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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捕入狱   晨更工学团在小金更村再次复兴之后不久,即1934年5月,徐明清接到了李云 鹤从北平寄来的信,她说:“我和小俞来北平后,在沙滩租了一间最便宜的公寓。 现在我俩只靠姐姐俞珊每月寄点钱维持生活,非常艰难。我想叫小俞一人留下继续 设法求学深造,我自己仍打算回上海和您在一起工作……”   徐明清立即同意了她的请求。当月,李云鹤就回到上海。这次回来后,李云鹤 住在小沙渡路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徐明清派她教高级补习班文化课。此外,她还由 陈企霞和王东放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兼职作些团的工作。孙达生是教联党组织的负 责人,对李云鹤的工作表现很满意。他觉得李云鹤当时生活朴素,工作积极,教唱 歌教排戏认真努力,和同志们也能打成一片。因此,打算考验她一段时间,正式吸 收她入党。   1934年9月初,党组织刚刚讨论了孙达生的建议,并找李云鹤谈了话。正准备 报上级党委批准时,李云鹤突然被捕入狱。   9月中旬,李云鹤为了筹备一次在女工学校举行的演出活动,邀请她在青岛时 就认识的朋友阿乐为她们拉小提琴伴奏,阿乐此时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团中央工 作。他们约好了在兆丰公园会面,不料,来公园前阿乐已被特务盯梢。他们见面之 后,阿乐从正门出去,进了租界地,李云鹤却从北门出来,到了曹家渡。当即被特 务架走,关进上海市警察局。   李云鹤入狱后,表面上强装镇静,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中非常恐 慌。她最怕受刑,自己原本细皮嫩肉的,万一破了相,将来就没法当演员了。坐在 牢房中,她绞尽脑汁想对策,打定主意只要能少受皮肉之苦,决不顶撞他们。   第一次审讯她的是上海特区审讯组的特务赵耀珊。此人虎背熊腰,又黑又高, 人称“黑大个儿”,令人望而生畏。他提审李云鹤时,先是死死地盯着她看,什么 话也不说。正当她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黑大哥儿猛然间一个巴掌朝她打过去,李云 鹤立刻眼冒金花,踉踉跄跄差点儿摔倒在地。   这时,另一名操四川口音的人则在一旁好声劝她道:“其实,有什么说出来就 没事儿了,不说呢,我们也全知道,不然不会平白无故捉你的,何苦挨顿打呢?我 们知道你不叫李鹤,真名是什么,还不快说。”   李云鹤一听,心跳不止:“我叫李鹤,小名叫李进孩。”   “混蛋!撒谎!”黑大个儿又吼叫起来,“你别把我们当傻瓜,你叫李云鹤! 对不对?你究竟说是不说?我们这里可有老虎凳,要不要你先尝尝它的味道?李小 姐。”   操四川口音的人又在一边温和地说:“李小姐别怕,只要把你知道的全说了, 保你没事儿!”   赵耀珊说:“别对她那么客气!李云鹤,告诉你,这里的滋味儿尝够了,还要 送你去龙华呢!龙华是什么地方,侬晓得fei?在那里,一颗子弹就叫侬上西天啦,你可要识相点儿……”   李云鹤吓得哭起来:“弟兄们哪,我可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哇!我是个穷教书的, 到上海来,只为能混碗饭吃呀!你们究竟想要我说什么?”   审讯人彼此相视一笑。   特务们只是跟踪阿乐意外地撞上了她,此时,只不过是想吓吓她,看能不能获 得点情况。   李云鹤因为害怕只好说出自己是晨更工学团女工学校的教师,也承认自己思想 左倾。提到晨更工学团,特务们就知道多少有些沾边了。黑大个儿说:“今天就到 此,回去好好想想,别等着上刑……”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特务们多次提审她,每次她都笑脸相迎,主动和他们谈京戏、谈话剧,说 她只不过想当演员,才不愿白白送命干什么革命呢。   特务们说:“好啊,李小姐既然多才多艺,那就给我们哥们儿唱一段听听……”   李云鹤环顾左右,灵机一动说:“在这里我唱不出,换个地方好吗?这里是过 堂的地方,我害怕,一害怕这嗓子就发紧,唱不出来,唱出来也不好听。等放我出 去的时候,我一定好好唱一段给你们听。”   实际上,李云鹤除了隐瞒下党团组织关系之外,晨更工学团表面公开的那些事 情,她还是全说了。此事有案可稽,无可否认。关押她时,特务们并没有得到什么 叛徒的口供,除了和阿乐的接触涉嫌之外,别无证据,她完全可以什么都不说。可 是她的确是害怕了,精神高度紧张,彻夜失眠,人很快消瘦下来,身体严重衰弱, 月经也停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提审,她仍强装笑脸。   在一个闲得无聊的夜晚,特务们想起了会唱戏的李云鹤,备了酒菜,把李云鹤 叫来。李云鹤马上露出笑脸说:“是叫我来给各位助兴吗?”   “好一个聪明的李小姐!”   “唱什么好呢?”她思索着。   “唱一段《玉堂春》吧!”   那伙人马上鼓起掌来。   她清了清喉咙唱道:“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走,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 想当初,在院中,缠头似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她边走台步边唱, 唱古人想自己,越唱越心酸,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李云鹤在狱中这些讨好特务们的举动,最终目的虽说是为了掩盖自己真实的政 治身份,也是为了使自己少受皮肉之苦所采取的一种避重就轻的策略,是不得已而 为之,可是却丧失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气节。   1934年11月,特务们从她身上再也得不到什么东西了,便允许她找保出狱,条 件是必须填一纸认罪书。   再说晨更工学团的同志们都不知李云鹤哪里去了。在她突然失踪之后,向教联 常委和女工学校一再询问,均不知其下落。后来,陶行知先生通过沙千里和女律师 史良多方打听,才得知她已被捕,据说案情不重。经过几次协商,由女青年会的外 国传教士为其担保,证明她在女青年会教书是女工学校的教师,她才得以获释。   1934年的11月,经受了两个多月折磨的李云鹤终于拖着十分沉重的脚步,走出 了牢狱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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