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记得是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７日下午，我去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同志，北京出版社的总编辑 和文艺编辑室的同志从我东郊的家里赶来，同着曹禺，就确定下来，约我来写《曹禺传》。 他们是那么诚恳而热情，使得我万难推卸，任务就这样匆忙而迅速地接受下来。到今天，１ 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６日，我把最后一稿抄改完毕，转眼间，将近５年的时光飞逝而去了。 虽然我完成了这部稿子，好像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舒了一口气；但我的心情并不轻 松。５年间，三易其稿，渡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而我心中想的，却是要把它重新写过。可 是，又反问着自己，即使再写一遍，或可能有若干改进，但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能把它脱 胎换骨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此，我告罪于读者的，奉献给诸位的是自己不满意 的一部书稿。 原先，我曾对这部传记充满着种种美妙的憧憬，有着种种的设计，最能代表我这些幻想 的，是我的一次发言。我说：“我所涉猎的传记写法是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一是追求客 观准确的叙述（当然也有评价）；一是追求写其神魂，而不必有闻必录。我的倾向是： （一）当然要有准确的事实材料作为根据，不能胡编；（二）但我不愿只是在那里叙述，像 流水账；（三）力求生动。我的中心点，在于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要有我 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可能这样的传记就会有些特点。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是有罗 曼・罗兰的理解的。茨威格的巴尔扎克恐怕同泰纳笔下的巴尔扎克也不一样；但我们可以透 过这些作家的三棱镜看到巴尔扎克的形象。我以为传记尽管是史实的记录，但绝不失去传记 作者的独特的观察和理解，否则，这传记就失去了特色。” 我还这样说过：“曹禺曾对我说，一个传记作者应当对其所写的人物有一个透彻的了 解，要融化所掌握的材料。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具体说来：一、曹禺有着他丰富而独具的性 格特色，他的热情、血性、气质、心理都表现出这一点来。那么作为一部传记应该抓住他性 格的核心，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思索和追求，他对戏剧的爱好，他的种种审美情趣以及待人 接物、爱情婚姻等，都无不打上他的个性烙印。既要写出他的性格，同时还应写出‘这一 个’曹禺性格的背景、家庭、社会的诸方面，否则就成为不可捉摸的了。二、他是有他的创 作个性的。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道路，不但与他的性格有关，而且更有形成他创作个性 的世界的、中国文学戏剧的背景和种种动因，应当揭示他艺术成功的秘密。这些，可能是动 人的。三、曹禺作为一个剧作家，是有他的典型意义的，他的创作道路就是话剧史的一个侧 面，与之联系的、平行的话剧史上的人物都成为与他相比较而存在的对象，在比较中才能看 到曹禺的独到的贡献。但，这不是评论，而是通过话剧史的生动趣事而透露出来的。因之， 这部传记应给人以知识。”“我想这部传记应该使青年读者由此得到成才之路的启发，同时 也不叫专门研究者过分失望，他们也可能从中提取一些可供研究的事实。这些可能是奢望， 但还是要追求的”①。 回想我曾说过的这些话，与我所做到的，它的确成为一个“奢望”了。不能说我毫无追 求，而实际做起来，这些“奢望”便苦闷着我，熬煎着我，直到写完，仍然还不能从这“奢 望”的煎熬中走出来。我后悔说了那些空话，而又印在刊物上。如今，我又把它抄在这里， 让读者来对照，这是很严酷的；但也是无法收回和逃避的。我觉得这样做，反而心情更安稳 些。 我深深地感到，为一个作家，特别是为一个健在的作家写传，在我，在客观上都有事前 所未曾料到的困难。我未能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更没有能力写出“我 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曹禺说：“人是很复杂的，也是最宝贵的。”懂得人很难，深刻地 懂得像曹禺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家的性格、心灵，懂得他漫长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中的一切 一切，真是谈何容易！ 不知曾同曹禺有过多少次谈话，他的确为我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使我增进了对他以 及他的创作的理解。我也曾访问过他的朋友、同学，他的学生，他的家人。但是，仅仅凭着 作家的这些追忆，这些访问，就能写出曹禺的性格和心灵，透彻地理解他心灵的隐秘吗？对 我来说，仍然是不轻松的。 我没有想到，为了查找他入读南开中学的确切时间，即使在他的母校，都提供不出一个 有力的历史材料。南开中学的学生档案，都在战火中流散了。又如，对他后来的创作曾产生 过影响的地方――宣化，连作家自己都记不清楚是何年何月了。关于他的一些信件，据说是 极为珍贵的书信，都在十年动乱中销毁了，而书信对于写传又是何等重要呵！欧文・斯通写 文森特・梵高的传记《渴望生活》，其主要材料来源，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文森特・梵高写给 他弟弟泰奥的三卷书信，那是由霍夫顿・采夫林编辑起来的。当然，还有作者沿着文森特的 足迹发掘出来的材料。我也曾花费了些气力进行采访发掘，但收获并不理想。令人感叹的， 是我们太不重视对人，对名人资料的保存。每得到一点新鲜的材料，都是很难很难的。在写 传的过程中，使我深深懂得，巴金老人那样大声疾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文革”博 物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太重要了。 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 发达。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 下，写什么，怎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 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 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 于是，我们不敢再“奢想”了。如果在这一部传记中，能够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原始的 材料，为他人或后人写出更好的《曹禺传》作些准备，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力求写得真实，我尽可能把我采访搜寻来的史料，如曹禺同志同我的谈话，以及他的 亲朋、同学的谈话，征引到传记中来，不敢妄加增删，除个别的文字上的加工，均照原始记 录加以记叙。 我不想写成评传，因为我已经写过《曹禺剧作论》，已经对他的剧作和创作道路有所叙 述和评价。但我却希望读者能同《曹禺剧作论》参照起来阅读。这样，就可以用较多篇幅介 绍作家创作的背景、原来的构想、人物的原型、创作的过程，也许这样能提供给读者以研究 和思索的材料。 我也不想写他的思想发展，尽管在他的剧作和文章中，透露出深刻的思想，但曹禺毕竟 不是思想家，比如说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主义，又从什么主义到什么主义，或他的思想来源 于何人何作，都不愿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是任读者和行家们从叙述中去理解，去审断。 在写法上，我曾看过不少传记，确有参照，但写起来，也不知究竟参照了哪个，而临着 我所掌握的材料，凭着我的理解，觉得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把我的意思写出来就是了。大体 上是按照时间的进展顺序，其中也有交叉倒叙，偶尔也有所议论，有所抒发，也并不想都遵 照前人格式。 我在《曹禺年谱・后记》中曾说：“深深地感谢许多前辈和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关怀和 帮助，这部年谱是很难编成的。因之，我总是把它看成是一部集体的作品。”对于这部传 记，我依然持这样的看法，没有他们所提供的宝贵材料，是很难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的。为我 提供材料的同志，我都在引用时注明了他们的姓名，这里恕我不再一一列出。我深深地感谢 着他们。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五年来，他们给了我许多温暖和帮助。 他们同作者是真诚的朋友，对作者是信赖，是期待，是鼓励，是支持，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 是友谊。特别是责任编辑为这部书付出默默的劳动，他那种诚恳而朴实的品质，打动着我的 心，我要向他致礼！ 在写这部传记过程中，始终得到曹禺同志的帮助，是数不清的谈话，是不厌其烦地答复 我的问题，他把手中的材料及时寄给我。对于他的信赖和关怀，我是十分感谢的，只是我因 未能写好这部传记而感到抱歉。 一部传记牵涉许多人和事，虽然我做了努力，但难免不实不确之处。既希望当事人指 教，也渴望读者和专家批评，这是我所期待的。不过，我想写一个作家的传记，主要仍在掘 扬其所长，汲取其创作经验，自然也应当总结其教训。既不能随意吹捧，也不能任意贬抑， 更不能去醉心揭发阴私。我希望听到批评，也渴望得到谅解。我们特别期望为写传的作者， 特别是为健在的作家写传的作者，提供一个真诚坦率、宽容谅解的批评氛围。 我深深感到，也是许多朋友都感到的，写传是很难的，为健在的作家写传就更难了。 但我仍然热忱地欢迎真诚的批评。 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１７日到２７日于北京东郊定福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