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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返上海重启工运 1926年6 月27日,上海总工会又被上海警厅再次封闭,上海的工人运动遇到新 的困难。党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运的领导,又把李立三调去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 委员长,要他去尽快改变上海工人运动的被动局面。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形势下,李立三在广州参加并领导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 会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匆忙离开广州,再次赶赴上海。 到达上海后,李立三经过艰苦的工作,首先从组织领导上大力加强了上海工运 的核心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于当年7 月11日主持召开了由各产业工会的 132 名代表(代表有组织的工人20万人)参加的上海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新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共31人,在16日召开的执委会上,李立三、孔伯立、 张佐臣、李伯之、叶大公等7 人被推举为常委,李立三继续任委员长。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一份宣言。“宣言”对如何重启上海工运提 出了指导性意见,并分析了上海工人阶级当前状况及革命要求。如,“宣言”分析 出目前上海工人的总要求有11条: 1 .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15元; 2 .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3 .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 4 .星期日,工资照给; 5 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6 .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7 .规定因工作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8 .工人在疾病时厂方需负责医治并需给发半数以上工资; 9 .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息,工资照发; 10.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11.工厂设备之改良,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有了组织保障,加上斗争策略明确,在李立三领导下,上海的工运很快再次出 现新局面。上海的工运形势,也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海的罢 工斗争,已经从单独的工厂罢工逐步发展到同盟罢工。 针对新的形势,李立三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适时提出,把工人之经济斗争上升到 政治斗争上来,以此更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可谓风起云涌,参 加人数越来越多,形成了罢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6 至8 月共发生罢工112 次, 参加罢工的工厂275 家,累计人数达20万人。而且罢工的面非常广泛,有产业工人, 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甚至连过去不曾参加五卅运动的闸北35家丝厂女工也参加 了同盟罢工。斗争的内容也从改善生活待遇等经济斗争,逐步发展到要求享有参加 工会的权利和反对压迫等政治斗争。 当年7 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并节节胜利。8 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当时的 形势,号召全国民众起来“尽力参加北伐或反吴的工作”。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内外棉纱 厂罢工。委员会由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李成(李立三)、项英5 人组成,以 何松林为书记,尹宽等负责宣传部的工作。 从当年施英在《六论上海的罢工潮》一文中所写,就可清楚地看到上海工人当 时的罢工情形: 经过两个半月长期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 来了。 mpanel(1); 从本月(8 月)20日起,上海小纱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开始实现总同盟罢工。肇 成这次罢工的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最近发生的日本人在日船‘万里丸’号上秘密 杀害陈阿棠案;二是日本资本家在日华纱厂用电网害死中国工人郝霍卿以及内外棉 日籍职员压迫中国工人等事件,举行了政治性总同盟罢工。这次总同盟罢工开始时, 参加者13400 余人。迄至现在(罢工六日以后),继续加入者达两万人以上。再观 察各区域日厂的形势,三、五日内均不免动摇,并且不限于纱业范围,而将扩大到 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的各种企业。 这次总同盟罢工持续了28天,只是由于北伐战争顺利发展,中共上海区委决定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才结束了这次罢工。 在6 月至9 月的上海工人罢工高潮中,上海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 高,工会组织得到了发展,广大工人经受了锻炼,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思 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北伐军于9 月7 日占领汉阳兵工厂、汉阳县,8 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抵达 武昌城。在这种形势下,李立三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立即离开上海赶到武汉,再 次担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并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建立起全国总工会驻汉办 事处,领导武汉国民政府管辖区域的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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