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福哉圣母 “五・四”运动以后，郭沫若为了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往返奔波于上海和日本 之间。1921年7月，他和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并 为《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撰写和组织稿件。同年8月5日，他的第一部诗集 《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成就最 高的一部新诗集。 在文学事业上取得卓著成就的同时，1923年3月，他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 并获得了学士学位。这一年的年初，安娜又生了第三个儿子，取名佛儿。 毕业前夕的一天，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 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 前一种勉强可以称之为“咸与维新”；后一种则是沿用的旧习了（旧时妻妾同居者 甚多）。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 道： “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 只好这么过下去。” 只好这么过下去。与安娜母子相依为命。 现在他们已经是五口之家了。虽说郭沫若在取得学士学位后自己可以独立行 医，但毕业之后却不能再继续享受官费待遇。唯一固定的经济来源一下子断绝之 后，生活的重担陡然间又加重了许多。这时老家给他汇了三百块钱来，要他回四 川。郭沫若因此于1923年4月1日携安娜和孩子乘船回上海。他当时的计划是：回国 之后暂时到上海附近的乡下去，把《浮士德》的译稿整理出来，然后或回四川或到 别的地方去，再从长计议。 安娜是一个日本女人，又是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第一次到中国去，安娜心情 特别兴奋。她觉得自己离开生长的故土到一个新的陌生的国度去，而这个陌生的国 度恰恰又是她应当熟悉的，亲近的。中国――已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甚至可以说，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归宿之地。临行前，安娜满怀憧憬地对郭沫若 说：“我感觉着幸福，因为你已经毕了业，以后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处走的一 样。” 次日便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们临时借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楼上。郁达夫偕 妻儿从安庆来上海期间也同他们住在一起。再加上成仿吾，创造社的三位主要成员 同在上海写文章办刊物，创造社出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然而在文学不值一钱的中国，郭沫若的物质生涯如像一粒种子落在石田里，完 全没有生根茁壮的希望。他和成仿吾为泰东图书局出了大力，不知流了好几斗汗 水，但始终没有接过聘书，没有正式领过薪水。书局老板赵南公只是像朋友似的间 或给他们一些零用钱，他们的地位好像是奴隶又好像不是奴隶。四川老家汇来的三 百块钱是郭沫若唯一的财产，但这一点钱又岂能供长久的开销？郭沫若整日做文会 友，抚养孩子的责任主要落在安娜的肩上。眼见着孩子们一天一天地长大，安娜愁 着三个儿子的衣食教育，几乎连睡觉也不能安稳。实在无法了，她就旧话重提，劝 郭沫若开业行医。 mpanel(1); “你如今医科毕了业了，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世间有很多怕死的病人，开业 行医吃饭想来是不成问题的。” 郭沫若对当时社会上的腐败情形深恶痛绝，他激愤地对安娜说：“医学有甚 么！我把有钱的人医好了，只使他们更多榨取几天贫民。我把贫民的病医好了，只 使他们更多受几天富儿们的榨取。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 钱，我宁肯饿死！做医生的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够把培 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 安娜虽然觉得郭沫若说得有理，但她不能不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想。因此换了一 种平缓的口气，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迁就些。” “要那样倒不如做强盗，做强盗的人还有点天良，他们只抢有钱的人。” 郭沫若的态度仍执拗得很。安娜没法，只得在上海和孩子们节衣缩食，勉为度 日。 上海人满为患。他们住在民厚南里真是如像住在监狱里一样。这是一所弄堂里 的房子，寓所中连一坯自然的土面也找不出来，更无一草一木了。郭沫若素来尊崇 自然的灵性，认为美丽、开阔、自由的大自然对儿童们的身心发育有莫大的益处。 他可怜孩子们被禁锢的心灵无处伸展，便决心带他们去吴淞看一次海。可是一问车 价：单趟要五块！来回要九块!只得作罢了。又不忍让孩子们过于失望，只好带着他 们去黄浦滩公园看月蚀。 那时上海的几处公园门口都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所以郭沫若特地穿上 了一件西服，冒充东洋人。安娜问他道：“为什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 郭沫若一边打领带一边说：“不行，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 国衣服是不行的。上海的几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入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 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了。” 安娜听后很为中国人鸣不平。她愤愤地说：“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 心狗肺吧！” 月亮悬在浦东的夜空。因为是月蚀，在第一象限上残缺着一块。按照迷信的说 法，所谓“月蚀”是指天狗把月亮吃了。因此在黄浦江的江心中有几只装饰着彩灯 的游船游来游去，一边打着铜器一边放花炮。立在岸上观看的人很不少，残月和彩 船成了谈笑的中心。安娜和两个大一点的儿子瞧着热闹，但不知道这种习俗是什么 意思。 “哦，还没有圆。”和儿望着残缺的月亮，问道：“那些人打锣打鼓放花炮做 什么呢？” “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儿赶开的。” 郭沫若给他们讲了中国民间的“天狗吃月亮”的传说。和儿和博儿听后一齐叱 咤起来― “是那样吗？吓哟，吓哟……” “赶起狗儿跑吧！吓哟，吓哟……” 黄浦江水在夜里好像变成了青色一般。安娜从未见过像长江黄河那样的大江大 河，日本的河流都是短短的，窄窄的。望着夜色笼罩的江面，她问身边的丈夫： “是扬子江？” “不是，是黄浦江，只是扬子江的一条小小的支流。”郭沫若告诉她说。“扬 子江的上游就在我们四川的嘉定叙府等处，河面也比这儿要宽两倍。” “唉！”安娜惊骇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吗？” “是啦，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轮可以上航至嘉定。” 郭沫若望着黄浦江水，十分深情地说。是的，从这儿乘船可以一直上溯到嘉 定。他是多么怀恋故乡的山水啊！他是多么想念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啊！然而 他不能回去，因为…… 故乡的家中有原配的妻子张琼华，他怎能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去呢？ 江水幽幽，勾起了郭沫若心中一段不能忘却的伤心的往事。他觉得自己还不如 一条鱼：如果是一条鱼，也可以从这里向上游到大渡河的呀！…… 正当郭沫若心中隐隐作痛之际，安娜突然转过脸来对他说道：“我昨晚上做了 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到了东京，还梦见了宇多姑娘……” 作为一个日本女子，她同样怀恋着自己的故土。 月光照在黄浦江的水面上亮晶晶的。月是故乡明。 在上海住了将近一年，安娜苦干生活的压迫，不得不带着三个孩子回日本去。 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郭沫若说：“我到日本去实习几个月的产科，再回上海来，或 许还可以做些生计。” 乍暖还寒的时候。上海汇山码头。 飘扬着太阳旗的日本轮船“长崎丸”，横泊在昏水茫茫的黄浦江边。从巨大的 烟囱里冒出了黑沉沉的青烟。东方的天上呈现出金黄色的曙光。码头上此时十分悄 静。郭沫若把安娜和儿子们送上了船。和儿、博儿都是生长在海国的儿童，一见到 轮船就快乐极了，争着爬到舱壁上去透过窗眼看水。嘴里还一边欢叫着―― “我们又要回到海边上去啦！” “去拣金蚌壳儿！……” 郭沫若心中辗转反复着，一时竟拿不定主意：上岸去呢？还是留在船上和妻儿 们同行。安娜见他迟疑着不肯上岸，便猜中了他的心事，于是再次安慰他道：“我 们去了，你少了多少累赘，你可以专心多做几篇创作出来，最好是做长篇。我们在 那边的生活你不要顾虑。停了几个月我们还要转来。樱花开时，你能来日本看看樱 花，转换转换心机也好。” 安娜的脸上洋溢着圣洁的光辉。她的这一番话突如其来，好像天启一样。七年 前他们最初恋爱的时候，安娜就是这样一种甜蜜的声音，音乐的声音，郭沫若在心 中早就谱写了下来，如今重又响彻了郭沫若的心野。他在心中狂叫起来： “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贝亚特，但丁 的好友，在《神曲》中引导但丁进入天国）！你是我的Beatnice！你是我的！长 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但丁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 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福哉圣母！福哉圣母！永远的女性哟！ …… 安娜走后将近三个礼拜了，还不曾有什么消息。郭沫若焦急地盼呀盼，起初他 写信去恳求，后来渐渐生怒，又后来渐渐怀疑，以为是生出什么意外了，于是又后 悔自己当初没有亲自把妻儿送回日本去。在这种摇曳不定的思绪之下，今天早晨突 然接到了安娜的一封长信，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了。家书抵万金，更何况又是久盼 方至！他一面读着，一面潸潸地感谢着。读了一遍又一遍，他的眼泪如贯珠一样滴 落在信纸上，和纸上旧有的泪痕融合为一体。 旧痕染处添新痕，夫泪妻泪合一流。 此时响起叩门声。郭沫若赶紧拭干了眼泪，把两位客人请进屋里就座。原来他 们是重庆红十字会医院派来的。其中较年长的一位把两封书信交给了郭沫若，说： “我们是奉了会长的命令来的，命令我们来迎接郭先生，这是会长的信，这是令兄 先生的信……”另一位解开衣裳，从最里一层的衬衫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张一千 两银子的汇票来，双手捧着笑嘻嘻地说道：“我是揣在怀包里的，路上的扒手很多 呢！” 郭沫若收下了书信。两年前，长兄郭橙坞就为他谋得了重庆红十字会医院医务 主任的职务，月薪四百，但郭沫若一直未肯赴任。前不久橙坞兄又有一封快信寄 来，嘱咐他道： “须知现在世局，谋事艰难，谋长远之事尤难，红会局面较大，比之官家较为 可靠，幸勿付之等闲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挡，早日首途来渝，一 图良晤，至盼至嘱。” 然而郭沫若对此事却有难言的苦衷。他本来就不大愿意做医生，他尤其不愿意 回重庆。因为重庆和家乡乐山离得近了，如果他回到那里去，再要不回家就太不近 情理了，即使他硬着心肠不回家，家里的人，父母也好，琼华也好，他们也会自己 来找他的，而他又不能拒之门外，那样的话，旧式婚姻的祸水便不能不同时爆发， 一场纠葛不得不决裂。父母是绝对不能和他一致的，张琼华也许会因此而自杀，安 娜和孩子们也不能不无端受屈受苦。每当想到这些无法解脱的矛盾时，郭沫若总是 心乱如麻，终夜不能成寐。 这些苦衷他自然不便向外人明讲。所以他对两位客人表示了一番感谢之后，明 确告诉他们他不能回去，也说了一些不能回去的原因，比如自己患有耳疾（重听） 不宜做医生之类。“因此嘛，这张汇票在下是不能接受的，请二位一道带回四川去 好了。” 两位客人听后不禁面有难色。年长的一位说道：“我们受了会长的命令交给先 生，交给了先生我们便算是尽了职分，否则我们将来会讨会长的怪。会长很希望先 生回去呢。” 郭沫若推辞说：“医院里面不说是有两个德国医生吗？” “是，是有两个。”另一位接茬说道：“中国医生还有三十几个呢。” 郭沫若笑了一笑：“哦，有那么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年长的那位叹了一口气，又摇摇头诉起苦来：“但是，人还不够用呢！‘二 军’一败，打伤几千丢在那儿，我们不能不医；‘一军’又一败，又打伤几千丢在 那儿，我们也不能不医。所以人总是不够的。” “那也没有办法了。军人们这么爱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太医，恐怕 也不够用吧？” “吓，吓，吓吓吓……” 两位客人被臊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了。但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他们却不肯拿回 去，郭沫若无奈，只好权且收下。 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它代表着一千两白花花的银子。郭沫若有生以来还是第一 次收到这么大的一笔巨款！ 对于穷愁交困的郭沫若来说，这张薄如纸重如金的汇票未尝没有相当的诱惑 力。 “我假如妥协一下，把这汇票换成钱，跑到日本去把妻儿接回来，再一路回重 庆，那我们一家以后的物质的生活是可以再无忧虑的了……” 桌子上放着安娜的长信。这是她回到日本将近三个礼拜后写来的。郭沫若重读 安娜的来信，如像刚接读时一样兴奋，一样急切。他的心尖迅速地战颤着，胸腔紧 张得好像要爆裂开来。每读一句，他的眼鼻便要涨痛一次。如此这般地读下去，他 的眼泪忍不住又如串珠一样滴落在信纸上了…… 他还是不能去重庆。回到了那里，一幕家庭的悲剧便很可能发生，人命的牺牲 是明于观火的。他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年已耄 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哟！父母哟！请原谅你的儿子罢！你的儿子忍心不回来，固然是不 孝，但是你的儿子终竟不忍回来，也正是出于他的还未丧尽的一点孝心。你儿子回 来了，便会把人害死，便会把你两老人害死。这教你儿子怎么能够忍心呢？父母 哟！父母哟！我同你们别来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远不能和你们相见了！” 这么痛哭着，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来信上。安娜在信中诉说的生活的苦 状，使他悲愤万分： “啊啊，不错，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儿同情，我们的生活 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予的世 界！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们是甚么都被人剥夺了，甚 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甚么生存的必要呢！”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踞在他的心头。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那一千 两银子的汇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吧！” 这么说着，他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一齐投在地板上，还狠狠地走去踏 了几脚。 他把金钱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连着说了几声：“痛 快！痛快！金钱哟，我是永不让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 他决心不回重庆去了。于是便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哥橙坞，一封给重庆 红十字会会长。把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也封在后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坚 决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