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后的李立三(1) 八一南昌起义后第七天，党中央在汉口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汉口鄱阳街139 号，是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农民部俄国人顾问洛蜀莫娃的住地）召开了“八七”会议，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1人，邓小平是党中央的秘书，为主要工作人员。身为中共 中央临时常委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却因在领导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未能参 加。 会议由李维汉主持，议程3 项：①共产国际代表报告，指出过去存在的错误， 提出新的路线；②不是常委的瞿秋白代表常委会作报告；③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 只开了一天。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改组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首先由罗明那兹提出了政治 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各7 人的建议名单。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瞿秋白、苏兆 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 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 讨论中，蔡和森、李维汉提出毛泽东应参加政治局。经投票表决，按得票多少 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 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 人；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 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7 人。 8 月9 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3 人为政治局常委， 实际上由瞿秋白主持中央的工作。瞿秋白强调不断举行工农武装暴动，为“左”倾 错误种下了病根。 8 月11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广东省委（张太雷任书记），同时决定成 立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闽南及转移到海外的党组织。南方局由张国焘（任书 记）、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7 人组成，机关设在香港。南 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 带特支。由于多数成员是南昌起义军南下领导人，故中央决定，由张太雷、杨殷、 黄平3 人组成临时南方局。 9 月26日，南方局在汕头开会，对张国焘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决定推选张太雷 任南方局书记。 9 月28日，张太雷在汕头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决定增加李立三为南方局委员。 10月15日南方局与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改组了南方局，由张太雷担 任南方局书记，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会议通过了 第14号通告。 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致广东省委的信中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 后问题中指出：关于溃散之同志……现尚在前敌（委员会）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 必要留在前敌的，须一律设法回沪。 10月23日，中央给广东的信称，张太雷已到，定于11月8 日召开紧急会议，要 求广东通知周恩来务必于11月7 日前赶到上海。中央还决定取消南方局，广西归广 东省委指挥。 遵照中央的通知，李立三于10月底由香港赶到上海。1940年李立三在《自述》 中写道： 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内发生派性斗争，蔡和森同志公开鼓动成立左派小组，我 反对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又不完全同意由瞿秋白同志领导的政治局……由香港 到上海后，中央决定派我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会议，因准备出国，所 以此间没有参加中央的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和《时事问题简评》等文章 中，系统地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他认为：广州时期为第一阶段， 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的全民族的反对帝国 主义的革命阶段；武汉时期为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 “土地革命阶段”；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为第三阶段，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的“苏 维埃革命”阶段。斯大林甚至认为“在最近时期（不一定是经过两个月，也许经过 半年、一年）新的革命高潮成为事实。” 共产国际把斯大林的“三阶段论”奉为神圣的信条，并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因 此，它在较长的时间内成为一种模式，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也 是历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mpanel(1);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那兹来到中国后，按照斯大林的“三阶段”论指导中国 革命，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提出“不断革命论”。 11月8 、9 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 代表罗明那兹出席会议作报告，认为中国革命潮流是不断高涨，革命性质是“无间 断的革命”，革命任务是在中心城市搞武装暴动。会议接受了他的主张，通过了由 罗明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强调“无间断的革 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对全国革命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 计。本来，那个时候革命已转入低潮，各地革命力量已遭受严重的摧残，共产党员 由原来的六万锐减至一万多人。而决议案却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仍在“不断 高涨”，“现时全中国的状态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它不承认1927年革命的失败， 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错误地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 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特别要求“使暴动 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这个决议使“左”倾盲动主义在 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