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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后面对康生的恶意“栽赃”(1) 由于李莎是俄罗斯人,从小生长在莫斯科,从苏联来到中国后,不时想回去看 看。这种对故乡、对亲友的眷恋之情,是人所共有的。为了来往方便,她一直持有 苏联护照,保留着苏联国籍。这在中苏关系正常时期,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但在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以后,对李立三来说,也随之带 来了严重的后果。从某种角度上说,李立三“文革”中的悲剧,除了他是所谓“老 牌机会主义分子”外,跟他这个“国际家庭”也不无关系。 早在1959年8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时,林彪突然提出了 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一上山( 即庐山) 你 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有人 借机直接诬蔑攻击彭德怀“里通外国”,一向靠整人起家的康生灵机一动,立即写 信给毛泽东,把矛头对准在苏联呆过15年又有苏联籍妻子的李立三,说李立三也是 “里通外国分子”。 康生一下庐山,9 月的第一个星期,就找李立三谈话,把祸水向李立三泼去。 除了抓住李莎的国籍问题大做文章外,还故技重演,重复1937年他在共产国际时对 李立三的诬陷,借苏籍华人郭绍唐之口,诬蔑李立三1938年在苏联坐牢时“对中国 党的同志随便乱供”,再次加罪于李立三。 李立三面对康生向他发出的进攻,坐卧不安,于1959年9 月10日给康生写了书 面报告,阐述了自己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就康生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全文如 下:[y1][y2][y3] 康生同志: 几天前你和我谈,要我劝李莎转入中国籍的问题,我至今还没有向李莎谈过。 这几天来,我再三考虑过这个问题,有以下一些想法: 首先我考虑的是,究竟政治上是否有此必要?我想,李莎和我结婚二十三年多 了,从来没有发生什么政治上不好的问题,特别是她到中国来以后十三年多,耳濡 目染,政治思想水平有了不少提高,对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虽 然她对中国的某些风俗习惯,至今还感到有些不习惯,但是,她非常信服我们党领 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为此感到高兴愉快。 因此,我相信她在政治上不会发生任何问题。我又想,假如她在政治上不可靠的话, 那么,转入中国国籍也不解决问题,我就应当考虑同她的关系问题。但是,她在政 治上不会有任何问题,我是可以完全保证的。 另一方面,她对苏联民族的情感是很深的。她是俄罗斯人,从小生长在莫斯科, 一切风土人情都已养成习惯。因此,她至今常常想念故乡,总是想回国去看看(不 过,她来中国后,十三年中只回去过两次,这是因为来往路费困难,又不便呈向中 央请求补贴)。她在苏联还有一些亲戚(都是普通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担任负责工 作的),和她通信的只有一个嫂子和两三个同父异母姊妹。她有时还是很想念她们 的,接到他们来信的时候,就感到愉快。因此,我觉得,如果向她提出要她脱离苏 联,加入中国国籍,她一定是不愿意的。如果勉强的话,可能发生很大的争吵,甚 至闹离婚。如果政治上有此必要的话,我是会不顾这一切的。不过,我觉得政治上 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并且我想,如果因为国籍问题闹离婚,万一传到苏联同志的耳 里,也会发生不好的影响。甚至她同意我的意见,转入中国国籍,按照苏联法律, 要办脱离国籍的手续,不管她提出什么理由,还是可能引起苏联同志的怀疑,似乎 这也是不很好的。 她在这里,除了几个中国同志的苏联爱人外,没有和任何苏联人有朋友关系。 十多年来,除了因回国办护照等事情到过几次苏联领事馆外,没有到过任何苏联驻 华机关。苏联专家,包括和她一块在俄语学院工作的专家,她与他们没有任何友好 往来。 mpanel(1); 我常说,我的家庭生活,是充满矛盾和妥协的。矛盾是夫妻矛盾加民族矛盾 (生活习惯不同),妥协是在生活习惯方面相互妥协。老实说,在这一方面我向她 妥协得多。为什么能够妥协,不只是因为患难夫妻(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她的表 现始终是好的),而且主要是政治思想上的一致。在政治方面,她是完全相信我的, 这也是她热爱中国党和中国人民事业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常观察她这种既爱苏联也 爱中国的感情,这种感情在她内心上并不是矛盾的。 上面这些想法,如果有错误的话,希望你给以指示。 另外,你那天说的,郭绍唐在八大前的来信说,他“在狱中没有像李立三那样 对中国党的同志随便乱供” 。我想,你现在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是不是你对我这 个问题还有怀疑?你在那天会议上也没有说郭是诬蔑。我向你申明,这完全是郭绍 唐对我的诬蔑。我在苏联坐牢的时候,没有任何“乱供”的事。恰恰相反,针对马 尔特维诺夫用国际干部部的名义写的证明信,不仅诬蔑我而且诬蔑我们党和党的一 些领导同志的话,我在狱中就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坚决斗争。出狱以后,我就向共产 国际监察委员会写了很长(240 页打字材料)的申诉书,控告和驳斥马尔特维诺夫 对我们党的诬蔑。我记得恩来同志还参加过一次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讨论我的问题 的会议,想必他会记得这些情况的。据说,共产国际有关中国党的文件都送到中国 来了。我想这个事实是可以完全弄清楚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如果你 现在对我还有什么怀疑的话,我敢说,你将来总会相信我是完全忠实于党,忠实于 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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