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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后记 粟裕同志的遗著《粟裕战争回忆录》即将付排,面对这一摞摞的稿纸,我的 心情难以言喻。 粟裕同志决心写战争回忆录是在“四人帮”最后一跳的一九七六年夏。早在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他对出现在军事领域内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等倾向 即有不满。他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归结 为几条固定的公式,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 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当时他处于逆境。一九五 八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他受到错误的批判,由总参谋长调任军事科学院 副院长。他不计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坚韧不拔,积极协助叶剑英元帅开拓军事 学术研究。我的头脑很简单,有一次我对他说,你既对现有的一些材料不满意, 何不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体会写出来。以后我又几次说起,每次他都默默不答。 十年动乱期间,他一直受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点工 作。一九六九年冬的一个夜晚,他回到家中激动地对我说:总理找我个别谈话, 总理说:“你现在已回不了部队,你就在我身边、在国务院做点工作吧! ”我说 :“我打了一辈子的仗,不会做地方工作。”总理说:“不会做,可以学嘛! ” 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上前线! 总理立即答应我。 并说:“那当然”。一九七○年四月,周总理给了他一次沿我国北部边界视察的 机会。他在五十天内,乘坐吉普车,沿边界荒漠地区,行程五千余公里。他亲自 察看地形、工事、哨所、兵营,找各级指战员交谈,召开座谈会。他亲眼见到我 军的军事思想、国防建设受到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极“左”思潮的破坏,同时 也了解到许多指战员的心声。回京后,他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周总理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了,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未来战争 的一些想法报告中央、中央军委。由于他的不少观点同当时占统治的观点相对立, 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迟迟不敢落笔。他得知后决定自己动手,他口述,要我作 记录。我心情紧张,拖后腿说:“你这是何苦,难道你为直言而吃的苦头还不够 么! ”他严肃而又激动地责备我说:“战争是要死人的! 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 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 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 会成为历史的罪人。”我为他的革命精神所教育,再也没有干扰他。以后他还陆 续写过一些报告。然而,当时“四人帮”仍占统治,他的报告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一九七五年十月,他在多次发作心脏病的基础上突患心包炎、胸膜炎、肺炎。 脱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又一次发作心肌梗塞。夏季,重病初愈,对当时的形 势极度忧虑和悲愤。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多次希望我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 役、战斗写出来,但我从来不准备写。现在,我郑重地考虑了,决心写。这也许 是现情况下我能够为党做的一点工作了。”他说:“我也考虑到了,即使写成了, 不一定能出版。那不要紧,留给家人、儿孙们当故事看看也是好的。”他又说: “我将主要地写战役、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的形成,战场形势的演变以及我个 人在当时形势下所作的若干考虑,以求能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 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者导致失败的。我这样写,可能会受到有些人的 非议,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离开战争指挥者的种种思考去写战役、战斗,就 是死的;最多也只能算是战斗详报,而我没有办法去写其他指挥者们的具体思考。” 他为我们规定整理材料的指导思想说:要写,就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 来写。时间隔得很久了,你们要对我的回忆找有关材料核实。至于观点,我欢迎 你们参加讨论,提出意见,但是最后还要按我所认识的程度来写。这就是实事求 是和文责自负。 mpanel(1); 我们开始工作。他讲述,我们记录整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他欢 欣鼓舞,积极投入到拨乱反正的斗争中。他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我 也把希望寄托在待他工作稍稍轻松,身体进一步康复的时候。虽然讲述和整理工 作一直在进行者,但进展很慢。不料,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他突发脑溢血。我 悔恨欲绝,责备自己未能抓紧时间请他多谈一些。两个月后,他的病情竟然得到 稳定和好转。我小心翼翼地试探他的记忆和思考力,发现他的记忆力衰退了,但 分析、思考能力仍如既住。一天,我问他,还想完成那本回忆录吗? 他说:“当 然想的”。再如过去那样由他作系统的回忆和讲述是不可能了。我在保护他的健 康的情况下,以闲谈的方式向他提问。每次,他都能简明扼要地答复我。少数时 间,他精神好时,还能就某一战役作比较系统的回忆和讲述。就这样,我们一点 一滴地继续积累了若干材料。在他重病之后,由组织上指派帮助整理材料的几位 同志陆续回到其他工作岗位。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下来。但我想只要能 把他的回忆材料留下来,将来总可以再想办法整理出来的。 不幸接踵而来。数月后,他又发作脑血栓,此后便反复发作。他的语言、思 维逐渐地迟钝了。但在每次病情好转后,我仍不放弃一点一滴地问问他。有一次、 对一个重要问题,必需听取他的观点,我几天内多次向他提问,希望他谈一谈。 不料,他每次都默默地望着我而不答言。我心急如焚,悔恨交加,掉转头泪如雨 下。我觉得这项工作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如果再进行,对病人来说就大残 忍了。几天后,他忽然力我说:你不要着急,你问我的问题我心里是明白的,只 是我现在表达能力很差,慢慢地我会讲给你听的。就这样,我们又坚持工作了下 去。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一九八四年二月五日下午四 时,粟裕同志终于离开我们而去。当时我立在他的身边,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对 他立下誓言:你安心地去吧! 我一定要完成你交付给我的任务。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中央军委杨尚昆副主席由外地赶回京为粟裕同志治 丧。他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接见并慰问我。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向杨副主 席报告:“我和子女都没有什么困难。只有一件事,就是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 还没有完成,他留下不少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把这项工作 继续下去,直到完成。”杨副主席立即批准了我的请求,并批准粟裕同志原秘书 朱楹同志作为专职干部参如这项工作。后来,杨副主席又为本书题了词。这对我 真是最大的安慰了。 这时,不少粟裕同志的老战友、老部下以至一些青年同志,也在关切这本回 忆录。当他们得知中央军委已经批准继续进行时,无不感到欣慰。有几位同志主 动地表示愿意和我共同承担这项工作。就这样,写作力量得到解决。我们的工作 无疑困难得多了。我们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力求使整理的材料符合粟裕同志的 原意。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有多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材料已经随粟裕同志的离去 而失去了。 以上种种情况,不能不使这本《粟裕战争回忆录》在思想、内容、文笔、风 格等各方面带有明显的特色和不可弥补的缺憾。这是我要写这篇编后记的主要原 因。 在困难的情况下,主动协助整理材料的有:姚旭、周乐亭、周蔚昌、徐充、 徐玉田、秦叔瑾诸同志;曾在不同程度上协助整理过材料的有:奚原、王希先、 胡石言、吴克斌、郭树元、项明、张卫明、白艾、陈佐、熊铮彦、李圭、刘立勤 诸同志;协助参加过文字修订工作的有:金子谷、张剑、张志学、严振衡诸同志。 刘祥顺、鞠开同志以及更多的同志曾参加了技术、资料、图片等等各方面的工作。 解放军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而热情的支持。 让我用粟裕同志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编后记。粟裕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对协助 整理材料的同志说:“回忆录中记述的一切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是参与革 命斗争的所有人们,特别是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至于这本回忆录 的能够成文,则是我与同志们的合作。” 谨向参加《粟裕战争回忆录》的整理、出版等各项工作的所有同志致衷心的 感谢。 楚青一九八七年七月湖南粟裕研究室《粟裕研究资讯》编辑组曹婧2005年12 月12日校对 (全文完)   --------   梦远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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