思, 迟早还会叫我们分开,因此必须好好地想出个办法来应付这个问题。我竟没想到, 所长给的时间是这样短,才过了十天,我的办法还没想好,看守员就又来叫我收拾 铺盖了。 我决定趁小瑞给我收拾东西的时间,对家族嘱咐几句。因为怕门外的看守员听 见,不好用嘴说,就写了一个纸条;又因屋子里这时多了两个汪伪政权的人,所以 纸条写得特别含蓄。大意是;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走后仍要和衷共济,我对你们每 人都很关怀。写罢,我交给溥杰,叫他给全体传阅。我相信他们看了,必能明白 “和衷共济”的意思是不要互相乱说。我相信两个汪伪政权的人对我的举动并没有 发生怀疑。 我的侄子又给我抱着铺盖提着箱子,把我送进上次那间屋子,人们又把我的铺 盖接过去,安放在那个好地方。跟上次一样,我在炕上坐不住,又抱着胳臂踱了一 阵,然后去敲门板。 还是那个矮墩墩的看守员打开了门。我现在已知道他姓刘,而且对他有了一些 好感。这是由吃包子引起的。不久前,我们第一次吃包子,大家吃得特别有味,片 刻间全吃光了。刘看守员觉着这件事很新鲜,笑着走过来,问我们够不够。有人不 说话,有人吞吞吐吐地说“够了”。他说:“怎么忸忸怩怩的,要吃饱嘛!”说着, 一阵风似地走了,过了一会儿,一桶热腾腾包子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口。我觉得这个 人挺热心,跟他说出我的新主意,谅不至于出岔子。 “刘先生,我有件事……” “找所长?”他先说了。 “我想先跟刘先生商量一下,我,我……” “还是不习惯?”他笑了。这时我觉出背后也似乎有人在发笑,不禁涨红了脸, 连忙辩解说: “不,我想说的不是再搬回去。我想,能不能让我跟家里人每天见一面。只要 能见见,我就觉着好得多了。” “每天在院里散步,不是可以见吗?这有什么问题?” “我想跟他们在一起说说话儿,所长准许吗?”按照规定,不同监房是不得交 谈的。 “我给你问问去。” 我得到了准许。从这天起,我每天在院子里散步时都能和家里人见一次面,说 一会儿话儿。几个侄子每天都告诉我一点关于他们屋里的事情,所里的人跟他们说 了什么,他们也照样告诉我。从接触中,小固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小秀也没什么异 样,小瑞仍然恭顺地为我洗衣服、补袜子。 我所担心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不想新的问题出现了。这就是,过去四十多年的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习惯,现在给我带来极大的苦恼。 四十多年来,我从来没叠过一次被,铺过一次床,倒过一次洗脸水。我甚至没 有给自己洗过脚,没有给自己系过鞋带。像饭勺、刀把、剪子、针线这类东西,从 来没有摸过。现在一切事都要我亲自动手,使我陷入了十分狼狈的境地。早晨起来, 人家早已把脸洗完了,我才穿上衣服,等到我准备去洗脸了,有人提醒我应该先把 被叠好;等我胡乱地卷起被子,再去洗脸,人家早洗完了;我漱口的时候,已经把 牙刷放进嘴里,才发现没有蘸牙粉,等我把这些事情都忙完了,人家早饭都快吃完 了。我每天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忙得昏头胀脑。 仅仅是忙乱,倒还罢了,更恼人的是同屋人的暗笑。同屋的八个人,都是伪满 的将官,有“军管区司令”、“旅长”,也有“禁卫军团长”,他们从前在我面前 都是不能抬头的人物。我初到这间屋子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像我的家族那样偷着叫 我“上边”,但“你”字还不敢用,不是称我为“先生”,就是索性把称呼略掉, 以表示对我的恭敬。这时他们的耻笑虽不是公然的,但是他们那种故做不看、暗地 偷看的表情,常常让我感到格外不好受。 让我感到很不好受的还不仅限于此。我们从到抚顺的第一天起,各个监房都建 立了值日制度,大家每天轮流打扫地板、擦洗桌子和倒尿桶。没跟家族分开时,这 些事当然用不着我来干。我搬进了新屋之后,难题就来了,轮到我值日那天该怎么 办呢?我也去给人倒尿桶?我跟日本关东军订立密约的时候,倒没觉得怎样,而现 在把倒尿桶却当成了上辱祖宗、下羞子侄的要命事。幸好所方给我解了围,第二天, 所方一位姓贾的干部走来对大家说:“溥仪有病,不用叫他参加值日了!”我听到 这句话,犹如绝路逢生,心中第一次生出了感激之情。 值日的事解决了,不想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正在院子里三三两两地 散步,所长出现了。我们每次散步他必定出现,而且总要找个犯人谈几句。这次我 发现他注意到了我。他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阵,打量得我心里直发毛。 “溥仪!”他叫了一声。我从回国之后,开始听别人叫我的名字,很觉不习惯, 这时仍感到刺耳,觉得还不如听叫号码好受。来这里的初期,看守员一般总是叫号 码的(我的号码是“981”)。 “是,所长。”我走了过去。 “你的衣服是跟别人一块发的,怎么你这一身跟别人的不一样?”他的声调很 和气。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衣服,再看看别人,原来别人身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而 我的却是褶褶囊囊,邋里邋遢:口袋扯了半边,上衣少了一只扣子,膝盖上沾了一 块蓝墨水,不知怎么搞的,两只裤腿也好像长短不一,鞋子还好,不过两只鞋只有 一根半鞋带。 “我这就整理一下,”我低声说,“我回去就缝口袋、钉扣子。” “你衣服上的褶子是怎么来的呢?”所长微笑着说,“你可以多留心一下,别 人怎么生活。能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进步。” 尽管所长说得很和婉,我却觉得很难堪,很气恼。我这是第一次被人公开指出 我的无能,这是我第一次不是被当做尊严的形象而是作为“废物”陈列在众目注视 之下。“我成了大伙研究的标本啦!”我难受地转过身,避开“大臣”和“将官’ 们的目光,希望天色快些暗下来。 我溜到墙根底下,望着灰色的大墙,心中感慨万千:我这一生一世总离不开大 墙的包围。从前在墙里边,我还有某种尊严,有我的特殊地位,就是在长春的小圈 子里,我也保持着生活上的特权,可是如今,在这个墙里,那一切全没有了,让我 跟别人一样,给我造成了生存上的困难。总之一句话,我这时不是因感到自己无能 而悲哀,而是由于被人看做无能而气恼。或者说,我不是怪自己无能,而是怨恨我 一向认为天生应该由人来服侍的特权的丧失。我因免于值日而对所方发生的感激之 情,这时一下子全消失了。 这天晚上,我发现了别人临睡时脱下衣服,都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枕头底下, 而我却一向是脱下来顺手一团,扔到脚底下的。我想起所长说的话,确有几分道理, 应该注意一下别人的长处,――我如果早知道这点的话,今天不是就不会碰到这种 难堪了吗?我对伙伴们产生了不满,他们为什么对我这样“藏奸”,不肯告诉我呢? 其实,那些伪将官们连向我说话还感到拘谨,我既然不肯放下架子去请教,谁 还敢先向我指指点点呢? 我就是这样的在抚顺度过了两个多月。十月末,管理所迁往哈尔滨,我们便离 开了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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