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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谁是谁呀!?台上的教官是共军的俘虏。将军们直发愣:刘院长怎么搞的? 是老花了眼,还是昏了头……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谁能想到,今年的圣诞节会在南京城度过。当首任南京 市长刘伯承乘火车来到浦口,前往南京的时候,便感觉到扬子江畔一片喧闹,整个 城市充满着活力。大街小巷秩序井然,到处欢声笑语不断。南京市以一派欣欣向荣 的景象来迎接他。仅仅一年半的时间,这里就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化腐朽 为神奇,这就是共产党的“魔力”啊! 第二天上午,刘伯承便开始办公。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军 事学院临时委员会。 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干部组成的。其中,有的来自华 东军区,有的来自中南军区、有的来自西南军区,有的来自华北军区。他们在以刘 伯承为书记的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创立与发展, 为全军教育与训练事业的不断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领导班子组成之后,刘伯承连续主持召开了院务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 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号召全院同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把“组织起来” 作为军事学院开宗明义的“第一乐章”。 从1950年11月下旬开始,奉中央军委命令,从全国各大军区调给军事学院担任 领导工作的干部陆续报到了。 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刘伯承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总政、总干的安排, 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他说:“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 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刘伯承办事就是讲效率,办学校也不例外。这边刚刚搭起学院的架子,那边就 开始招生了,从12月份开始,学员们陆续从全国各地来军事学院报到了。根据报到 的学员们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重新调整了各个学员科的组成和学制。把原来的情报 参谋训练班改为情报科,学制两年。把原来的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分为三个科: 一个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的营级干部,学制两年;一个科训练师、团级干部,学 制一年;一个科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学制也是一年。 一位参加军事学院筹建工作的老将军回忆说:“50年代办事,刘帅的作风,就 是说干就干,说办就办。你想想,美国佬在朝鲜杀人,还想搞垮中国,不拼命干能 行吗?” 急上、快上,不能粗枝大叶,而且要创出自己的特色。刘伯承工作非常细致。 对于各个学员科和教学组织的名称,他字斟句酌,反复推敲。 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有人提出叫“将官班”。刘伯承认为这个名称 不好。国民党陆军大学就曾经设有“将官班”。那是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内 部的各个派系,收买拉拢各派将领而设立的。根本不是传授军事学术的组织,而且 早已声名狼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把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定名为“高 级速成科”,训练师、团级干部的定名为“上级速成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营 级干部的定名为“基本科”。 对于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也翻书查典,很动了一番脑筋。他查阅了俄汉辞 典、露和辞典和原版俄文辞典等好几种工具书。最后,看到露和辞典上有一个词俄 文原意是讲坛的意思,是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他非常欣赏这个词。他认为, 作为给学员传授知识的教学组织,应该是一个有充分学术民主和学术研究空气的宽 松和谐的组织。不应该把它搞成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于是,他根据露和辞典这个词, 把军事学院的教学组织定名为“教授会”。他解释说:“教授会,教授会,顾名思 义,是‘教之以理,授之有术’;是教授们开会的组织。” 坚持收生标准,是刘伯承严格把住的关口,对于报到的学员,刘伯承按照中央 军委规定的入学条件进行了严格的复查。将“少数师团干部,因身体残疾不能坚持 学习者,及一部分营级干部,军事基础太浅,无实战经验,非优秀干部,确无造就 前途者”一概退回。但是,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学员文化程度的 审查则不得不适当放宽尺度,只要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因为中国军 队的精华,大都是工农出身,又长期经历战争的考验,是真枪实弹里冲杀过来的英 雄好汉啊! mpanel(1); 报到学员共900多名。经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退回或转送其他学校的有1 40多名,军事学院只招收了758名学员入学。刘伯承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好钢用 在刀刃上。选拔一个合格的学员入学,就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交给国家。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大纲规定:“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学院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在实施训练之 后,以能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 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 训练大纲还规定了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情报科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 法,规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 文化教育占18%。 不久,刘伯承又颁布了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 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掌握联合兵种的作战本领,必须是和总 结我们过去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应当强调学习新东西,但不能脱离我们中国革命战 争的实际情况。”政治工作大纲还指出:“一方面应当说明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迅速 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又一方面又应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协助改进教学方法,巩 固与提高学习信心与学习情绪。同时,反对骄傲自满、懒惰松懈、闹个人主义以及 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这两个大纲,体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方针, 明确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 1950年的最后一个月,正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紧要时刻。侵朝联军总 司令麦克阿瑟集中了20多万人,发动了所谓的“圣诞节总攻势”,叫嚷”在圣诞节 前结束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先是主动后撤,撒开大网。尔后展开了强大的 反攻,收复了平壤市,把侵略者一举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 在这一个月中,刘伯承主持了军事学院第一次训练准备会。在10天时间里,他 和参加准备会的干部、教员一起,拟定了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四个科 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研究了这四个科军事基本课目的教授方法和野外作业实施方 法;并组织了对一些重要课程的集体备课和试教工作。 1950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强大的新年攻势,开始进行第三次 战役。 这一天,刘伯承向全体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作动员报告。他用浓重的 四川口音对大家说: “同志们,今天是1950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教员、学员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 会。我们并没有休息,都在积极地准备着开学。 “全国人民在今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中,筹建了我们 的军事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在国家被侵略的战争状态 之下筹建起来的。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接着,他历数美国侵略者的罪行,赞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的伟 大胜利,勉励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尽快把军事学院创办起来,为建设一支“如虎添 翼”的新型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而奋斗。 开学了,真该乐呵一下。从四面八方来的兵团、军、师、团干部,大多是红军 时期、抗战时期入伍的,也有少数解放战争时期升上来的。这批久经革命战争考验 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中度过10多年以至20年的艰苦生活,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他 们是即将授衔的将军和校官,是人民军队的栋梁之材。胜利之师的将校级军官,勇 士、英雄辈出的军队精华,今天得到入学深造的机会,谁也抑制不了内心的激动。 可是,几堂课下来,学员队就炸开了锅: “谁是谁呀,这位教员老兄是国民党的厅长啊。” “没有错。” “刘院长怎么了?是看花了眼,还是昏了头?!” “真是怪事!” 原来,刘伯承为新中国的军事教育事业,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一些学有专长、 擅长外国语言的老译员和许多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军事教官,云集紫金山下。经中央 军委批准,先后到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600多名旧军事人员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其 中有原国民党陆军副总长、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有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师长、军 长、司令,以及一批少将、上将“高参”、“教官”等等。最高时约占全院教员总 数的70%。 这些“旧军官教员”为能在德高望重的刘伯承领导下,在全军最高学府里工作, 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顾虑:怕提起过去,怕不被信 任,怕做不好工作。因此,一到军事学院,就渴望见到刘伯承,聆听刘伯承的教诲。 刘伯承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从1950年年底起,每当他们来军事学院报到时, 不管是一二十个,还是一两个人,他都抽空去看望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有时还 请他们吃顿饭,他风趣而又诚恳地说: “你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不管是请上梁山的,逼上梁山的,还是捆上梁山的, 过去走错了路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嘛!对大家要求不高,遵守共同纲领,认真改 造思想,好好为人民服务。” 然而,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旧军官教员”与学员之间曾经发生 过不少矛盾。 从“旧军官教员”方面说,由于政治立场没有彻底转变过来,表现在军事学术 思想上就比较庞杂混乱:有人崇拜英、美的军事思想;有人宣传德、日的战略战术; 还有的在介绍战例时,竟使用过去国民党惯用的语言,引起了学员们的强烈反感。 从学员方面说,一些同志对“旧军官教员”很不尊重,认为让他们讲课是“打 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个别人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说:“你懂什么!老子当年就 是这样打的,就打胜了。” 这些现象引起了刘伯承的高度重视。 鼓不敲不响,灯不拨不明。在全院教、学员大会上,刘伯承十分严肃地说: 一在我们学院,有不少人看不起出身旧军官的教员同志。今天,我坦率地告诉 大家,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嘛2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 毛主席说过,革命不分早晚,不计先后,站到革命队伍中的就是志同道合的同志。 这些‘旧军官教员’是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当中,有 的已经转变了原来的立场,有的正在转变。他们积极为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 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协助他们搞好教学。大家都是中国人, 要团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奋斗。” 像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水,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给学员很大震动,在“旧 军官教员”的心中更是荡起了一层层的涟漪。他们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心里很不 平静。既敬佩刘伯承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胸无丘壑、光明磊落的名将风度;同时, 也从刘伯承这些赤诚相见、团结合作的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 看到了自己参加革命队伍后的光明前途。 这次讲话之后,刘伯承深入到学员与教员中间,首先教育学员正确对待“旧军 官教员”,正确认识“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问题。 刘伯承反复给大家讲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并多次回顾自己1927年11 月至1930年7月,在苏联学习时的情景。他说:“古时候,赵武灵王还知道以敌为师 咧!在苏联,也曾有过利用白俄军官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列宁的主张,历史证明效 果是很好的。在中央根据地,我们活捉了国良党52师师长陈时骥,经过教育工作后, 让他到红校当教员。二、六军团在长征的时候,也请国民党的俘虏师长张振汉讲过 课。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华北军大,同样录用过大批旧军人和旧知识分子当教员。我 一贯主张,对原国民党军队中有军事专长的专家,要为我所用,用其专长。此事可 谓前有范例,后有来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目前,只有利用老的翻译人才, 老的军事教官才能编译出我们急需的教材,才能了解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从前苏 联的情况,有些和我们是一样的。我去苏联学习时,教员中就有沙俄军队的旧军官。 那时,斯大林同志就强调要向他们学习。今天,我们也要接受他们的教学。他们在 党的领导下,发挥其特长来教我们,对于我们建军有啥子不好嘛!从现象上看,是 ‘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我们改造‘旧军官教员’,‘旧军 官教员’接受我们的改造,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对个别骄傲自大、调皮捣蛋的学员,刘伯承也毫不客气地给予批评,他说: “大家明白了道理,就要坚决去做。说服说服,心悦诚服;如若不服,那就阿弥陀 佛了,就要绳之以纪律。今后,谁要再顶撞教员,在课堂上给教员难堪,就开谁的 党小组会,执行党的纪律。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要有长江、黄河那样宽广的胸怀 和度量,不要长一副周瑜周都督的细肚肠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 得别人。” 另一方面,则教育“旧军官教员”克服旧思想,改变旧观念,把立足点转到无 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边。这种教育是从学术思想的改造入手,以学术思想的改造为 突破口进行的。 刘伯承提出要端正教风,在课业讲授中“提倡扼要踏实,反对铺张浮夸”,要 求他们按照教材内容,根据试教情况,原原本本地进行讲授。他形象而诙谐地告诉 这些“旧军官教员”,不准“偷工减料、偷税漏税,一刀杀死杨六郎,使杨家将没 有戏唱”;也不要“故弄玄虚、画蛇添足,把本来两小时的课程硬拉长到四个小时 去讲。杨六郎在该死的时候也得让他死掉,不要怕杨家将没有戏唱。”总之,一定 要把军事学术确确实实地交付给学员。 以后,刘伯承又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抛 弃头脑里美、英、德、日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他专门给“旧军官教员” 和翻译室的译员作了一次《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的长篇讲话,强调 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要为人民服务,首先要把屁股坐正,坐在 共同纲领上面。只有如此,才能服务得好。这个讲话,给“旧军官教员”教育很深, 使他们认识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坚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 在军事学院创建初期,”旧军官教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编写与翻译了 大量教材,承担了技术兵种和文化教学中90%以上的授课任务,参与组织实施了许 多次规模较大的实兵演习与现地作业,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贡献了力量。 当时,最紧迫、最困难的问题是翻译和编写军事教材的问题。因为我军长期处 于战争环境,在军事教材方面准备不足,加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 先进国家认真总结战争经验,大力发展新式武器,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水平均已跨 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的教材必须适应这新的要求、新的水平。要想大踏步地促进 我国的国防建设,必须吸取世界上先进的军事科学和军事理论来为我所用。在这种 情况下,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军队,伸出了友谊之手,派出了一批军事顾问到 人民解放军有关领导机关和军队院校工作。当时,中央军委决定选二十多名苏联军 事顾问到学院各个教学部门,带队的总顾问叫罗哈里斯基。对于顾问的到来,刘伯 承是欢迎的,同时也是十分持重的。 为着有效地借鉴苏联红军的战争经验,编写出适合我军需要的军事教材,必须 先有大批懂得俄文的军事翻译人才。为此,刘伯承提出专门设立翻译室和开办俄文 训练班,建议开办“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五十名相当大学 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 教员问题。” 与此同时,刘伯承还决定选调一些老的军事翻译人员,从事翻译和编写教材的 工作。其中,也包括部分原国民党军队中的旧人员。刘伯承说:“学院的摊子铺开 了,就如戏院开张,要有好戏给人家看,一要有好剧本,二要有好演员。”为此, 他专门委托有关人员到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访贤”、“招贤”,并提出 选拔译员和教员的三条标准:要有扎实的学术(外文)基础,一般经过专门军校训 练;有深入学习军事科学的兴趣;更要有为革命军队服务的思想和决心。 刘伯承还亲自写信给一些学有专长的知名人士,介绍我党我军的用人政策,诚 心诚意聘请他们出来任教和做翻译工作,鼓励他们将功补过,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 出力。翻译人员党必刚,早年在苏联学习军事,俄文基础很好,归国后曾在上海当 过“地下译员”,为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后来,他走了一段弯路,自己悔恨不 已。刘伯承宽以为怀,摒弃前嫌,坚持调他来南京,让他担任军事学院翻译室主任。 这位老译员到南京后,刘伯承连夜在北极阁住所召见他,亲切而又郑重地指出: “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形势十分紧急。现在,训练 干部的任务更为迫切。眼下,学院刚刚开办,军事教材和军事教员非常缺乏。苏联 军事顾问应聘前来,俄文教材需要翻成中文。现在各地的学员已经到齐,马上就要 开课,各类教材亟须边写、边译、边印、边用。任务很大啊!” 稍停一会儿,刘伯承又风趣地说:“这好比做菜,我们是热锅现炒,现炒现卖, 当场出货。你来了,要放手工作,不要辜负了人民的信任。”这位老译员听后,非 常激动,当即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建设做出贡献。 刘伯承还亲自找到一些有成见的同志,耐心做思想工作,讲历史和现实的情况, 和他们交换意见。刘伯承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教员现在是我们请来的‘先生’, 是帮助我们学习现代军事知识的。至于‘旧军官’的帽子,那是他们的过去。如今, 他们已改变了立场,为我军服务,是我们的教员,他们介绍的是现代军事科学,是 现代军人不可缺少的学问。我们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要老老实实学习科 学技术。尊重知识分子,要团结合作,协助他们搞好教学。” 与此同时,刘伯承又对旧军人出身的教员和老翻译人员做工作,一方面从政治 上严格要求,教育他们真正转变立场,端正思想,明确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目标。 对一些思想压力较大,工作缩手缩脚的教员,刘伯承经常找他们谈心、开座谈会, 热情地开导说:“过去走错了路也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在课堂里要抛弃杂念, 可以讲讲国民党军队打败仗的教训,也可以讲讲解放军受挫的例子,通过你们的对 比来讲,可以更为生动、深刻。你们诸位如今都是人民军队的教员,应站在人民的 立场上,不要背过去的那个小‘包袱’。”刘伯承还坦城地说:“要说旧军人,我 也是旧军人出身。我和朱老总都是半生旧军人,半生革命。大家都是中国人,要团 结起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出力。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有出路, 有建树。” 在少数旧军官出身的人身上,也有些残余的旧观念和对军事学术的模糊认识。 如有的说:“国民党打败仗,只是败在学术上,如果有真正的军事家,就不至于输 得那么惨。”还有的认为:“国民党不是没有军事理论家,而是老蒋不听‘忠言’, 带兵者也多是庸碌之辈,酒囊饭袋。” 听到这些议论之后,刘伯承不是简单地给予批评,而是把教员、译员召集起来, 组织大家座谈、讨论,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最后,他联系中国军事界两位 著名人物:蒋百里、杨杰的经历,阐述政治立场与军事理论研究之间的辩证关系。 刘伯承说:“我们研究军事科学,必须有一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目标,如无政治 目标,则是无的放矢。蒋百里大家说他是中国的军事学家,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 任清政府禁卫军管带,北洋政府军官学校校长,北洋总统府参议,孙传芳部队总参 议,吴佩孚部队总参谋,国民党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著有《国防论》、《日本人》 等书。他也曾煞费苦心地去研究过军事,然而由于他是中国士大夫阶级,主要依附 于没落的封建阶级反革命派,反对人民革命,所以每次都打败仗。他帮助在帝国主 义卵翼之下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打仗,被革命所击败了;后来他又依附蒋介 石,至死也无所作为。杨杰将军早年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同盟会。1916年参 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之役。曾任护国军支队长,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第1集团军 参谋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著有《军事和国防》。解放战 争时期参加反内战的爱国活动。1949年被邀为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未及参加会议,在香港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大家也说他是一个军事学家,但他在为 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时候做不出什么事来。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 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但是所 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两位军事学家,不能说他们学而无 成,而只能说是由于他们研究军事为反革命服务而无一成。我们今天来研究军事科 学,目标显明,就是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为解放被压迫的人民服务的。 希望在座同志,首先确定为解放人民事业服务的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也就 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把智力、毅力用之于人民解放事业。” 这批老翻译人员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他们认真学习党的政策,重视思想改造, 逐步转变原来的思想感情。在业务上;他们不辞劳苦,夜以继日,与有关军事人员 通力合作,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编译出数百种军事教材,还用俄、英、法、德、日、 西班牙等国语言,摘编出大量军事参考资料,有力地保证了军事教学的需要。 1951年1月间,在军事学院正式开学典礼上,刘伯承宣布了军事学院的任务, “就是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熟习与指挥现代化各技术 兵种,组织与指挥协同动作,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国主义侵略 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这些指挥人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全忠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事业、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新英雄主义的精 神,认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的任何侵略阴谋,明确这一斗争方向,保卫 祖国,保卫东亚,保卫世界和平。” 在军事翻译和军事教育的指导思想上,刘伯承是十分明确的,他鲜明地指出: 学校的训练工作,“一定要依据马列主义的军事科学、斯大林军事学说,依据毛泽 东的建军传统、军事思想,以及我军百战百胜的丰富经验,针对美帝国主义为首的 侵略集团,精细研究敌人,研究战胜敌人的有效方法,特别是研究志愿军在朝鲜作 战所获得的经验,并且要不断讲求生动的教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所担负的训练任务。” 鉴于当时我军的军事教材大多是参考苏军教材编写而成的,所以,翻译工作占 有较为突出的地位,它是学院训练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 继成部分。 刘伯承强调指出:军事翻译同军事教育工作一样,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 南,正确认识和处理翻译与教材、翻译与教学、翻译人员与军事顾问的关系。这是 端正翻译工作方向,明确军事翻译要求的重要环节。后来,刘伯承在《把我们的教 授法和学习法提高一步》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一般说来,我们学员在毛主席 领导之下做军事工作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顾问同志有着丰富的斯大林军事科学知 识,而许多教员多年从事学习具有介绍军事科学的能力,这是很好的客观条件。但 是如何把这三个方面的训练工作联贯一气,协同互助,即如何教得好,学得好,关 键就在于怎样确实交付与怎样确实接收的问题。教员在军事科学上除了从少数书本 上接收外,主要还是向顾问同志当面学习。这里首先关联着翻译工作,就是要翻译 能准确介绍学术内容。” 由于翻译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刘伯承十分重视翻译队伍的思想建设, 专门为翻译室选派了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定期进行整 风,以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还经常到翻译室开座谈会,与翻译人员促膝谈 心,说明只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才 会有钻研业务的革命动力,才能在学术上不断进步,有所造诣,并提出了“共同学 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勉为政治家兼业务专家”的口号。1951年12月21日, 刘伯承以《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为题,专门向译员、教员作了一次 报告。在报告中,刘伯承着重指出了军事翻译工作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重要性。他 说:“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是要在解放军原有的基础上着手, 要学习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诸兵种学术。这些学术就我来说,也是无经验、无 知识的,必须依靠顾问同志编写教材。而顾问同志不懂中文,因此需要译员同志把 它译成中文。这好像顾问的学术是自来水的发源地,而翻译工作则是自来水龙头, 它使顾问的学术源源不绝的输送给教员、学员,同时也要将教员和学员的思想综合 反映给顾问。所以,翻译工作是一个‘关键’工作。译员同志译稿给教员,经过教 员介绍给学员;学员有问题,教员能解决的为之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归纳起来请 教顾问。这样协同互助,以达介绍军事科学的总任务。” 在讲话中他严肃地指出,当时翻译人员主要的思想缺点表现在:“内部不团结、 不尊重领导、骄傲自大、文人相轻、不问政治、生活散漫不坚持制度、批评与自我 批评不开展,纪律、赏罚、总结、考核制度等都很差。特别是‘骄傲自大’、‘文 人相轻’的缺点表现得最严重。中国旧社会里‘文人相轻’是很严重的;看不起别 人,文章总是自己的好,自己的作品不准人家改一个字,若人家改了一个字,就 ‘如丧考妣’,就有‘不共戴天之慨’,这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刘伯承特别提到有的翻译人员工作马虎,“潦草塞责,懒得翻字典,凭自己主 观猜测。还有些同志虽翻了字典,但因没有军事学术上的素养,又不深思熟虑,就 随便写上,以致闹出笑话。有的同志俄文好、中文也好,但是缺乏军事知识。又不 虚心,也就常常发生错失。毛主席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不容人丝毫调皮。’ 如海军教材中把‘登陆战’与‘反登陆战’译成‘陆战队作战’与‘反陆战队作战’。 这些同志不问译得是否正确,只凭想象或从字句上臆测一下,张冠李戴的武断、轻 率现象,是不可原谅的。” 在论述思想意识的改造与军事科学的深造的辩证关系时,刘伯承指出:“军事 科学不但包括武装斗争的军事知识,而且还包括政治工作。如果思想意识不改造, 是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的。恩格斯说:‘客观事物是思想的源泉,思想是客观的 反映。所以思想经常落后于客观事物。’我们的思想是已经落后在翻天覆地的现实 之后了。今天我们已经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推翻了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在 中国的统治。推翻了几十年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我们是处在人民当主人 的新民主主义的时代了,是受着新民主主义的教育、马列主义的教育,毛泽东思想 教育的时代了。但是有些同志还没有看到这样巨大的转变,还没有发觉自己的落后。 我们必须迎头赶上,努力改造自己,跟着时代前进。” 最后,刘伯承强调教授会和翻译室都是重要的工作部门,尤其要接受思想改造。 他运用形象的比喻,语重心长地指出:“教员同志要很好学习,提高介绍能力。翻 译同志要加强学习军事,学习俄文,学习中文,提高翻译能力。这即是译员之三套 本事,缺一不可。现在我们翻译工作中最大的缺点是中俄文程度不够,军事知识懂 得更少,因此常常使译文生硬难懂。以后必须广看精读,加强学习。在军事知识方 面向有关教授会联系学习,俄文方面向苏联翻译学习,更不断地学习中国语文,只 有这样像瞎子驮着跛子行路一样的协力合作,多了解自己的译文缺点,多谦虚些, 才能不断进步。 “有了思想改造,才能在军事科学上深造。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旧的斗争,是 阶级的矛盾,要随时发现缺点,纠正错误。毛主席说:‘我们不要脱离实际,要好 好地学习千百万人民血汗换来的经验。把旧的、肮脏的东西抛弃,新鲜的东西只有 冲破旧的才能新生。’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对‘文人相轻’讲得很清楚,我们要 好好学习这个文件。鲁迅先生也说过:‘文人像有刺的刺猬一样,不能互相触碰, 一接触就要你刺我我刺你地相打。’这是很深刻的话,有这个毛病的同志,必须引 以为戒!朱总司令对旧军事科学曾这样说过:‘过去旧的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做斯 大林的学生,毛泽东的学生。’毛主席的《实践论》,是马列主义宝库中中国的经 典著作,我们必须仔细研读。今天我对思想改造问题提出如上意见,愿大家共同勉 励,响应毛主席号召,把军事学院的工作做好。” 由此可见,刘伯承对军事翻译工作的政治方向是把得很稳的,对军事翻译队伍 的思想建设和业务建设是抓得很紧的。由于刘伯承的努力,我军进入和平时期以后, 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人数较多,业务能力较强的军事翻译队伍。 刘伯承不但重视当时军事翻译的现实急需,而且特别关注军事翻译事业的未来。 为着培养翻译队伍的新生力量,刘伯承专门指示学院干部部门,从西南地区和上海 地区调来许多青年学生进行培训。刘伯承在繁忙的工作之暇,还抽时间接见年轻翻 译,交谈学习外语的心得,讲述做好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刘伯承指出:中国翻译 事业的发展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发展是一致的。从1840年到五四运动前夕的70 余年间,先进的中国人,经过了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至于中国近代的 军事翻译,首推林则徐,他是在19世纪4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崩溃之际,睁眼看 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向西方学习进步技术的开风气者,他开设过译馆,编译过《四 洲志》,《华事夷言》等书,对中国军事很有影响。还有严复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 家,他翻译《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传播西方资本 主义文化,曾经刺激了当时的维新浪潮。清末西风东渐,促进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 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推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当然,中国国内 阶级矛盾的发展,是社会变动的内因。我举这些例子,是说明搞好军事科学翻译工 作,对国防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希望大家少壮立志,边干边学,深钻进去,成为德 才兼备的军事科学翻译。 当有的同志表示自己爱好文艺,不愿做军事翻译时,刘伯承便风趣地开导说: “文艺翻译固然使人丰富想象,可军事翻译也是动人的交响乐啊!你们喜欢文艺, 学点武艺也好嘛。”当发现有的同志重俄语而轻视其他外语的时候,他又语重心长 地提醒说:“俄语、英语、日语,都是重要的工具,不可偏废,到需要的时候,都 会有用。” 当时的青年翻译王树森曾回忆说:1951年开学后,刘帅为我们做了几次报告, 说明只有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才会有 钻研业务的革命动力,才能在学术上不断进步,有所深造,并指出大家应该“共同 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做军事翻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即不但要外文好,还要中文好,并懂得较多的军事知识,“三套本事,缺一不可”。 刘帅自己精通俄文,尽管工作繁忙,仍然利用休息时间钻研外文,长期养成早晨朗 读外语的习惯。在他的感召下,同志们自觉地苦练基本功,每天起床后都到校园里 朗读外语,渐渐形成了一种早读制度。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翻译,年轻译员们的业务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经考核,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成绩都很好。刘伯承看到新生力量的茁壮成长,心中十分高兴, 称赞大家各方面有了“大大的进步”,肯定大家发扬了“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刻苦 学习精神,同时进一步要求大家戒骄戒躁,多了解自己译文的缺点,并根据各自的 情况和弱点,有所侧重地抓紧学习。 经过刘伯承的精心培养和译员们的共同努力,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第一支军事翻 译队伍迅速成长,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军事特色的翻译风格。老翻译人员党必刚, 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曾感慨万千,给笔者寄来他的一首感怀诗,诗中写道: 饮罢蜀水到钟山, 闲骚风雅日文瞻。 开茅韬略诲不倦, 启蒙箴言响耳边。 呕心沥血为育才, 鞠躬尽瘁不歇肩。 而今桃李满天下, 伟绩长存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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