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喜事和丧事 　　我作为廖承志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受到了全国围棋界的关注。回国以后每天都收 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信件，寄信人十有八九是素不相识的。这样的情况维持了相当长 一段时间，广大围棋爱好者和体育工作者对祖国围棋事业的关心、希望和热情更加强了 我对围棋事业的责任感。收到的信太多，无法一一复函。在众多的来函中免不了有些趣 事，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青年找爸爸找到了我身上。这位青年是四川人，他的父亲早已 失踪，失踪的父亲恰好姓名与我相同。当这位青年从报上看到我的名字后，可能是思父 心切的缘故，认为只要叫陈祖德的就必然是他父亲，于是迫不及待地给我来了信。我实 在不忍心让这位青年失望，但我只能写信告诉这位28岁的青年――我只比他大1 岁。 　　我对日本的访问也触动了日本围棋界，他们决定于7 月份派一个围棋代表团来我国 访问比赛。在7 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围棋集训队决定兵分两路到全国巡回表演，以推 动各地的围棋活动。一路往西，沿途经过郑州、成都、重庆、武汉和广州；另一路往东， 路线是合肥、芜湖、南京、杭州和上海。我和几位棋手走东路。我们一路上不但和当地 的棋手进行交流，而且每到一地都进行公开表演，每次表演都吸引了很多观众。即使是 芜湖这样的城市，表演场地也挤得水泄不通，实在出人意料。在芜湖表演前，市委书记 请我们吃饭，那天晚上是我和黄良玉表演。良玉一喝酒就上脸，两杯酒下肚，就成了不 用化装的关公。当我们走进赛场时，我听到有的观众说黄良玉：“他酒喝得这么多还来 表演。”不过我看那天的观众也都醉了――陶醉于我们这场围棋赛了。 　　每次表演时都有一位棋手为观众进行讲解，我们东路的讲棋主要由曹志林担任。小 曹只要一开始讲棋，全身的细胞就都活动起来，全部的灵气都焕发出来了。他的思维随 着意识的流动时时闪出奇想，他的讲话随着灵感的闪现常常妙语连珠。不要说棋迷们听 了为之倾倒，就是几乎不懂棋的听了也会笑口常开。 　　曹志林的讲棋一路博得喝彩，可到了巡回的终点站上海却遇到了麻烦。上海的围棋 基础较好，不少爱好者正因为有了一定的棋艺水平，所以就墨守着一些陈规。当他们头 一回看到围棋表演居然有人讲解就不以为然，可能是认为小看了他们的水平或干扰了他 们的思路。小曹没讲上几分钟下边就递上纸条，要他别讲。纸条接二连三递了上来，小 曹为难了，来到我的身边轻声地问：“怎么办？”我正在下棋，无法多考虑，只能说： “再讲下去看看情况。”小曹壮起了胆子继续讲棋，但他看到的是条子越递越多，而且 还有人高声抗议，小曹简直觉得没法下台了。可是那些不抱偏见的围棋爱好者已经感到 讲棋能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能活跃他们的思路，于是要求继续讲棋的纸条和呼声也随 之而来。两种呼声此起彼伏，可怜的小曹简直像在发表竞选演说，听众分成了支持和反 对两大派。好在支持讲棋的压倒了反对派。小曹终于坚持讲到最后。从此上海的围棋爱 好者便接受了、习惯了、爱上了这一新事物。今天如果在围棋表演赛时没人讲棋，上海 的观众又该递条子，又该提抗议了。 　　那天还有些趣事。对局结束后小曹让我谈一些感想。在我讲话时小曹有时故意提出 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启发爱好者的思考。谁知竟有自命不凡者气势汹汹地走到台前 指着小曹说：“你这臭棋在这儿瞎说什么？！让陈祖德一人讲！”这种围棋爱好者为什 么不爱护我们的小曹、不爱护每一个围棋手呢？ mpanel(1); 　　表演结束后，我刚要离开表演场地，忽然被一位爱好者一把拉住：“祖德同志，你 在1962年10月号的《围棋》月刊上评的对菊池康郎的一局棋说白24手是妙手，我看不对。” “噢，你认为怎样呢？”这位爱好者就说出一大套他的“高见”。我很叹服他的膨胀的 自信心。这样有特色的围棋爱好者也只有在上海才能遇着。 　　然而话又要说回来，我们需要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围棋爱好者。对我来说，任何围棋 爱好者都欢迎。他们都有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点，即对围棋的爱好，有这一条就够了。围 棋爱好者是围棋事业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当然越庞大越好。 　　1973年的巡回表演非常成功。围棋事业被视作“四旧”撤销了数年后终于恢复了名 誉，这次巡回表演是趁热打铁，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的围棋活动。 　　巡回表演结束马上赶到北京迎战日本队。这次日方的阵容非同小可，在8 名棋手中 有6 名职业棋手，其中坂田荣男九段、本田邦久九段、石井邦生八段和加藤正夫七段均 是日本第一流的高手。两位业余棋手是菊池康郎和西村修，他俩是业余围棋界的超级棋 手。我方迎战的阵容以吴淞笙、王汝南、罗建文和我为主力，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四大 金刚”。较年轻的棋手如华以刚、黄德勋和聂卫平等人棋艺都有长进，但其声望和经验 稍逊于上述几位。 　　这次在北京赛3 场，郑州和上海各赛两场。北京的3 场成绩不佳，“四大金刚”全 军覆没。亏得黄德勋等个别人争气，才免吃大鸭蛋。 　　北京的第一场我的对手是坂田九段。坂田来我国前说：“196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 时和16岁的陈祖德对局，事过13年能再和他对局非常愉快。”我也是和他同样的心情。 1960年我惨败的那局是难忘的，这一次我决意和他好好斗一斗。但我终究停顿了7 年， 这是很不利的一个因素。这次交锋坂田九段显然比1960年谨慎，不过他有时还要站起来 观看其他几局比赛。中盘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没逮住，很可惜。最后我的黑棋 还不出子，以二子之差败北。坂田九段胜了这一局之后以破竹之势一一击败对手，且一 盘比一盘下得快，其威势慑住了大部分中国棋手，不少棋手甚至不敢借此机会向坂田九 段学习一局。其实坂田九段每赛一场其轻敌情绪就增加一成，这就使得我方棋手取胜的 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比赛沈果孙奋勇接战，他执白对付这位强大的对手， 似乎取胜无望，可是出人意料，沈果孙痛快地取得了胜利。这看来很偶然，但其中包含 着必然。坂田九段输了之后对沈说：“这是你毕生的杰作。”说实在的，执白棋能胜坂 田九段的确战绩辉煌，值得自豪，但这句话出自坂田九段之口又很有意思了。 　　我在北京连输了3 场，到郑州接着上第四场。要不是我以往的成绩和自己不服输的 劲头，连失3 城无疑失去了再上场的资格。第四场我的对手是关西棋院的太田正藏六段， 我拿下了这局之后风势突变，之后又接连胜了石井邦生八段、加藤正夫七段和菊池康郎。 我跟菊池这一战是整个比赛的最后一场，本来这一场我想再跟坂田九段下一局，谁知菊 池下了6 局竟未败1 局。如果让一位业余棋手在我国保持不败实在不太体面，于是决定 让我在最后一场迎战菊池。我以前虽曾胜过菊池，但这一战是势在必夺，压力不小。在 我和菊池的对弈过程中，日本棋手也很关心，有几位棋手不时离开自己的战场来观看我 们的局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何对这一局如此关心，可能有这样因素：日方的职业棋 手基本上都输过了，如果一位业余棋手保持不败而归，职业棋手未免不大光彩。 　　我在三连败后虽然能四连胜，令我感到振奋。如果我第四场还是输了那该怎么办？ 这种可能当然存在。我在每次比赛结束后经常会回想比赛中的凶险情况，想起来真令人 后怕。但是作为一个围棋手在比赛中能考虑这么多吗？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勇往直 前。这跟战士一样，当他迎着呼啸而来的弹雨冲锋时，即使他看到周围的战友不断倒了 下去，即使他明白再前进是九死一生，但是除了前进他能想到其他吗？ 　　这次中日围棋赛，我国棋手的成绩不理想，14胜40负2 和，比分较悬殊。其实也不 足为奇，一来我国的围棋运动停顿了多年；二来这次日本的阵容很强，实在不易对付。 然而令人高兴的是通过这次比赛能够看到围棋在我国仍有所发展。我们每到一地都进行 大棋盘讲解，各地的爱好者踊跃观看。“文革”是一场浩劫，从个人到国家，无不蒙受 损失，围棋也不例外。但“文革”期间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逍遥派，这些逍遥派使围棋 爱好者的队伍大大地扩大了。尽管国家不提倡了，公园和茶室等公共场所也挂上了禁止 下棋的牌子，但围棋仍在进一步普及。事实证明，那些有强大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事物 是任何人也扼杀不了的。 　　1973年的短短半年多时间真够繁忙的，围棋集训的恢复，随廖代表团访日，巡回表 演直至中日比赛，忙得不亦乐乎。中日比赛后，我终于喘了口气。我已29岁了，应该有 个家了。我和敏之谈了我的想法，就像打乒乓球似的一下把球发了出去。敏之是从不娇 揉作态的。她也像削回一个球似的一下就同意了。我乐极了。也就是在这年春天，父亲 得到了平反。他被批斗了多年，连工资也没有。个人的苦难不用说，整个家庭的生活也 受到很大影响。这几年中，我有些积蓄全数给了父母亲，那是微不足道的。我从来同意 父亲的观点：钱是最不值钱的。但如今要办婚事我还是两袖清风可怎么办？虽然敏之丝 毫不世俗，从不过问我的经济状况。她选择对象的时候绝不包含经济因素。但我一贫如 洗，真觉得对她不起。也算是我有福分，我父亲平反后，他的工资一补发，就给了我在 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一笔钱。我长长地吁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敏之，她 表情平平，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愈发觉得她的可爱。我到市场上买了些必需的家具， 这些制作粗糙的家具在今天看来很多人会认为太土气，应该更新换代了。而在我俩的眼 中，还有比这更好的吗？我们兴致勃勃地搭起了我们小小的金窝。 　　在这段时间里，我充满着喜悦，无法抑制的喜悦。一次敏之跟我说：“你这个高兴 劲，要小心乐极生悲。” 　　敏之简直是个预言家，正当我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时，我的父亲病了。我父亲近60 岁，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病过。他那高大强壮的身躯、那令人惊讶的食量、那乐观豁 达的性格，使病魔无法接近。但“文革”中他被长期批斗，终于让病魔乘虚而入。我父 亲的年龄将要退休，本来他满可以度一个清闲安逸的晚年，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几个子女 在事业上的不断上进，也可以看着他所宠爱的第三代幸福地成长。每天晚上他可以在家 中享受着人间乐趣。他很喜欢和我及弟弟三人一起欢饮。他举兴致勃勃地买上几斤加饭 酒，将它倒在心爱的酒壶中烫热，桌上再摆上一砂锅他最喜爱的腌鲜汤……他还一定会 教自己的第三代学习古文和下围棋。亲友的一些孩子在他的影响下都学会了围棋，父亲 不但教会了他们，而且每教会一人都要赠送一副围棋子。这样，有的朋友到我家找我下 棋，我每每拿不出一副棋子，不得已只能上商店再买一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得可怜的玻 璃围棋子，配上一个很大的纸棋盘，简直不成体统。我看到不少围棋爱好者家里都珍藏 着好些精致的棋盘棋子，而我这个全国冠军的家中却使用着不能再差的围棋子，造成这 种哭笑不得的局面都是因为我父亲的美德。 　　像我父亲这样的身体和性格，本来是应当长寿的，他这样的人活在世界上，是对他 周围的人都有益的。可苍天对他太不公道了，他刚脱离了苦海，就遭到体内凶残的敌人 ――癌症的袭击。也正因为他原来的体质太好，因此病势较轻时并无觉察，等他感到不 舒服时已病入膏肓。在我结婚的前些时候父亲已感到很不对劲，浑身无力，没有食欲， 体重直线下降，平时走10分钟的路程现在要很艰难地走40分钟。去医院检查多次均无结 果，医生认为是肠胃病。有人建议拍张消化道的照片，老百姓要拍这么张照可不容易， 一般要等上两三个月。我父亲如此病重再拖上几个月还了得？于是就设法“走后门”， 走后门并非正道，但当你走投无路时不走后门又奈何呢？好不容易拍了照，依然找不出 症结。 　　我和敏之的婚礼定于国庆节。父亲和弟弟一起动手把上海家中的卧室粉刷一新，给 我们来沪时作为新房。父亲的体质已虚弱不堪，但还辛勤地操劳了几天。如今我回想起 来还直难受。作为一个父亲，他为自己的孩子尽了一切。 　　婚礼那天，我们在“新雅”饭店设了三桌，来的都是双方的亲属，非常简单。每一 桌才30元，但比起今天的60元一桌却丰盛不少。敏之是穿着一身家常布衣来的，恐怕是 这个饭店里穿得最不起眼的一个顾客了。在我们这三桌里到底谁是新娘呢？一些服务员 都认不出来。父亲因病早已滴酒不沾，但这天他再度捧起酒杯，也许他是为了不使大家 扫兴而故意振作精神。这是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拿起酒杯。父亲一脸的病容在我的心灵里 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这年11月在郑州举行围棋邀请赛，我因腰疼未作为选手上场，但我还是去观看了。 我的腰疼是在干校劳动时造成的。跟随廖代表团访日前突然发作，不能起床，差点出不 了国。从那以后不时发作，真是隐患。郑州邀请赛进行至一半时突然接到敏之来自上海 的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让我速回。我大吃一惊，连夜返回上海。 　　到上海才知父亲已住进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这是上海的中心医院，我父亲学校的 合同医院。我去医院见到了父亲，他瘦得和以前判若两人，以前那魁梧的体躯如今成了 个衣架子。可恶的病魔将一个好端端的人折磨成什么样子！ 　　医生替父亲作了全身检查，发现肩部有肿块，切片化验结果是癌症，已全身扩散。 但还是查不出原发癌的部位。 　　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上海市中山医院肿瘤科主任汤钊猷医生，于是请他去八院会诊。 汤医生的医术真神了。他看了父亲住院后的X 光片等各种检查结果，并全身检查了一遍 就确诊是胰腺癌，而且还说出在胰腺的什么部位。事实证明，他判断完全正确。后来， 我得了输血后的急性肝炎也被他一眼看出，所以我是极信服他的。医生诊断病情和棋手 解答死活题相似，水平低的棋手面对一个较深奥的死活题，花再多时间思考也往往白搭， 而一位高手只需稍加思考就能答出正解。遗憾的是医务界这样的高手还太少，多少人的 病就是这样被耽误了，多少人的生的希望就是这样丧失了。 　　父亲被确诊为癌症时已属第四期，即癌症的最后阶段。敏之和我想尽办法才把父亲 转到中山医院。但父亲也只是拖延时间的问题了。我们都瞒着父亲，尽量不让他知道患 上了这不治之症。父亲也始终“不知”他患的是什么病――原先我们真的以为他不知道， 因为他既来之，则安之，泰然处之，甚至漠然置之。是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他得的到底 是什么病，后来我们才想，正因为他从来也不问，才说明他是知道自己的病的。正如他 被打成“黑帮”时从来没有向我们诉苦。他得病后直至去世也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一次 他的病。父亲的度量，父亲的胸怀，父亲的始终为别人着想，父亲的始终独自承担苦难 ……我的父亲呵！ 　　一般人胰腺癌到了这么晚期生命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而我父亲凭着他原先不寻常的 体质以及他至今不寻常的达观，他那生命的火花尽管那么微弱，但却久久不曾熄灭。他 那顽强的生命力使医务人员也感到惊讶。 　　转眼又过了半年，父亲的生命火花更微弱了。我因比赛和集训等任务不能常留在父 亲身旁，姐姐就一直请假在上海。一次我从外地刚回上海，马上赶往医院探望父亲。父 亲病得非常重，根本不可能坐起来，只有两条手臂还能无力地活动。他一看到我就淌下 眼泪，恐怕是太想我的缘故。他让我扶他靠在床上。父亲瘦成那样，我又自以为力气不 弱，谁知扶父亲是那么的费劲，因为父亲自己已使不上一点劲了。我心里好难受呵！父 亲因肿瘤引起肠梗阻已动过手术了。医生打开腹部切除肿瘤时当机立断地切断了父亲的 神经。如此虽对身体机能的调节有影响，但大大减少了病人的痛苦。我父亲因而直至临 终都未感到疼痛，不然受的折磨要可怕得多。我不由想到医务界中对那些无药可救的垂 死病人的“人道主义”，即只要能使病人多活一天，就要千方百计达到目的。殊不知这 样做只能延长病人的痛苦。而且这些药物、人力何不用在可以救活的人身上呢？其实， 只要病人及其家属愿意，为了解除病人的痛苦，采取适当的措施让病人安息，或者叫安 乐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才真正的符合人道主义。 　　父亲见到我时心情很坦然。他让我打开床边一盒酒心巧克力，这是12个做成酒瓶状 的巧克力，每个“酒瓶”中装着一种不同的名酒。我把装茅台酒的给了父亲，自己拿起 装着西凤酒的。我俩好久没有对饮了，父亲特意留着这盒巧克力跟我作最后一次对饮。 我们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最后一次干杯更加深了我们的父子情趣，也是父亲对 我的最后一次祝愿。父亲对我从小就充满着期望，总希望我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新成绩。 他对我说：“你很快就要去四川参加全国赛了，我相信你能打好这一次比赛，我在上海 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全国赛后你还要迎战日本围棋队，你又将在上海比赛了。那时我肯 定已出院，等你比赛打好后我们再好好聊聊。”其实父亲清楚自己快不行了，但他不愿 让我悲伤，更不愿因此而影响我的比赛成绩，才故意这么说的。他何尝不知道这次与我 分别就是永别，他又何尝不愿拉着儿子再好好看一看、再多说几句永别前的遗言。以前 我每次和父亲小别时，他尽管叮嘱了很多，但还总是不放心地再三这么说：“还有什么 重要的话没有说？”如今我们要永别了，而父亲却那么坦然、那么果断。他能这样做需 要多大的毅力呵！ 　　7 月在成都举行全国围棋锦标赛。自1966年的全国赛之后已停顿了整整八年。多么 漫长的8 年！临行前敏之问我：“你这次比赛有信心吗？”“我一定还会得到冠军。” 每次赛前我都抱着必胜的信念，没有这一条要取得好成绩怎能想象？ 　　这次比赛比起1966年的全国赛要艰苦不少。主要是年轻棋手有了显著提高，如黄德 勋、华以刚、邱鑫和曹志林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聂卫平的成长已对我构成威胁。 此外，我已是30多岁的人了，“文革”前才20左右，那时年轻气盛，比赛再辛苦也能较 快地得到恢复。如今30多岁虽说是壮年，但毕竟与小伙子不能同日而语，要在短期内赛 完20盘，每一盘棋又要紧张地熬过八九个小时，精力和体力已感不支。尤其干校劳动给 我带来了腰部顽疾，坐的时间稍长就痛得难以支撑。比赛时经常得用拳头顶着腰部，以 加强腰部的支撑力。一场比赛下来每每顶得腰部一片紫红。比赛本应全神贯注，如今我 却老得分心去顶腰，真是有苦难言！ 　　我不会忘记成都的围棋爱好者中有一位姓阙的大夫，他主动提出给我按摩治疗，帮 助我解除病痛。每当我比赛后他就不遗余力地把我僵硬的肌肉放松。8 月的成都炎热异 常，坐着不动也相当难熬，何况使劲按摩。阙大夫为了我经常大汗淋漓、浑身湿透，真 使我过意不去。我只要有可能就和他下上一盘，以此作为报答。围棋爱好者中热心人非 常之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直到如今，只要某人跟我说他会下围棋，我就自然地感到 和他的关系亲近了一些。我想围棋如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开展，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会融洽不少，从而对促进世界和平也会起到积极作用。 　　1974年的全国赛热闹非凡，除成人赛外，还有少年赛和儿童赛。少年赛选手的年龄 限制在17岁以下，儿童则是12岁以下。参加儿童赛的小棋手引人注目，其中最突出的小 棋手为浙江的马晓春和上海的钱宇平。小马10岁，小钱8 岁。小钱在儿童组里最年幼， 但他在比赛中屡战皆胜，把他的小哥哥们全数击败，为上海队夺得儿童组团体冠军立下 战功。小马和小钱的才能博得众人好评，谁都认为他俩的前途无量。当时小钱可谓最有 希望的苗子，他年龄最小，棋艺突出，特别是他身在上海，向高手学习的机会较多，无 疑条件最优越。但实际上却不完全如此。小马在浙江省虽无上海那样高手众多，然而正 因为如此，他在浙江得到了重点培养，在以后的多次全国赛中他都作为主要选手上场， 大量的实践使他的棋艺得到飞跃，也使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上海强手如林， 一些全国第一流的名棋手由于名额有限，经常不能参加全国赛，这就自然轮不上小钱了。 处在高手多的环境中反而提高得较慢，似乎很不正常，却也有其规律性。如今，小马和 小钱都已成为棋坛高手，小马曾经领先一步，然而小钱奋起直追，已迎头赶上。我相信， 小马和小钱这两员小将在一个长时间里都是竞争的好对手，我也相信他俩将不负众望， 为提高我国棋艺水平尽到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次比赛我还算顺利，赛至一半我的优势已明朗。我不断把比赛消息向上海家里汇 报，我想病重的父亲听到这消息会感到欣慰的。虽然我深信自己将再一次夺得桂冠，但 父亲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他是否能捱到我们比赛结束呢？ 　　为时1 个月的比赛结束了。下完最后一局棋，我马上发出一信，我要把夺冠的喜讯 尽快送到父亲那儿，能让他在临终前笑一笑也好呵！ 　　第二天中午成都市体委设宴招待所有选手和工作人员。这一天我情绪较好，看到我 喜爱的杯中物，就开怀畅饮。围棋界的很多朋友热诚地前来祝贺，可也有几位好恶作剧 的端着斟满烈性酒的大碗小碗和我干杯，这岂是干杯，而是干碗了。我不分青红皂白地 将大碗小碗都往喉咙里一灌了事。如此无节制地狂饮，终于醉成烂泥一摊。这是我一生 中唯一的一次醉酒。晚上发奖，朋友们唤醒我时，我仍神智不清，凭着自己体质壮健， 总算没在发奖仪式上出洋相。“人生得意须尽欢”，一个人在幸福时刻多饮几杯乃理所 当然，即使大醉一场又何妨呢？何况能给自己留下难得的生动的回忆。当然，我绝不是 赞成酗酒，但生活中有时是需要美酒做伴的。我们在生活中应当不断地奋斗，应当经受 得起苦难，但我们也应当有欢乐的时刻、尽情享受的时刻。我们之所以要努力奋斗不正 是要极大地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吗？生活不应当永远像一杯白水，毫无生气， 生活是变幻无穷的海洋，生活是气象万千的天空，生活是动人心魄的抒情诗，生活是灿 烂辉煌的交响乐。 　　生活呵，你给予我多少欢乐，又给予我多少痛苦！我清楚父亲很快将离开这个世界， 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我能让他在临终前知道我比赛的成绩。这是距上次全国赛8 年后举 行的第一次全国赛，这是在我两次夺得全国围棋冠军后相隔8 年又接着夺得的第三次冠 军。父亲这一生就是希望我们几个孩子在事业上能有所成就。我最后能给予父亲的也就 是这个第三次全国冠军了。但是比赛结束后的两天，有人告诉我父亲在我比赛期间就去 世了。妈妈怕影响我的比赛故一直瞒着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消息仍然给 了我当头一棒，我得了冠军的兴奋感顿时被一扫而光。我好不难过！ 　　回到上海我立即奔赴火葬场。我站在父亲的骨灰盒前凝视着骨灰盒上他的相片，想 到他在我身上所花的心血、他对我深切的期望以及他做人的很多美德，这些都是他留给 我的最宝贵的财产。我又想到两年前我最崇敬的陈毅同志去世了。无论陈老总或是我父 亲，对我的成长都极其关心。直到如今，每当我做错一件事，总感到对不起他们；每当 我取得一些成绩时，又感到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人的一生免不了会遇到些喜事和 丧事。喜事能使人振奋，能给人带来美好甜蜜的回忆；丧事则使人悲恸，但当我们怀念 那些过去的人时，不是能给我们带来激励和鞭策吗？不是能给我们带来生活的勇气和力 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