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 　　多苦多难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几刻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兵荒马乱、自然灾 害、外强侵凌、内贼作乱……有哪种苦难的滋味中华民族未曾尝到过？中华民族之伟大， 不仅仅因为其智慧和勤劳，而且因为这个民族能够承受最多、最沉重的苦难。 　　如今，中华民族又遇到一场空前的劫难。这场劫难几乎波及家家户户，把960 万平 方公里搅得一片混乱，是非不分！你被打了，而打你的是同胞；你被骂了，而骂你的是 亲人。 　　我的父亲也未逃劫难。他是个上厕所也读着古书，睡梦里也每每讲着英语的学识渊 博之士。他满腹诗文，一手好字，出口成章，下笔有神，但他集大智和大愚于一身―― 不会看风使舵，不会趋炎附势，这种人在急转直下的“文革”中是没有不吃苦头的。他 被关进学校的“牛棚”，停发了工资，在学校每天要挂上那沉重的黑牌子，经常受审讯、 体罚，受尽凌辱。造反派有时告诉他我出事了，我死了；有时又叫他写遗书，当晚就把 他带出去活埋……那些人还逼迫他拉着700 来斤重的车从浦东三林县到上海市，每每通 宵达旦。 　　我父亲身体棒，原来在所有的同事、朋友中是出了名的，从不跟病魔打交道。年复 一年的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摧残使他的身心受到难以愈合的创伤。父亲偶尔有机会 回家一次，喝几口闷酒，然后笑着说：“爸爸什么都排解得开！”那么，他到底吃了多 少苦呢？我们不敢问，他也从不说。他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照样和我们讲讲诗 文、典故，讲讲做人的道理。虽然他每每总是傍晚回家，第二天清晨5 点多又要赶回学 校，而且要挂上“黑帮”牌才能进校门……如果那时他向我们倾诉他受的屈辱，发泄他 的痛苦，那多少可以消除一些内心的积郁。一个人受了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是需要诉说的 呵！他这个硬铮铮的汉子除了笑声不再爽朗外，竟是谈吐依旧、幽默依旧，而人的承受 力是有限的。病魔在我父亲的体内潜伏了下来…… 　　我们的家自然也被抄了。来抄家的造反派的头目会下围棋，可能还手下留情了，遭 受的损失不算惨重，虽然围棋书籍少了很多。 　　那个时候，真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国的老干部整批整批被打倒。我所熟 识的不少热心支持围棋事业的老干部简直无一幸免。我特别关心他们的命运，但他们不 是被批便是挨斗，不是被定为走资派便是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和我父亲一样， 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受着虐待折磨，这是什么世道？！ 　　最令人受不了的是陈毅同志也遭到批判、围攻。在这场运动中，陈老总无所畏惧， 正气凛然。他敢于说他人不敢说的话，他的话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使人民对他更爱戴、 更崇敬。可就有那么一小撮人，对陈老总恨之入骨，他们竭尽诬蔑、贬低、造谣和谩骂 之能事，欲置陈老总于死地而后快。陈老总热心提倡围棋，这也成为一条罪状。我非常 为陈老总的安全担忧，在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发了昏、发了疯的年代，谁的生命有保 障？一次我看到一份造反派的小报，上面有一张批斗陈老总的照片，陈老总低着头站在 那里……我看着这照片真有说不出的愤慨和难受。我的心颤抖着，颤抖着，抖成了碎片！ 如果需要低头，让我来代替陈老总低么！那些忍心让陈老总低头的人，低下你们有罪的 头吧！那些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冤狱的人，低下你们罪恶的头吧！ mpanel(1); 　　李立三同志在“文革”初期就自杀身亡，在当时自杀是罪加一等、死有余辜的。但 我的亲身感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是个好人。在我和他的多次接触中，他是那么的善良。 李立三同志死得冤呵！但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为他哀悼。 　　多少人的心里在滴着血，可是偏有一些人还唯恐血流得太少似的，内战越打越凶， 造反派的组织也越来越庞大。很多人都设法加入某一个造反派组织――仅仅是为了在政 治上得到庇护，或者说是为了生命安危。 　　我实在看不惯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我不愿为了政治上得到庇护而投靠哪一派组织。 顶多被划入另册么！ 　　我加入了一个没有派的派――逍遥派。 　　人活着总要找点事做的。我看着自己瘦弱的身子，那就练身体吧。围棋虽属体育项 目，但我和围棋之外的体育运动几乎无缘。只是在当了逍遥派之后，我才跳进了游泳池、 走进了举重房、挥起了乒乓拍。说也奇怪，不知不觉间，多年的神经衰弱症好了，折磨 人的肠胃病也驱走了。真是食欲和体重俱增，肌肉共脸颊齐鼓。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开 始，像饼干一样单薄的陈祖德消失了，代之以一个有着令人羡慕的肤色和体魄的陈祖德。 　　身体是壮实了，精神却是空虚的。 　　当然，身体强壮总是件好事，有时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在大串联时期我和姐姐( 她早已分配到北京工作) 买了火车票回上海探亲。进了北京站不由大吃一惊，车站之混 乱使我马上联想到苏联描写国内战争的电影中的一些场景。所有的列车既不标明开往哪 里，也没有列车员，反正来了一列火车大家就一拥而上打听此车驰往何方。如此重复再 三，每每列车驶来时人们满怀希望，列车驶走后又感到空空荡荡。 　　那时正是严冬腊月，我和姐姐在车站里站了10个小时还未挤上一列火车。好不容易 挤上一列，那个挤呵，足以使上下班时的公共汽车自叹弗如。上车后才听说这列车开往 上海约花50多小时，我们像罐头中的沙丁鱼似的站在那里不用几个小时就得趴下。无奈 何，使足了劲再挤出车厢。可是，姐姐已经挤不下来了，只见她往车下的人群里一跃， 我就势把她抱了下来。此时已是深夜，天空一片漆黑，寒风毫不留情地阵阵逼来，人在 倒霉的时候谁都想欺负一下呵！ 　　我们冻得不停地蹦跳，但依然跳不出严寒的包围。突然，我们看见站台的一角有牛 皮纸包好的待运的书，看来是《毛选》吧！这些书码得像围墙一般，我们赶紧躲到这大 墙后面。当然，在严冬的威胁下，蹦跳是不能停下的。《国际歌》告诉我们：世上没有 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可是姐姐急得不能自已了，眼泪夺眶而出。我是个男子，当 然不能表现出软弱。不过我嘴上在劝慰姐姐，心中也十二分焦急。以前我出门每次都由 各地体委安排妥帖，有人送，有人接，丝毫不用操心。今天这情景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难道我俩就这样无休止地在站台上吃西北风吗？ 　　姐姐还在哭！ 　　就在快绝望时又有一列火车隆隆驶进车站，听说是从上海开来的，人群立刻蜂拥过 去。我这个平时文质彬彬、讲究礼仪的人突然冲动起来，不知是因为姐姐的眼泪还是突 然醒悟到在这个天下大乱的年代再这么老实那就干脆别想上火车！车还未停稳，我就跑 到一个卧铺车厢前，对准一个窗户做了个双杠上的双臂曲伸动作，嗖的一声往窗户里蹿 了进去。车厢里的旅客被我这不速之客突然的降临吓得都跳了起来，他们好像见到什么 蒙面大侠似的马上提起行李抢着逃跑似的下了车厢。我又做了个拉单杠的引体向上动作， 很快就占了两个上铺。我姐姐随着拥挤的人群进了车厢，当她看到我已为她占上这意想 不到的铺位，不由破涕为笑。我俩就此舒舒服服地躺到上海。我平时在双杠上可连续做 六七十个双臂曲伸动作。单杠上的引体向上动作也是我的拿手好戏。想不到这两个动作 竟在火车上大派用场。 　　逍遥是个自由自在的词汇，然而身为逍遥派可不是自由自在的。无所事事绝不意味 着自由，而是意味着空虚、意味着苦闷、意味着压抑！有时围棋爱好者上门求教，我感 到特别愉快。以前由于赛事繁忙，我跟围棋爱好者接触不多，如今他们给了我理解，给 了我支持，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希望！我感到他们格外的可亲。围棋虽然被某些人辱骂 为“四旧”，但只要见到围棋爱好者，我就能够感到围棋的潜在的生命力。 　　一天我收到清华大学一些师生的来信，他们都是围棋爱好者，希望得到我的指导。 于是我便带着年轻棋手――有时是邱鑫，有时是曹志林――来到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牌子响当当，是我国的最高学府，能进入这所学校的都是各地学生中之精 英、是祖国未来之栋梁。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学生的宿舍相当拥挤，一个小小 的房间里摆上4 张双层床，中间再放下两条长桌就完全饱和。双层床的下铺代替椅子， 我就在这“椅子”上和热诚、好学的师生们对弈。在我下棋时校内很多围棋爱好者闻风 前来，观看的人太多了，非但把桌子包围得水泄不通，连双层床的上铺也“座无虚席”。 我这一生中表演过很多次，观众密度最大的无疑要数清华大学的学生宿舍了。然而，这 种超密度却给予了我那样的温暖，晚上我睡在这简陋的学生宿舍里，觉得枕着温暖，盖 着温暖，很快就美美地进入了温暖的梦乡。 　　学生们的饮食也糟糕，谈不上有多少卡路里，不过是填饱肚子。不少学生都准备着 方便面，需要时把面条往茶缸中一倒，冲入开水就吃。是大学生们的热情招待使我首次 品尝了方便面。 　　在清华大学的那些日子是令人怀念的。对于爱好围棋的师生来说，可能是我辅导了 他们棋艺；然而对于我来说，是他们在我空虚无聊的时刻给我增添了生活的乐趣，也使 我更坚定了对围棋事业的信心。 　　后来清华的学生们一批批地分配到外地，这些围棋爱好者像种子一样撒向全国各地。 尽管爱好围棋的学生陆续离校，但清华大学的围棋活动一直开展得很好。直到如今，一 旦有高手在该校表演，校内只要贴出一张海报，就会聚拢数百名围棋爱好者热心观看。 之所以能这样，围棋本身的魅力是一方面，清华大学的传统又是一方面。之所以有这样 的传统，是因为清华大学有那么一些爱好围棋并且多年来一直起着积极作用的教师们。 　　与围棋爱好者的交流是令人愉快的。但在那个国家遭难的时期愉快的事太少而苦恼 的事太多了。 　　1969年10月10日，周总理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总理接见国 家体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运动员。当时主管国家体委的是军管会的代表，他根据林彪一 伙的旨意向周总理汇报要撤销一批体育项目。当他提到围棋时，周总理说围棋有对外交 流的任务，不能绝种。这话再清楚不过是针对撤销而言的。但之后不久，军管会又打了 一个报告，再次提及要撤销围棋。周总理明确批示：围棋不是撤销的问题。短短的几个 字，鲜明有力。可恨林彪一伙无视周总理的批示，围棋终于被强行撤销。 　　当围棋在世界上日复一日地发展的时候，她恰恰在自己的故土上遭到了无情的摧残， 凶狠的践踏！不过，这也不奇怪。棋运和国运从来就是一体的。50年代，围棋随着国家 的复苏而复苏；60年代末，围棋随着国家的沉沦而沉沦。 　　国家围棋集训队被撤销了，集训队员纷纷回到自己的省市。我和另几位上海的棋手 理应回到上海。谁知“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竟然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张春桥在 “文革”中不择手段地攻击陈老总，谩骂陈老总“不会打仗，只会下几着臭棋”。出于 这种不可收拾的仇恨心理，他自然就仇恨陈老总提倡的围棋事业以及陈老总爱护的围棋 手。 　　北京不让留，上海不让进，我们无家可归了。 　　怎么办？ 　　军管会下出高明的一着――让我们去五七干校。去五七干校是毛主席发出的号召， 我们当然响应。 　　这是1967年的夏季，我们上海的几个棋手加上安徽的王汝南和四川的黄德勋等，混 杂在大群体育战线的干部中乘火车来到山西省长治市，在长治换上卡车驰往屯留县。卡 车在田野上奔驰着，阵阵暖风迎面扑来，暖融融的。我不知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更不 知从干校出来后的前途如何，不免有些迷茫。但同时我又感到高兴，因为今天我再不是 “饱食而遨游”的逍遥派了，而是一名五七战士。我是真真切切地在党的怀抱中长大的。 我对党始终怀着一种感恩思想。“文革”中我虽然对不少事情无法理解，特别对于围棋 项目的被撤销极为愤慨，但我对党对毛主席是坚信不移的。我当然渴望着能重返棋坛， 不过眼前我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好一名五七战士。 　　屯留地处晋东南，虽然晋东南在山西属较富的地区，但屯留却非常贫瘠。这一带粮 食产量很低，一个劳力每月只能分配到20多斤粮，难以糊口。因此这里的农民经常喝稀 的，一大碗棒子面粥加上几块咸菜，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很多南方人看到窝窝头就皱 眉头，然而在这儿能吃饱窝窝头已是上上大吉了。 　　干校的劳动很繁重，在4 个月的干校生活中，我干了不少活，造猪圈、盖马房、建 厕所、修堤坝以及拉车挑水等等，干得最多的是打土坯，4 个月中大约有3 个月和土坯 打交道。 　　农活中固然有轻重之分，但每种活只要认真地干，卖力地干，都极辛苦。记得一次 我拉着几百斤重的车不断地走下坡路和上坡路，走下坡路时脚步尽可能放慢，身子尽量 后仰，非得用自己的体重和力量去抵抗那几百斤物体下滑时的惯性不可。如控制不好或 有所不慎，则后果实难设想。上坡艰苦之极，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代价，坡度越陡，身 子越要往前倾。我只听到自己在大声喘着气，只看到脸上的汗水不断洒向地面。我的思 想变得非常单一――想法迈出一步，再迈出一步。我前倾的身子眼看就要碰到地面―― 两条腿已不顶用了，连一双手都撑在地上“走着”，就此成了4 条腿的动物。 　　当我终于走完这段上坡路，身子一软就躺倒在地。我只感到浑身如虚脱一般，但又 似乎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愉快。我的脸上尽是泥土和汗水，想想自己的狼狈相不免笑了起 来。我躺在泥地上把水壶里的水往喉咙里直灌，此时的水再甜美不过了，是以往任何宴 会上的美酒都无法比拟的。我透过被汗水模糊了的镜片望着晴朗的蓝天，享受着一种胜 利的喜悦。对付这一段路程我花了多大的代价！然而喜就喜在付出了代价，好比拚搏了 一整天之后终于赢了棋一样。胜利的喜悦往往是和付出的代价成正比的。 　　打坯在农村中是最重的体力活。以两人为一组，由一人将湿土装在木模中，另一人 拿着石夯将湿土打结实，然后拆开模子，把相当于六块砖大小的土坯一块块垒起。经过 日晒风吹，土坯的水分蒸发，就成为和砖类似的建筑材料。 　　打夯这个人非常劳累，每一块土坯要使劲打20下左右。如打100 块土坯，就得打2000 下。石夯本身有一定分量，又得举起使劲砸下去。为了使土坯结实，当石夯接触到土坯 时还得把夯拧一下。当地都是身体最棒的劳力干这活，即使在粮食极缺乏的地区，打土 坯时也必须加餐，每餐又得保证吃饱。 　　每天我拿起石夯，没打多久就大汗淋漓，浑身湿透。到了休息时衣服被风吹干，只 见衣服上铺满了一层白花花的汗渍。体内的盐分留在衣服上，塞外的风沙留在我脸上。 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在这段时间里，眼看着自己干瘦下去，肚子像放了气的皮球，只 剩下了一张皮。几个月后回到北京，姐姐一见我大吃一惊：“你老了10年！”因为我本 来白白的脸现在变得又粗又黑，布满了皱纹。而我的蓝外衣、蓝绒衣……每一件上衣都 变得发白了。 　　然而劳动能给人带来一种透心的欢快。每天干完活，浑身酥软，望着自己的劳动成 果，会产生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无数土坯垒在那儿要经过很多天的吹晒，心中经常牵 挂着，就怕突然来了一阵雨把这些汗水浇铸的果实糟蹋了。有时半夜突然听到雷雨声， 大家马上触电般跳起来奔了出去，宛如母亲怕孩子着凉似的，用草席把土坯严严实实地 保护起来。 　　干校的领导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不断号召大家劳动竞赛，五七战士就玩命地干， 参加打土坯的人大多身强力壮，其中包括一些体育项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他们膀大腰 圆，又经过长期的运动锻炼，在体力上显然胜过我这个下围棋的。但我从来就好胜心强， 干事情决不偷懒，面对这些壮汉我毫不示弱。起初我半天打70块土坯就名列前茅。不过， 运动员们积压已久的竞争心很快就在打土坯这个赛场上爆发出来了。竞争十分激烈，打 土坯的指标直线上升。半天打出的土坯上升到100 块、150 、200 、210 、230 、250 ……这就像跳高一样，指标愈高，每突破一点都极其艰难。纪录突破了又创造，创造了 又突破。其中多数的纪录是我破的，又是我创的。一个文质彬彬的围棋冠军成了打土坯 冠军。围棋和土坯恐怕谈不上有什么内在联系吧？是否冠军的性格在起着作用呢？每天 打完土坯，我对自己的成绩也颇感吃惊，别人更是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事的确用不着 思也用不着议。这里没有诀窍，只有猛干。我只是毫不吝惜自己的体力。我全然没有想 到这种拚搏会在我的体内潜伏下怎样的病。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田里挑水，我居然在半天中挑断了3 根扁担。这首先说明自己用 扁担没个巧劲儿，同时也说明我使了多大的别扭劲。事后有人跟我说：“你虽然很卖力， 但这样干活越干越亏本。”我也因为自己使扁担不内行感到羞愧难言，从那以后我看到 扁担这玩意儿就尽可能回避。 　　来干校前我虽然由于体育锻炼身体很健康，但我毕竟从未从事过真正的劳动。在土 坯和扁担的夹攻下，我感到干完活后腰部疼痛不适，但我总认为一个人有一点小毛病就 挂在嘴上是没出息的表现，所以从来不吭气。到第二天再拿起石夯我就把一切都忘了， 但干完活又感到不适。 　　我终于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 　　后来不少人说我傻，劳动应量力而行。我也懂这个道理，但干起活来就忘了。人的 性格真是没办法。我干什么事都不甘落后，甚至在街上走路也如此，只要看到前边有人， 定要加快步伐赶上去并超过他。 　　在我当逍遥派时有这样一件趣事：一天晚饭后王汝南买了一个10斤重的西瓜请我和 其他几人分享，我开玩笑和汝南说：“你这个瓜太小，怎能请我们几人？我一人就能把 它解决了。” 　　“你真能吃？”汝南不以为然。 　　我虽无把握，但话已出口，岂能收回。“我说能吃掉，就能吃掉。” 　　“好，你如吃了，我再去买一个这样大的。你如吃不了，那你去买一个还我。” 　　一言为定。于是一只大西瓜切开铺满了一桌，限定只能用半小时。事情到了这地步 非得上了，由于吃饱了晚饭，几块瓜下肚已感到胀鼓鼓的，但此时跟下棋一样，也是个 胜负问题，为了赢就不能后退。居然20分钟就把“战场”打扫干净。汝南只得再去买一 个，他边走边说：“今后再不跟陈祖德打赌了。”其实我压根儿不喜欢打赌，这一次只 是好胜心的表现罢了。 　　我想如果今天我的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康，叫我再拿起石夯，我还会不顾一切地干的。 但话要说回来，劳动的确要掌握分寸，要控制劳动强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得到锻 炼。而掌握好劳动强度关键在于组织安排劳动的领导。记得一次陈老总知道我们要下农 村劳动，特意来到我们这儿。他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累着了。”第二句是：“饭要吃 饱。”我当时听了止不住笑了，因为没有一个领导像他这样对我们说话，别的领导总是 爱讲一番劳动锻炼的大道理。事后我感到这短短的两句话是多么诚恳，多么实实在在！ 　　干校中绝大部分都是干部，这其中除了一般干部外，还有大量的处长、司长以至副 主任。李梦华副主任和我们在一个连队里，因为他是围棋协会的主席，因此我对他尤其 同情和注意。他在干校是饲养员。梦华同志干一行像一行，当起饲养员也真是那么回事， 踏踏实实、兢兢业业。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心中暗暗钦佩。很多干部都会这么说：干什 么工作都一样，社会分工不同嘛。然而真当上饲养员，能和梦华同志一样的恐怕并不很 多。一个人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首先不是看他得势时的表现，而是看他处在逆境中的 表现。人生如大洋中的一叶小舟，命运的浪潮有时把你抛得那么高，有时又把你摔得那 么低，甚至无情地将你摧垮。真正的男子汉往往在命运的低潮时方显出英雄本色。 　　屯留地区的农民粮食缺乏，可以想象，他们是经常饿着肚子在干活。我们五七战士 在粮食的供应方面较当地农民优越，但也时常受到饥饿的侵袭。试想，天天吃窝窝头， 几乎尝不到油水，肚子不提抗议才怪呢。尤其到了星期天只供应两餐，这日子更为难熬。 有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感到浑身乏力，像得了重病，只得躺倒在床。我思索着自己为什 么变得“奄奄一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突然意识到我是被饿成这样的。窝窝头在 向我发出诱人的微笑，于是我挣扎起来，一步一步走向我心目中的圣地――食堂。但是， 食堂门紧闭着，不接纳我这个虔诚的信徒。原来是时间还早，离开饭还有1 个小时。我 顿时又变得“奄奄一息”了。我顺着墙慢慢滑下，在食堂门口坐了1 小时…… 　　粮食是那样的欠缺，而工业的粮食――煤在山西却是取之不尽。我们刚到屯留时是 大伏天，3 个月后已是滴水成冰的严冬了。屯留海拔较高，因此同样的季节比北京冷不 少，然而山西省在御寒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农民要用煤只需拉车往山上跑一趟，煤块乌 黑油亮，很大的一块拿在手里却是那么轻，我在北京曾烧过锅炉，那些发白的沉甸甸的 煤如在山西的老乡看来简直不成其为煤。屯留取暖的煤炉既大又沉，令人瞠目，4 个人 抬还费劲。炉膛是个大老饕，它张开大嘴，每一餐可吞入无数煤块。那么多优质上等的 煤块在它的大肚中熊熊燃烧，其散发的热量可想而知了。一次有人不慎把一个武斗时扔 下的土制手榴弹随同煤块一起扔进炉膛，一会儿只听得一声巨响，屋内众人惊骇不已， 而那个坚实笨重的取暖炉却纹丝不动，安然无恙。 　　在干校中我被评为五好战士。以前评五好运动员我总是有份儿，那是因为我比赛成 绩好，是一好带四好。在干校则不同了，我的确竭尽了全力。因此当我被评上五好时我 心安理得，毫无愧色。 　　当我们在干校劳动了4 个月时，军管会作出决定，我和其他几名围棋手分配到北京 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美其名曰是执行周总理的围棋要留种的指示。我们是身不由己， 命运完全操纵在人家手中。周总理说的围棋要留种难道就是把我们几个仅剩的棋手分到 一个厂里当工人吗？当然不是。而且我断定，跟我们这么说的军管会代表心中也不会这 么认为。 　　12月26日，7 名围棋手来到了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这一天恰好是毛主席的诞辰， 因此印象较深。我们7 人的年龄每人相差1 岁，我是老大，以下按顺序是吴淞笙、王汝 南、曹志林、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第三通用机械厂简称为三通用，这是一个拥有2000 人的中型厂子，其主要产品是破碎机，即把矿石粉碎的机器。一进厂门，一个挨一个的 厂房，满地的钢板，巨大的龙门吊，汽锤沉闷有力的锤击声以及电焊发出的刺眼的光芒 ……这一切使我马上想起10多岁时在造船厂的生活。那时我几乎被造船厂迷住了，我的 理想就是船厂工人。如今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但此刻工人已不再是我的理想了。 因为我已有了一个坚定的、不可动摇的理想，我的心已经扑在围棋事业上了。从我跨进 三通用厂门的第一刻起，我一直惦记着心爱的黑白子和纵横19道的围棋盘。我深信我定 会重新执起黑白子，并定要为此献出毕生的努力。 　　我们被人领进一间大厂房，这是个维修车间。车间的中央是条长长的过道，过道的 一边是各种机床，有车床、铣床、刨床、磨床等，另一边是供维修钳工和模具钳工操作 的工作台。我们7 人的工作很快被分配定当，我和曹志林是模具钳工，吴淞笙和王汝南 是维修钳工，华以刚、邱鑫和黄德勋三人是机加工。邱和黄是车工，华是铣工。大概他 们3 人较年轻，容易掌握机加工技术。但机加工每天在机床旁一站就是8 小时，这对习 惯于坐一整天的人来说无疑很不好受。相比之下，4 位老大哥轻松不少，钳工有不少时 间是坐着干的，活也较轻松而不枯燥。 　　我们7 人都是无归宿的单身汉，因此被安排在工厂的单身宿舍中。我们被人领进距 工厂几站地的一条狭窄的胡同，来到了我们的新居。这里有几个小小的房间，每个房中 放着两三张三角铁架的木板床。此外，每个房里还有一个取暖用的煤炉。北京的居民一 般都使用烧蜂窝煤的煤炉，而这里是烧煤球的。煤炉的体积比起山西的最多只有其三分 之一。我们这些人烧煤球都是外行，有时要做饭，煤炉就是点不着。但生活能力是逼出 来的，没过多久，7 个单身汉都成了烧煤炉的能手。 　　我们的新居除了床和煤炉外是一无所有。没有桌子和凳子，怎么办呢？只能因陋就 简，就地取材。床自然就成了桌子，只要把被子、褥子一掀，吃饭、写字以至打棋谱均 可解决。凳子可要想想办法了。我们在胡同里拾了一些旧砖，五六块砖一垒，凳子就有 了，虽然有些摇晃，但毕竟能支撑一下。从生活的条件来看，城市的工厂还不如农村的 干校，真有些奇怪。好在7 个小兄弟相依为命，并不感到无聊，更不觉得凄凉，经常说 说笑笑，自得其乐。 　　我们新居外的那条长长的胡同可真热闹，简直是个动物园。不要说鸡、鸭、猫、狗 等小动物，甚至连猪、羊都有。要不是胡同里没有青草，说不定还会见到牛和马呢。我 记得城市里是不准饲养家畜的，大概在这个颠倒的年代无所谓准或不准了。胡同尽是泥 地，遇到雨天可糟糕了，长长的一条胡同全是泥浆，我们只好在这个沼泽地里跋涉了。 　　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前往工厂，在工厂食堂吃早餐，然后到车间上班。工厂食堂 的早餐天天是油饼。在北京人看来，在早餐中油饼是首屈一指的美食，正如好吃不如饺 子一样。工厂的食堂很大，但没有一张桌子，工人们买了饭菜都捧在手里坐在长条凳上 吃。虽然如此，比起我们宿舍坐在砖上还是相当现代化了。下班时天快黑了，晚饭一般 在宿舍自己动手做。7 个小兄弟在生活上都是“低能儿”，吃饭时各尽所能，大部分人 至少能把米饭、面条煮熟，还能炒几个普通的家常菜。可有的人从未跟油盐酱醋打过交 道，未免要出洋相。曹志林看我煎了几次鸡蛋，心中很羡慕，但他耻于下问。一天他终 于憋不住说自己也要煎鸡蛋，然而说了几天却未见动手。终于他下定了决心，在一天做 晚饭时，他拿起一个生鸡蛋，定神看了看，随后作了一个深呼吸，那神情简直像在表演 硬气功。他把鸡蛋举起，使劲往锅沿上砸了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他再看手中的鸡蛋 只剩下一个空蛋壳。原来他使劲太猛，蛋黄和蛋白全部掉在炉旁的煤灰堆中了。如此精 彩表演，真是千载难逢。这种乐趣只有在我们这样的单身汉中才能享受到。 　　有时我们几人进行会餐，各人大显身手，也是饶有趣味的。一次会餐，汝南买了一 些猪肉和一只鸡放在一起红烧，他为了将鸡和肉炖得烂一些，焖在锅里很长时间。待揭 开锅一看，鸡烧得烂糊糊的，而猪肉已毫无影踪。我就给这道菜取了个名，为“烂糊鸡”。 同一天晚上，淞笙煎了个很大的鸡蛋饼，大得无盘可盛，他只得将它放在一个很大的锅 盖内，大家就给这道菜取名为“锅盖蛋”。做菜的人一般都爱被人夸奖，我们边尝着淞 笙的手艺边说：这个菜具有锦江饭店厨师的水平。淞笙高兴得那个大嘴加倍地大了。 　　我是第二次进工厂，14岁那年是半工半读，这次是正式工人。前者是临时，后者是 固定，性质完全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都要从头学起，都要拜师当徒工。我已快27岁 了，我的师傅姓张，比我大不了几岁，是个朴实勤劳的人。当时正值动荡年代，社会上 的歪风邪气再加上工厂的管理不当，给工人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但工人中总有那么些 品质可贵的人，我的师傅也是其中之一。他很少言语，从不表现自己，整天埋头苦干， 没活时也能找活干。对于这样的工人，我从心中钦佩。 　　当钳工每天就得和钳台、榔头及锉刀等打交道，没有多久我就意识到自己实在不是 当钳工的材料。我的一双手太不灵巧，打榔头经常砸在自己手上，使锉刀又端不平。对 于钳工技术，我实在缺乏信心。我只能挑一些不需要多少技术的活来干。工人师傅们显 然理解我的心情，因此对我也无甚要求，还尽量给予照顾。 　　在工厂时间越久，我越感到当个好工人不容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一样，也是大 有学问。就拿钳工来说，要不是心灵手巧以及多少年的勤学苦练，不可能成为好钳工。 一个技术精湛的钳工，小至配一把钥匙，大至装配和修理各种机床，样样得心应手。各 种工具在他手中运用自如，干出的活如一件件艺术品，制造出这些艺术品的人是真正的 艺术家。行行出状元，是千真万确的。有人瞧不起这瞧不起那，实际上是他无知，正如 瞧不起围棋的人正是因为他对围棋的无知一样。 　　我们7 个围棋小兄弟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对人较尊重。尊重是双方的，你尊重人， 就容易被人尊重。正因为如此，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较融洽。也有的人到了工厂以为 是委屈了，一副清高的姿态，很少与工人交谈。对于这种人，工人们也敬而远之，这种 人在工厂相当孤独。 　　一次厂里搞拉练，每天要行军六七十里，非常劳累。行军过程中，炊事班居然因为 太辛苦而撒手不干，这样就把我们钳工班顶了上去。钳工班的工人们尽管煮饭烧菜并不 拿手，但大家心齐，能吃苦，任务完成得挺不错。拉练结束时评五好，工人们把我和曹 志林评上了。我俩虽然也尽了些力，但比不上我们的勤劳能干的师傅们。这次被评上五 好，是工人师傅对我们的一番好意。 　　工厂里也有些围棋爱好者，他们都很正派，没有染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 由此也可见围棋对陶冶人们性情确有好处。我们不时和这些爱好者下上几盘。一些不懂 围棋的工人希望能学围棋，我们也教了。曹志林还办了一个学习班，吸引了不少人。小 曹平时讲话有些结巴，但讲起棋来口才横溢，妙语连珠，且眉飞色舞，表情极丰富，宛 如在表演单口相声。在三通用期间他已显示出讲棋的才能。 　　在三通用除了和一些工人对局外，社会上有些围棋爱好者不时找上门来，与他们交 流是一大乐事。所有爱好者中，和我们下得最多的无疑是聂卫平了。小聂是18岁左右的 青年，时代的潮流把他卷到遥远偏僻的黑龙江农场，但他对围棋有着强烈的兴趣和上进 心，因此常返回北京找我们对弈，有时一个星期上我们宿舍五六次。他思路敏捷，短短 的一个晚上能和我们下三四盘。我们在工厂的这段期间，小聂的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 以至1973年恢复围棋集训时，他已成为全国数得上的高手了。 　　工人们学围棋毕竟有难处，工厂的劳动每天足足8 小时，回到家还有永远干不完的 家务事。工人们的经济大多拮据，一个三级工月薪47元，夫妻俩辛苦1 个月还不到100 元。况且大多要扶老养小，如此每天得精打细算、艰难度日，很难会有闲情逸致。 　　一次我和曹志林到一个工人家庭作客，为了不使主人事先忙碌，我们没打招呼来了 个突然袭击。这对工人夫妇对我们很热情，诚恳地留我们吃饭，然后匆忙地外出采购准 备。他们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男一女，我和小曹无意中听到那个男孩跟他妹妹说： “今天爸爸妈妈没钱。”小孩的一句话引起我极大的不安。我想这对工人夫妇肯定是向 邻居借了钱为我们做了一餐。这顿饭吃得真不是滋味！这家的男主人是工厂中的技术骨 干，但家境如此困难！我心里汹涌起深深的同情和深深的忧虑――我们的国家有待解决 的问题太多了。 　　工人们平时要添置一辆他们生活中必需的自行车或一架缝纫机，需要很长时间的省 吃俭用。工厂里的很多女士为了省钱，从家里带来一个饭盒，吃饭时蒸一下，饭盒中除 了米饭经常是寥寥几片菜叶子。这不是一餐两餐，而是常年累月呵！无怪乎女工们的脸 色大多如她们饭盒中的菜叶那么枯黄。中国人虽然是黄种人，但黄种人也可以有更好看 的血气、更鲜艳的光泽。 　　我们的宿舍距工厂有几站地，因此每天上班都要乘公共汽车。公共汽车那个拥挤难 以用文字表达，非得亲身体验一下方能领略“拥挤”这个词的含义。尤其是严冬刮风下 雪天，不少骑车的改乘公共汽车了。车站上候车的人群黑压压的一大片，其中还有抱着 孩子的女工。好不容易等来一辆车，人群如潮水般拥了过去。车中本已满满的，车下这 么多人又要往上挤，没有本领的只能望车兴叹。要知道工人阶级是最讲组织纪律性的， 但为了要上班不迟到这条纪律，在车站就无法讲纪律了。总有大量工人没能挤上车，只 能眼巴巴地等待着下一辆。那开动的公共汽车由于太拥挤，门外还吊着几个人，售票员 总是身先士卒，吊在车门的最外边，使劲将乘客一个个推进车内。这些售票员都是普通 的女子，她们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力量在公共汽车的开动中硬是把那些比她们强壮得多 的男子一个又一个塞进了看来已经完全饱和的车厢。 　　我经常看到在严寒中那些骑车的工人顶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身子尽可能前倾，两腿 使足了劲，但自行车的轮子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似的移动。我不禁联想到我在干校时拉车 走上坡路的情景。尽管前者是骑车，后者是拉车，但两者的形象都可以归纳成一个词― ―挣扎。我还经常看到下雪天时骑自行车的工人一个接一个因地滑而摔倒在马路中央， 有时四五辆车摔成一堆。我不禁想，他们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可他们得到的太少了， 他们太可怜了。在“文革”中，似乎工人阶级最光荣，到处派出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 但在生活上，他们属下层，在政治上呢？他们连《参考消息》都不能订阅。 　　我国10亿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在城市中，工人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 民的生活的改善主要应体现在工人和农民身上。值得高兴的是，近几年我国的农民和工 人的生活有了以往所不敢想象的令人目眩的变化。但要使全体工农都营养充足、手头宽 裕还要做很大的努力。我多么希望早日看到我国广大农民能早日摆脱那些原始落后的农 业工具，今后再也不要用锄来耕地、用扁担挑水、用石夯来打土坯以及再也不要开饭时 只见窝头咸菜；我也多么希望看到我国所有的工人再也不要为了添置一辆自行车而饭盒 里只见几片菜叶，不要为了上班不迟到这条纪律而在汽车站上毫无纪律地争先恐后，更 不要为了招待两个客人而到邻居家去借钱。我多么希望…… 　　我国有多少农民一辈子守着自己的家园，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太狭小了；我国有多 少工人不是在厂房，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忙着没完没了的家务，他们虽然在城市， 但他们常年累月地奔波在工厂和家庭的两点一线上。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具有极其可爱、 极其难能可贵的伟大品质，他们辛勤工作一辈子，但对生活的企求很少很少，他们最容 易满足。然而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人应当替社会创造财富，与此同时，也应当得 到越来越多的、越来越美好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 　　我们的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呵，我多么希望你们能早日得到你们应该得到的一切。 “文革”使我在最宝贵的年华荒废了棋艺，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到了农村，又进 了工厂，使我增加了不少知识，尤其是使我了解了工厂、农村，爱上了工人、农民，这 又很有所得。人生总是有失又有得，当我想到我所失去的，其痛苦难以名状；但当我想 到我所得到的，我又有所慰藉。 　　人生是那么的丰富多彩。无论是幸福的，或是痛苦的，当你回忆起来，都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