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擂台赛 我感谢擂台赛，它使我有机会为我的祖国做了一点事。 1984年，一些队员去参加访日比赛了，没去的队员就悠闲了许多。想象着队友 们在日本比赛的情景，我的心充满了惆怅。谁知好消息悄然而至，一天，郝克强老 师对我说：“江铸久，你好好加油吧，我们正在筹备中日围棋擂台赛。”这真是一 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第一届擂台赛的开幕式上后，第一战中方先锋汪见虹输给了依田纪基，接着 就该我上了。我收集了很多依田的棋，一门心思看棋打谱。 轮到我执白，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让依田一下就把我击垮，因为依田的棋非 常锐利，要想法先耗着，然后再寻找机会。我的布局稍微亏了，但总的来说还算势 均力敌。熬到最后，依田没有下出特别好的棋，局势开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眼看胜利在望，我反倒开始紧张了，就怕一疏忽把棋断送了。我几次去卫生间用冷 水洗脸，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最后，我赢了依田一又四分之一子。我太高兴了， 因为这种比赛能赢下一盘就很好了。其实，我只是发挥得还可以，主要是依田的失 误多了点，他的攻击有时过火了。下一盘，我将迎战小林觉。 紧接着我又去桂林参加了新体育杯，我下得非常糟糕。当时以为自己不在状态， 其实还是水平问题，深一脚浅一脚的老毛病又犯了，经常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兵，把 缺点都暴露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参加在广州举办的全国个人赛。为了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我没有 跟队里一起走，而是去了衡山。一个人在山道上边走边想，脑子似乎清醒了不少。 第二天早晨，我遇见了湖南省地质队的几个工程师，几句话聊下来，彼此有了 好感，他们知道我是北京来的运动员，我也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兴趣。他们正准备 去界碑看矿，我也想跟着去长长见识，于是就退了房，上了他们的吉普车。 途中，我随工程师们去了一个勘探小队。工人们羡慕地说：“你这么年轻就在 中央工作，真了不起。”我说：“我哪是什么中央来的，不过是个运动员而已。” 将近中午，一条蛇好像是知道人们要吃饭了似地主动送上了门，工人们打死了蛇， 用它做午餐肉。 吃饭了，每个人一钵饭，一罐菜。看着那一罐菜，我傻眼了，所谓的菜其实就 是辣椒，里面几乎找不到什么肉。我吃了一口辣椒，立刻头上冒汗，嘴里好像着了 火，没办法只好使劲往嘴里塞饭。辣椒没吃几口，一钵饭倒是都吃光了。剩下的辣 椒我分给了工人们，他们一个劲地谢我。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辣椒饭，我觉得 地质工人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工人们却告诉我：“今天还算是吃得好的，因为省里 和中央都来了人，平时的辣椒里可没今天这么多的油水和肉。”我这才明白，当工 人们发现那条蛇时为什么那么激动。 那顿饭吃得我感慨万分，我们平时吃得稍微不称心就要抱怨，嫌工资不够高也 要抱怨，下棋输了就更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和这些四海为家的地质工人 们比，他们的苦才是真正的苦。 回去的路上，我和工程师们谈了自己的看法，可是他们说，你刚才见到的地质 队还算是条件好的，至少他们是住在宿舍里。更多的地质队是居无定所，餐风露宿。 衡山之游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原来总是抱怨下棋如何如何苦，从那以后，我都不好 意思说了，最多也就是说说输棋后的痛苦。 下午，我随着工程师们往衡阳赶，心情就没有上午那么轻松了，沉甸甸的，心 想：这世界上不容易的事和不容易的人还真是挺多的。 在广州的个人赛上，我的成绩是第十五名，尽管我很想下好棋，可就是事与愿 违，问题还是实力不够，唯一的安慰就是我把每一个对手都看成是小林觉。成绩不 好，大家都对我接下来的擂台赛表示担忧。 郝克强老师送我上飞机，他问我感想如何，我的回答是：“撞沉吉野。”我很 喜欢电影《甲午海战》，就引用了海军将领邓世昌的话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我还对 郝克强老师说：“下一次你也到机场送我。”意思就是我会连赢的，不知道当时郝 克强老师是怎么想的，是看我很自信，还是不自量力。 mpanel(1); 我和小林觉的比赛被安排在箱根的石叶亭旅馆，日本棋坛很多重要的比赛如本 因坊战就是在那儿举行的。那盘棋我执黑下得比较顺利，几块棋缠绕下来，我占了 便宜，最终我赢了小林觉。 下一场比赛的地点是东京的银座，对手是淡路修三。在东京，我联系到了好朋 友、原北京围棋队的常征明，那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证券，后来他当上了中信公司的 领导。跟常征明有关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个叫生方文司的日本业余棋手正在跟 山西搞体育交流活动，他说：“江铸久，你这么年轻又会日语，为什么不到日本棋 院来留学？”听上去主意不错，但知道真要办起来会相当麻烦。生方文司就说， “我可以帮你试试看，有事我可以和你在日本的朋友常征明联系。” 到了比赛场地，我就暗暗叫苦。因为对局室不是一间单独的房间，而是一间很 大的房间，仅为擂台赛而临时布置了一下，把房间分隔成对局室和研究室两部分， 这样我和淡路下棋时就会受到干扰。开始我还很担心，在这样的环境里下棋，可能 会影响自己水平的发挥。但很快我就平静了下来，并不是我一个人受到干扰，淡路 也同样受到干扰，而且我的日语有限，他受到的干扰应该比我还大。 那盘棋我下得很苦，淡路的水平确实不错，而且那段时间他的竞技状态很不错， 成绩也很好。比赛每方三个半小时，我开始读秒时，淡路才用了一小时五十分。可 是如果有棋运的话，它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地方。我的形势不好，淡路就想一棍子把 我闷死，而越是想把我闷死就越是闷不死，淡路急了，他越是有时间长考就越是想 不出好棋。如果换一个水平更高的棋手，或者心态更好一些的，那我可能就没有翻 身的机会了。淡路选择的路是全面围杀我，通常读秒的时候我会下得不好，偏偏那 一盘我错得很少。我在逃大龙时，还处处给他出难题，为了解决我出的难题，他消 耗了不少时间。淡路进入读秒后开始慌了，嘴里不时念叨着什么，我听到有傻瓜之 类的词。不管怎么样，最后我赢了淡路。 下一个比赛的对手是片冈聪，比赛地点是在上海。那时上海正好有个小范围的 名人赛，名单里没有我。擂台赛连赢了几场，我士气正旺，底气很足，就向队领导 打听，名人赛的标准是什么？擂台赛的成绩算不算？领导回答我，名单是早就定下 的，因为那时还没有打擂台赛。 比赛时，我和钱宇平住一屋，一般人们外出总是喜欢轻装，东西越少越好，可 是钱宇平那时总带着一对哑铃锻炼身体。比赛前我的神经绷得很紧，早早就睡了， 迷糊中隐约知道钱宇平回来了，可过一会又没有动静了。我当时是朝着墙睡的，无 意中睁开眼吓了一跳，墙上可以看到有一对哑铃晃来晃去。我知道是钱宇平在举哑 铃锻炼身体，可是赛前我太紧张，神经过敏地以为哑铃就在我的头上晃动，唯恐钱 宇平万一举不动，手一松，哑铃掉下来砸在我身上，那我就不能比赛。就这样杞人 忧天，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在和片冈聪的那盘棋中，一上来的那个大型定式我研究得不深，所以布局时就 有些吃亏。中盘后我开始扳回来了，后面的攻击我还是比较凶狠的。这样我不但扭 转了局势，我的空围得还挺大，片冈聪没办法，只好把他薄的地方硬撑了一大块空。 到底要不要打进他的空？最后我还是打了进去，一锤定输赢。 比赛结束后我们去了长江剧场，曹志林老师正在讲棋。看见我们，棋友们“呼 啦”拥上前来要求握手签名，我只觉得很多笔在眼前戳来戳去，好像还挺危险的， 保安及时将我们带了出去。远远地看着长江剧场，门口还围了一大群人，我的心头 热热的，其实我很想给棋友签名，可是当时的情景容不得我那样做。很感激棋友们 对我的热情和鼓励。 赛后，我陪片冈聪一行乘船游览黄浦江。酒卷忠雄先生说：“日本棋院这两天 就要讨论你来日本棋院留学的事。”片冈聪说：“那真要这样就好了，我们可以经 常在日本下棋了。”船上安排了娱乐节目，酒卷忠雄先生津津有味地看着变魔术。 片冈聪有点不耐烦了，他告诉我，他这已经是第三次游览黄浦江了，因为每次到上 海，主人都是安排游览黄浦江，而且船上的娱乐节目几乎没变过。 赢了片冈聪后，邱百瑞老师问我，能不能跟常昊下一盘，他进步很快。我不记 得是让四个子还是几个子，常昊下得特本手，特坚实，我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就输给 他了。常昊那时就给我留下了挺厉害的印象。 当时曹志林老师主持的《围棋月刊》专门出了号外，并联系了一家洗衣机厂赞 助，这家厂后来发展成为申花集团，是申花足球队的赞助商。曹老师说：“江铸久， 你好好下。如果你赢了，厂方答应赞助你一台洗衣机。”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当时 洗衣机算高档紧俏商品，如果我拿这台洗衣机孝敬父母，他们一定很高兴。 我如愿以偿赢了比赛，在庆祝晚宴上，曹老师把我引见给洗衣机厂的老总，老 总答应把洗衣机寄到太原去。回北京几个月后，家人告诉我，洗衣机没有寄到家里。 我有点尴尬，觉得好像给父母吃了个空心汤圆。后来有一次遇到曹老师，问起这件 事，曹老师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会事，看来厂里是赖掉了。一台洗衣机在今天 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但当时我和家人的确是空欢喜了一场。 擂台赛连赢了几盘后，我很是风光了一阵。许多地方邀请我去做报告，介绍擂 台赛的情况，其中清华大学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清华大学的围棋基础比 较好，而且年轻人很容易兴奋。记得有学生问我：“哪一盘棋下得最好？”我那时 年轻而又气势正旺，就豪情万丈地回答：“下一盘！”这样的回答当然赢得了满堂 的掌声。 下一个对手是石田章，可是比赛前的一段时间，我对棋特别没有把握，跟大家 下棋时经常输。因为擂台赛成绩好，队里就让我搬到条件较好的房间去住，室友是 王谊。相对来说，王谊当时的成绩在队里要弱一些，可是我跟他下快棋却下得很难 看。我紧张起来，几乎要对自己失去信心。很多人还调侃我，这些棋输了算什么， 你只要擂台赛的成绩好就行了。 又要去日本比赛了，连头尾共五天。郝老师跟我说，比赛的日程定得很死，因 为经费的关系，日方只能接待我们三天。如果我们到了日本后的第二天就去下棋， 可能对比赛不太有利。跟日本人商量下来，我们去日本的第一两天不下棋，就是休 息。如果第三天我下棋赢了，那第四天就连下。仗着年轻，我相信自己的体力，就 答应了这个方案。 到日本后的第二天，是NEC的决赛，当时风头最劲的赵治勋和小林光一打入了决 赛，最后赵治勋半目赢了小林光一。在酒会上，我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林海峰老师， 就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如布局不好、不知道平时应该怎样学习等等。林老师是个 相当谦虚的人，他说：“我觉得你没什么大问题，棋下得挺好。”这也许是林老师 的客气话，可当时的确增强了我的信心。 在酒会上，我还遇到了酒卷忠雄先生。他对我说：“关于你到日本棋院留学的 事，理事会已经通过了，生方文司先生会安排你的生活琐事。最近，大校雄介理事 正在中国访问，会跟你们中国棋院谈的。等一会，他会赶到酒会来。你觉得中国围 棋协会会同意吗？”我知道，多年以前，中国棋院曾经有过派棋手去日本留学的意 向，所以我认为，中国围棋协会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枝雄介先生来了，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说：“留学的事可能不会很顺利， 因为中国围棋协会有问题要跟你商量，你回去以后再说，我们保持联系。”当时我 听了有些不愉快，觉得可能是大枝雄介先生不赞成我赴日留学，就推脱说要跟中国 围棋协会商量。 虽然不愉快，但擂台赛还是要打好的。和石田章的比赛还算顺利，他的棋路比 较对我的路。下到中盘，他的一个缓手被我抓住，我攻击了他的一块厚势，顺带还 破了他一个大飞角，局面一下就有利于我了。这时，我的弱点又出现了，下得过火， 老是跟他转换来转换去，好在我最后的一个转换劫材比较多，一举就把他的一块棋 提干净了。我又赢了，至此，在中日擂台赛上，我已经连赢五盘了。 接着，我要跟小林光一下了，比赛地点是日本棋院。那次，我们一块去的有 《新体育》的刘晓君和我们的领队杜维忠。刘晓君懂一些日语，很多日本来信都是 他翻译的。 比赛前一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日本友人问我们：“不是原定在香港举办比赛的 吗？你们中国围棋协会为什么不同意？”刘晓君愣了愣，说：“不会吧，怎么会不 同意？”日本友人说：“我们特地给你们发了函。”刘晓君想起日本棋院是来过一 封这样的函，可上面说的是我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是 哪一方不同意在香港举行比赛？后来刘晓君才想起，那封信的语意是否定之否定， 意思是：“难道我们不可以在香港举行吗？”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在香港举行 比赛？”可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刘晓君先生把意思弄拧了，大家都等着去香港比赛， 可是刘晓君告诉郝克强，日本人不同意去香港，既然日本人不同意，那我们也没办 法，当然也就不同意了。 比赛那天，雪出奇的大。我执黑，迎战小林光一。开始的布局我还可以，可是 中盘以后，小林光一不停地瓦解我的攻击，进入大官子阶段，小林光一就控制了局 面。我尝试了各种手段，都不能扭转败势，最后只好认输。 虽然输给了小林光一我很遗憾，但擂台赛我的成绩难以置信的好，这对我自己 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安慰。 回到北京，大家都很高兴，我就问陈祖德老师有关我去日留学的事。陈老师说： “这件事恐怕我们不会同意，原因是各方面的，也不是我一人能做主的。”我那时 年轻，说话直率冲人，就说：“你们是不是怕我跑了？”陈老师说：“这件事就算 过去了，我们开过会，大多数都不同意。”我还想再争取一下，陈老师说：“那你 只好去问问国家体委李梦华主任了。” 我觉得理在我这一边，就去找了李梦华主任。李梦华主任不在，他的秘书接待 了我。当我再去找李梦华主任时，秘书告诉我，李梦华主任的意见是服从队里的决 定。这等于我根本没见到李主任，只是和他的秘书见过两次面，原来我是准备和李 主任敞开心扉，好好争取一下，没想到就这样完了，而且，秘书告诉我的理由还不 能说服我。 我又去找了训练局的年维泗副局长，年副局长是足球界的前辈，分管我们围棋 队。我也喜欢踢足球，开始我们谈得很投机。年维泗副局长说，他也很赞成运动员 走出去请进来，这样有利于提高。我听了很高兴，觉得这下有门了。谁知最后年副 局长话锋一转，说：“像你这样的棋手呆在国内也不错，你们队一定有很好的考虑。” 这么兜了一大圈，我都不知道自己来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就直愣愣地问他，那这 件事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年局长告诉我：“我毕竟不太了解你们围棋队，既然你 们队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一定是有道理的。你就服从队里的决定吧。” 绕了一大圈，我又回到了队里。陈老师说：“还是这样的结论，队里绝大多数 队员不同意，我理解你，但我不能改变队里的决定。” 留学的事就这样结束了。刚从擂台赛回来，我还是兴冲冲的，可是队里的决定 就好像是一盆冷水，浇在了我的头上，冷得我直哆嗦。 这时候还有一件更不愉快的事。擂台赛期间，我曾经说：“现在火车票没那么 紧张，我回太原就容易了。”好几个教练紧张地问我：“你回太原干什么？还是好 好准备擂台赛吧。”其实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那时家里还老给我拍电报，让我好 好打擂台赛，这种情况以前不常有。等我打完擂台赛，他们才告诉我，你奶奶去世 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一个人跑到龙潭湖去转悠。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奶奶带 大的，感情很好。长年在外训练比赛，很少回家看望奶奶，但我心里是一直牵挂她 老人家的。每次回家，我都要挑水帮她洗手，因为那时我们住在简易楼里，没有自 来水管。奶奶说：“你就别挑水了，你一走了还不是这样。以后你回来时，记着给 我带点好吃的就行了。”十三年里我只有一次是在家过春节的，也没给奶奶带什么 好吃的东西。奶奶去世了，家里和队里商量瞒着我，因为我和奶奶的感情很深，怕 奶奶的去世会影响我比赛。 所以，擂台赛的五连胜虽然给我带来了喜悦，但很快郁闷占据了我的心间，其 原因主要就是这两件事。 第一届擂台赛继我五连胜后，小林光一也发挥出色，一连赢了我们好几名棋手， 一直到我方的主帅聂卫平出场，才三连胜拿下了擂台赛的最终胜利。 第一届擂台赛中国队胜利了，大家都喜气洋洋，开好了庆功会，就要开始分配 奖金了。奖金分配方案是输棋的队员和教练各一千元，聂卫平三连胜贡献巨大，得 奖金九千元，我得五千元。 我在擂台赛上的胜利给家乡也争了光，因为山西还从来没有运动员在国际比赛 上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省里特地为我开了庆功会，除了表扬我的拼搏精神外，还宣 布奖励我五千元，王森浩省长和张维庆副省长都到会了。张维庆副省长说：“江铸 久，你有什么愿望就尽管提。”我说：“我省围棋队的成绩在全国一直不错，但一 直是体工队在托管，如有可能，我们应该像其他省市一样建立棋院。”张维庆副省 长满口答应。我父亲也很激动，说：“如果建棋院，我就把我们家的三间私房捐献 出来。” 建棋院的八十万专款很快就批了下来，盖了一幢楼。可是弄到最后，棋院只拥 有四、五两层楼，其他的几层都给体工队做了办公室了。 回到北京，华以刚老师代表队里找我谈话，说：“我们都认为你不能五千块都 自己拿了，你这儿得五千，那儿得五千，总共拿了一万，这不比聂卫平还多吗？” 我说，我是不应该比聂卫平多，可这是两种奖励加起来的。这样扣掉，我觉得对山 西不公平。而且我知道有的队员成绩好时，地方也有奖励，包括钱和房子，为什么 到了我的身上就不行了？最后七扣八扣，除掉税，我实际所得是七千多元。没多久， 北京市也奖励了聂卫平，队里却没有分任何奖金。我就对华老师说：“你们这样处 理，对我和山西都不公平。”总之，在奖金分配方面，我有些不愉快。 中国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胜利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把“抗日英雄”之 类很多溢美之词都送给了我们，我们也到处去做爱国主义的报告，所到之处都收到 了热烈的欢迎。后来想想，至少是我，真不适合做那样的报告，因为我只是把目己 份内的事做好，这跟军人站好岗、工人上好班、农民种好地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二届擂台赛我输给了小林觉。 第三届擂台赛在太原举行，我上场对山城宏，那盘棋一上来就挺苦的，一直到 中间，我有一个挺明显的机会，可是我攻击过分，又追着人家打劫，一下子被山城 宏抓住，他乘机不断扩展领先局面，最后我输了。 第四届擂台赛在厦门举行，轮到我上场时，依田纪基已经连赢四盘。那盘棋我 下得不好，结果依田又把我给干掉了。 第五届擂台赛我也参加了，可是还没轮到我上场，钱宇平就赢了武宫正树，就 这样我还没上场，擂台赛就结束了。 现在回想起来，第一届擂台赛我的成绩出乎意料的好，而以后的几届擂台赛我 的成绩又出乎意料的糟，但擂台赛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影响。我感谢擂台赛，它使 我有机会为我的祖国做了一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