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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败・屡・战(3) 舞台美术专家李道善 李道善是李家老大房李瀚章的后代, 即李经畲的曾孙,李国成的孙子,李家美 的小儿子, 现名李畅,1929 年生于北京甘石桥李家大院。 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 ,他从小喜欢艺术(他家从高祖李瀚章起, 几代老太爷都是戏迷, 家中几乎每个人都 会唱戏), 唱歌、唱戏、画画、武术等样样都来, 后来竟成了终身的职业了。 抗战时他随父母到了重庆, 十几岁就加入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演出活动,1945 年 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到南京他跟到南京, 解放后学校搬到北 京他也跟到北京。后来该校与延安鲁艺及华北大学第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 他 亦随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 在舞台美术系任教。 50 年代, 他参加了国家青年代表 团出国演出, 回国后重新分配工作。领导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 他认为学校艺术氛 围不错, 教书能发挥他的特长, 就又回到系里任教。几十年来, 他辛勤地耕耘在舞 台美术这块还少有人涉猎的园地上, 累积了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 著有《剧场与 舞台美术》、《舞台机械》、《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等著作, 历任讲师、副教授、 教授, 兼系主任和该校图书馆馆长。1954年起, 还兼任中央文化部剧场建筑顾问、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 发起人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 担任了国际舞台美术学会中国分会秘书长; 国家投资几 十个亿的大剧院项目重新上马时, 他担任专家组组长。 按说, 李道善干的是幕后 的工作, 舞台美术嘛, 不怎么出头露面的, 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无名英雄, 何况他 生性又不喜张扬, 喜欢在笔头上下功夫。可是他没想到, 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 还 是出了一次“大风头”, 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时候, 一不小心, 竟成了北京戏 剧界的第三号大右派, 名字还上了《人民日报》, 批判他的文章占了整整半个版面。 单位里则整天大会批, 小会批, 甚至还搬出了他的老师欧阳予倩等老先生, 来声泪 俱下地“帮助”他, 弄得他的名字在文艺界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李道善人很 活跃, 性子直爽, 办事一贯热心, 说话据说很有鼓动性。其实他不过是在“鸣放” 期间向领导提了点意见, 诸如外行领导内行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有 阶级性啦,应该建立一个舞美专业的协会组织啦等等, 都是大家常谈的话题, 有的 甚至是很好的工作建议。但是一旦你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时, 那就对不起了, 你说 的什么话, 做的什么事, 就都成了别有用心的了。 又碰上李道善是个不大肯买账的脾气, 满不在乎, 挨完斗还去东安市场吃西餐 ,那思想问题就更严重了。结果七斗八斗,把他斗成了个“二级右派”。 那时右派 也是分等级的( 笔者实在孤陋寡闻, 乃头一次听说), 一级右派是要进监狱的; 二 级右派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有的是在城市郊区, 有的则发配到新疆、青海、 黑龙江等边远地方, “锻炼”的时间有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不等, 也有的一直 “锻炼”到死; 三级右派是留在原单位( 或是调换一个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接受 思想改造, 但也不轻松, 不是降级就是降薪。二级右派是不允许你养家糊口的, 每 月只发十八元钱的个人生活费。 李道善很“幸运”地被划入“二级”, 而且没有 去外地, 被遣往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锻炼”。尽管一“锻炼”就是六年 ,尽管那年他只有二十六岁,尽管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活, 尽管他背起铺盖卷加入劳动 “锻炼”的大军时, 他的妻子谢延宁正在医院里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好在那时 的右派也多, 光中央戏剧学院就抓出来四五十个( 据说全国有五十四万), 前往农 村住集体宿舍也不算寂寞。 何况, 他的大哥李道和也“幸运”地当了右派, 他原本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 业, 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 后来在包头市师范学院当教授、外语系主任, 不知 说了句什么话, 也成了右派。于是李道善也算“道不孤”。在农村, 种地、挖沟、 修水库, 什么活儿都干…… 其实当时的上层领导中也不乏明白人, 北京市长彭真 就是其中一个。据说把这些年轻聪明的右派留在北京郊区劳动“锻炼”就是他的主 意。他认为这些人思想上有点“毛病”, 但个个都是业务尖子, 弄到外地去就糟蹋 了, 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 何况是各行各业这么多人才, 留在北京将来还好派用场。 这大概是李道善之流的最大的幸运。 而更加幸运的是上帝还给了他一个聪明美丽 ,而且明事达理的妻子。他的妻子谢延宁也是艺术界的人士,是李道善在国立剧专时 的同学, 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其实在北京演艺界谢延宁的名气原先比李道善 要大, 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早的演员之一, 曾在《蔡文姬》、《武则天》、《 雷雨》、《茶馆》、《丹心谱》、《洋麻将》等剧中饰重要角色, 是第一代《茶馆 》阵容里的人物, 身后有一大帮子追星族……然而一转眼就成了右派家属了, 要靠 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抚养三个孩子。 那时的剧院不像现在, 是常常要送戏下乡、巡回演出的, 一个巡回演出起码半 个月, 有时要个把月, 孩子就只好交给保姆。可是后来到了大跃进的时候, 不知哪 个缺德的人提出来, 家庭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提倡自己动手, 解决困难。 而谢延宁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 保姆被舆论赶走后, 她只好把三个孩子送进托儿所、 幼儿园, 住全托。到了周末, 人家革命家庭的孩子被爸爸妈妈接回家了, 而右派分 子的孩子只好仍呆在幼儿园里。可是幼儿园的老师也要下班呀, 实在没办法了, 老 师就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至于钱不够花, 那就得像李道稔的母亲一样, 翻翻这 个箱子, 看看那个柜子,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去卖几个钱。 那时李道善的母亲还在世, 老人是从日本回来的华侨, 手里有点钱, 但也受到 歧视, 不敢公开地接济儿媳妇, 怕人家说是接济右派, 只能悄悄地买点孩子吃的食 品, 趁天黑送去―――那时的政治气氛就像是草木皆兵, 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 了, 明明正常的人也变得像个贼似的了。 好在老天长眼, 让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成 长为艺术界的专门人才。 总算那些不堪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如今的李道善、谢延 宁夫妇年已七十多岁了, 早就当上爷爷奶奶了, 虽然都已退休, 但仍在为艺术界和 建筑界的各种事务忙碌着。改革开放以后, 李道善多次赴美讲学, 在美国伊利诺州 爱尔金社区学院任客座教授, 并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南伊利诺大学、南卡罗莱纳大 学、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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