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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章 中国大冤案。贺龙被“立案审查”。一代开国元勋含恨离开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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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大冤案。贺龙被“立案审查”。在“背靠背”会诊之后,一 代开国元勋,含恨离开了人间 贺龙悄然消失在西山,林彪他们却没有放弃整垮他的企图。 1967年2月14日,一个名叫晏章炎的人,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说, 1933年,贺龙曾通过熊贡卿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这是在歪曲历史,无中生有,颠倒黑白。 1933年夏,由于蒋介石重兵“围剿”和“肃反”运动的自我摧残,贺龙率领的 红三军在湘鄂边处境艰难。蒋介石看准时机,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到湘鄂边向 贺龙游说。 这个熊贡卿,贺龙是认识的。1926年,湖南督军赵恒惕在任命贺龙为澧州镇守 使的同时,让省参议员熊贡卿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次故人来访,游说劝降,贺 龙毫不留情,将其逮捕。经中共湘鄂西分局批准,1934年l月23日,由贺龙主诗,在 湖南龙山县灰岩塘进行了公审,立即枪决。贺龙在公审大会上说: “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他叫熊贡卿。他干什么来了呢,是蒋介石派来 劝降的说客。这对我们红军是一个极大的污辱,同时,他又是一个好细。我们不可 以放他回去。蒋介石的算盘完全打错了,他完全是痴心妄想!艰难困苦吓不倒红军, 高官厚碌收买不了红军,阴谋诡计也骗不了红军。” 1934年3月17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 这个晏章炎密报的就是这一件事。 晏章炎又是何许人?他是武汉市第二十中学的一个教员。他的老子是蒋介石南 昌行营第二厅厅长。当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去湘鄂边,具体事宜皆由其父一手承办。 熊贡卿被杀,其父亦受责备。晏章炎利欲熏心,看到林彪他们要打倒贺龙,便想借 此附势,有所获益,于是,将他从父亲那里听到过的一丁半点之事,编造了贺龙 “乞降”的谣言,密报“中央文革”。 林彪看见此信,真是如获至宝。他马上批转给了江青、康生请人,并派出心腹 人员佯作“调查”。其实,这件事无须调查,因为,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共中央的 报告就存放在北京郊区的中央档案馆里,拿出来一看便知。但是,他们却置历史档 案于不顾,既不取物证,也不找人证,便将此事说成是贺龙“叛变投敌未遂”,并 于7月12日正式上报中共中央。 林彪此时心喜若狂。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说:“贺 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十分严重,一定要立案审查。” 参加所谓中央日常工作会议的,就是“中央文革”那帮人。江青、康生、陈伯达、 谢富治都在座。他们积极支持叶群的提议。到了9月13日,一个被蒋介石悬赏十万大 洋买其人头的元帅贺龙,被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批准“立案审查”了。这真是一种 莫大的讽刺。 这个专案组由康生、叶群亲自掌握。11月8日,康生、叶群主持讨论了对贺龙专 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康生对专案组的人说:“不要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 “要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mpanel(1); 请看,专案审查竟可以不要客观事实,而要服从于他们整垮别人的那种“倾向 性”。在六七十年代,被扭曲了的中国,多的是这样的所谓“专案组’:、他们根 据操纵者的意志,收集“材料”,网罗“证据”,合我者用,异我者弃,成为那个 时代毛骨悚然的莫须有罪名的制造者。 贺龙的专案组就是这样。他们不去查阅档案,却忙着从国民党的报刊上复印敌 人诬蔑贺龙的消息和报导;他们不去作公正认真的调查,却派人会同各单位的“造 反派”,将贺龙的亲友、部属乃至其子女非法关押起来,严刑逼供,强令他们按专 案组的意愿提供“罪证”。这样,不知有多少贺龙的亲友、红二方面军和一二0师 的老同志,在西南军区工作过的人,上至大将、上将、中将,下到通讯员、警卫员、 炊事员,轻者被批斗,重者被关押刑讯,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成为当代中国一桩 令人胆战心凉的大冤案。 1968年,专案组从中央档案馆拿到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就熊贡卿一事给中共 中央写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信上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 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 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落 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 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说得多么清楚。这个报告给诬陷贺龙“叛变投敌”之说是无情的否决。但是, 专案组要按林彪、康生、江青的意图颠倒是非,竟不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把它 隐匿起来,写了一份诬陷贺龙“投敌叛变未遂”的所谓调查报告,送到了毛泽东那 里。 对于贺龙,专案组开始不闻不问,后来让他就这件事或那件事写证明材料,到 了1968年下半年,他们才加紧了对贺龙的“审查”。因为,Ic月份要召开八届十二 中全会,为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他们必须就贺龙问题有个 交待,阻止其重新出山。专案组计划了一个同贺龙“面对面的斗争”方案。但是, 被康生、江青、陈伯达还有叶群参加的所谓“中央文革碰头会”否定了。他们害怕 贺龙“脾气大,怕斗不过”,不跟贺龙面对面,改成“背靠背的斗争”,即由专案 组提出问题,让贺龙书面回答。 审查者害怕被审查者,你说,真理究竟在谁一边? 9月18日,他们终于给贺龙送去了一份“要交待的问题”,其中有:“南昌起义 你干了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待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 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的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 乞降蒋介石的?你,是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读过本书上面各章的人,都会明白,这些所谓“问题”,完全是于虚乌有,是 故意制造出来的。 贺龙把这份东西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他说:“真是活见鬼!那里有这种 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停了一会,似乎心情稍有所平静。他对薛明说:“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 办事的人。27、28、33年的事情统统是假造的。他们想用毛主席指示来压我,完全 是给我栽赃呀!” 他愤怒,他痛苦,一连几天吸烟很多,不停地在室内踱着步。一个一生对党忠 心耿耿的党员,被党所冤屈,这是最令人痛心的。有时,他突然从踱步中坐下来, 在笔记本上反反复复地写着两个大字:“冤枉!” 但是,不回答问题是不行的,他们代表的是党组织。几天以后,贺龙坐了下来, 针对林彪他们的造谣和诬蔑,对历史作了详细的回顾。就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 枪毙熊贡卿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不掩饰、不夸大、实事求是的叙述, 让薛明记录下来,作为强加给他的那些罪名的反击。此时,他还想,我写的这些材 料或许毛泽东能够看到。 可惜,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幻想。 他写的材料是通不过康生把持下的专案组的。他们看了贺龙写的历史回顾,十 分害怕。这一点,从现存的贺龙专案组档案中看得非常清楚。这里,只要例举一下 康生在专案组上进的有关贺龙问题的材料上的批示,就可以窥见其一斑了。 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贺龙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说:“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待 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待,要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一议”。 1968年8月21日,康生批评专案组不应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上送。他批示说: “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适当,望注意。”’ 1968年8月27日,专案组将贺龙写的有关材料作了摘要,并在上送报告上写道: 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代(待)实质性的问题,并有诬蔑、攻击 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志处”,“由于我们的水平低也缺乏历史知识,摘要的内容可能 有错误,希首长阅后给予批评指示”。 专案组的日子大概也不太好过.看起来,真有点诚惶诚恐的样子。 康生阅后,在贺龙写的材料上批日:“极不老实’”,“吹嘘自己,掩盖错误, 不交待问题。我建议专案组要仔细研究,寻找漏洞,现在不必传阅,以免干扰”。 看来,贺龙实事求是的不屈服态度,使他门很难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封锁, “不必传阅,以免干扰”。他们很怕毛泽东看到事情的真相。 然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康生的诬告。在 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他对贺龙 不保了。 从1968年6月3日起,林彪他们的手伸进了西山,周恩来也管不了了,于是,各 种迫害接履而至。贺龙夫妇陷入了困境。 “专案组”的人借口有人要来揪斗贺龙,不能被人发现,将整个居室蒙上了黑 色窗帘,不许他们再拉开来,使他们整日见不到一缕阳光。 床上的被褥、枕头不知为什么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时间,贺龙夫妇只能睡在光 秃秃的木板上,用手臂当枕头。 伙食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是盛不满的米饭,一格经常是清水煮白菜、 萝卜,或者是老得似甘蔗皮的豆角。贺龙经常处于饥饿之中。薛明只得到允许他们 活动的山边去挖些野菜,用饭盒煮煮给贺龙充饥。 有一次,薛明看到山边长着一种形似豆角的野菜,高高兴兴地摘了一大把用衣 服兜了回来。贺龙过来看了看,对薛明说:“这个不能吃,你白费劲了。” 贺龙很懂得野菜。在长征途中,为了解决战士们的食粮,他曾带头尝过很多野 菜。 薛明拿着这把野菜自嘲地说:“唉,真是空欢喜一场。” 水,也有了限制。“专案组”的人借口水源困难,弄水不方便,在大热天,只 给一小壶饮用水、其他生活用水全靠老天下雨。只要一下雨,贺龙夫妇就忙着把大 盆、小盆、茶杯、饭盒都拿出来去接雨水。整整四十五天只靠每天一小壶水生活。 最残酷的是在医疗上大做手脚。 贺龙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老人,离不开药物治疗。来西山以后, 他们的医疗是由警卫一师某营营部一名姓沈的医生负责的。这位青年医生很关心贺 龙,经常来看望他们,还不时帮助他们下山去买些必需的药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贺 龙夫妇很感激他。可是,到了1969年三月,姓沈的医生突然不见了,换来了另一名 医生。后来,他们才弄明白,此人并非医生,而是一个根本不懂得糖尿病、高血压 等内科疾病的神经科的男护士。据他自己说,是经过六次“政审”才挑选来的。此 人一来,贺龙夫妇大遭其殃。 大概是有什么人的授意,此人一来就以检查药品是否变质为名,强行收走了贺 龙从家中带来的全部自备药品;在用药上,又借口药少,减少了一些常用的重要药 品,这样,贺龙每天必需的降糖药便没有了保证。专案组还指示此人说:“尽量用 现有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象对待好人那样。” 一天,此人送来一些药,其胶囊皆已破裂,药末泄漏;胶囊上甚至还有黑色手 印。薛明警惕性很高,非常生气地说:“这药我们不能吃。弄成这个样子,谁知里 面装的是什么。” 贺龙说:“把它退回去!要小心啊,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过了几天,此人让一个战士来送药。药里忽然多了一片不知什么药片。薛明发 现了,提出了抗议和责问。 此人无奈,解释说:“这是选错了。” 贺龙生气地责问说:“把药都送错了,你还是个医生呢!” 此人白白眼说:“哼,要不是上级决定,我还不愿意来呢!” 贺龙骂道:“什么上级?我骂的就是你那个上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是有人 道主义的,你这个医生干什么的?” 他怒气冲冲地把手杖向门口一指说:“滚,你给我滚!” 此人无可奈何地走了。 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竟派来这么一个蠢人,和他吵吵心里也痛快些。他是来 监视我们的,你骂他,他只有听着,向上面打小报告,反正谁也不敢来见我。” 贺龙说对了。这个人真的身负监视他们的责职。 一天夜里,突然来人要贺龙夫妇从住在半山腰的平房里搬到山脚下的平房里去。 这位“医生”就住在这里。贺龙夫妇搬下来以后,不论是在走廊里散步还是去上厕 所,都要经过此人的房间。他们的一切都在此人的视线之内。 薛明懂得了为什么要让他们搬下来的缘由,她指指房子周围说:“说不定,这 屋里还为我们装了窃听器呢!我来找找。” 贺龙阻止她说:“你不用找了。有窃听器才好呢!我可以骂他们这些野心家、 阴谋家。毛主席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再不能总让他们愚弄呀!其实,只要毛 主席说一句话,就能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总是处 在被告的地位,也让我们说说话。这可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啊!” 这种不声不响的无情折磨,使贺龙愈来愈清楚了林彪他们的险恶用心了。他对 薛明说: “你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啊!我不死, 我要活下来和他们斗到底!” 他用手杖敲着挂在墙上的一张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中的林彪,说:“你这个卑 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授你的把柄!党内 出了好臣,这个奸臣就是你。” 他转过身对着坐在那里补衣服的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上 那一套,都是她搞的。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 大换班。还有林彪那老婆,也不是好东西。过去你在延安揭发过她,她能饶得了你?” 薛明听了说:“可能由于我这个问题,牵连了你。” 贺龙摇着头说:“你不要这样想,不是由于你的问题。他们要打倒我,是因为 我会妨碍他们夺权,他们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牵累了你。” “九大”开完了。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贺龙戴着花镜,详细地看完了《人民日报》上登载的关于“九大”的报导、“九大” 会上的报告,他沉默了好几天,只是抽烟,几乎什么话也没说一句。薛明望着他那 怔怔的样子,心里着急。 一天,贺龙用手杖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说: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搭着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指着毛泽东)的 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 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多么憨厚的老帅呀!他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相信了林彪他们的诬告,在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对他表过态了。元帅仍然相信他的“毛大帅”,这是在长 期历史风浪中形成的,无可指责,况且,毛泽东后来还是真的纠正了他对贺龙问题 的失误,只是,已经太晚了。 贺龙虽然相信毛泽东会说句公道话,但是,他还是作了最坏的准备。 一天,他对薛明说:“要有思想准备啊!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的。” 薛明说:“你不用耽心,我不会跟你分开。没有人照顾你怎么行呢?” 贺龙从开着的屋门朝院子里望了望,一片乌云正笼罩在山头上,大概要下雨了。 他说:“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你放心,我是完全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 过了两天,薛明因为眼睛近视,被允许去医院配眼镜。等她从医院回来,十分 惊奇地发现,屋里的地已经打扫过了,烟灰缸也清理了,窗口的竹科上,还晚看一 件洗好了的衬衣。这是贺龙在告诉她,万一出现意外,把他们分开,他是可以独立 生活的。 薛明心里一阵酸楚,眼泪夺眶而出。 贺龙又让薛明为他弄一个布挎包,装上一点粮票、钱和日常用药,挂在墙上, 随时备用。薛明心想,我上哪里去给你弄这些东西呢?但她还是难过地点了点头。 贺龙元帅作好了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 1969年5月上旬,贺龙的糖尿病突然恶化。在屋里走得好好的便会摔倒。请看那 时“看守日志”上的几则记载: “5月2日4时20分,哨兵发现贺龙躺在屋门前地上,头朝西,脚朝东,拖鞋一只 在台阶下二十厘米处,一只在近墙根处,人距离鞋一尺左右。十一时,贺龙又从坐 椅上摔在地板上。” “5月10日零时45分,贺龙尿时摔倒,躺在地板上,头枕在沙发上。” 从记载上看,5月上旬,他连续摔倒了七次。这样的连续摔倒,对于一个糖尿病 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坏的征兆,可是,那个“医生”却视而不见。每次摔倒以后, 他只是察看一下手、臂、头部等处,是否摔伤,不作其他任何检查。薛明多次要求 他给贺龙检查血糖和尿糖,他却始终不予理睬。开始,他还把贺龙摔倒作为一个情 况向他的上级报告,后来,便不当回事了。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专案组也没有放过他,不断送信来让他写材料。据《看守 日志》记载,贺龙连续摔倒后,5月16日,专案组“送来三封信”“要贺龙交待的提 纲”;6月2日,有关人员来找贺龙,内容是“关于材料问题”。此时的贺龙,薛明 已不敢让他轻易在地下走动了。他整天躺在床上,怎么给他们写材料?可是,他们 根据康生“指示”,“要找漏洞”,那管你的病情?薛明急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 不灵。 有一次,贺龙起来解小便,又摔倒了。醒来之后,他忽然听到一阵歌声:“洪 湖水啊,浪呀么浪打滚,洪湖岸边,是啊么是家乡……”声音不大、唱得也不太难 确,但它却震憾了贺龙的心。洪湖,在他的生命历程里有着特殊意义。在那里,他 和国民党军队作过殊死的斗争;在那里,他和善良而穷困的人民同生死共甘苦;在 那里,他和两次“左”倾路线作过艰难的斗争;在那里,埋葬着他的多少战友;在 那里,他有欢乐,有痛苦,是他终生忘怀不了的地方。这只歌,“文化大革命”以 来已经被“革”掉了,禁止唱了,说是在为贺龙树碑立传。当初,他听到这种说法, 曾轻蔑地嗤之以鼻。现在,在这种时候,能听到这只歌,真使他心似潮涌,百感交 集。 他喊道:“薛明,是谁在唱歌呀?” 薛明掀开窗帘看了看,外面正下着雨,一个哨兵站在窗下避雨,嘴里哼着歌。 便回答说:“一个哨兵。” “你问问他是哪里人。” 薛明又掀开窗帘小声问站在窗外的战士说:“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湖北,……阳。”声音很小,又夹着雨声,薛明没能听清。 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管。” 薛明走过来,深情地望着他。她知道丈夫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就说:“好地 方啊!” “是啊!”贺龙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谈起了他难以忘怀的洪湖,最后说:“人 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他。” 6月8日,听完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贺龙吐了,连续吐了三次, 呼吸急促,全身无力。 薛明不懂医学,但她长期照顾丈夫,对他身患的糖尿病是知道一些的。她曾看 过一些这方面的书,也听保健医生详细讲述过注意事项,因此,她已感到可能出现 了保健医生说过的,糖尿病的严重症状――酸中毒。她非常着急,跑去找那个“医 生”,但是,此人外出了。中午十二时,“医生”回来,薛明马上跑去向他讲述了 贺龙的病情。下午三时,这位“医生”才珊珊来迟。正好,贺龙又吐了。吐的都是 胃液和黄绿色的胆汁。二小时后,血压下降,上腹剧烈疼痛。“医生”这才决定向 他的上级报告。这个上级,不是医务部门,而是专案组。四个小时以后,专案组才 派来两名医生。 这时,距贺龙早晨呕吐发病,已过了十三个小时了!这不足无视人的生命吗? 更令人生疑的是,派来的两名医生听了薛明的诉说,不作必须做的血糖、尿糖 检查,反而极不正常地将贺龙的尿样派人送往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他们想干什 么?原来,专案组在怀疑贺龙是“服毒自杀”。这种从某种“政治”需要出发的反 科学的判断。毫无疑问会被科学所粉碎。他们这才确认贺龙是糖尿病酸中毒。。 可是,令人惊异的是,他们挂起了两个瓶子,给贺龙大量输入高渗葡萄糖。 内科学上说:糖尿病“基本病理生理为绝对或相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所引起的 醣、脂肪及蛋白质等代谢紊乱。”对于糖尿病酸中毒的治疗,内科学上明确指出: “在治疗开始初数小时内应给予足量短效胰岛素,以便迅速控制高血醣和血酮。” 然而,这两个医生却使用了相反的措施,这到底为什么?在一旁的薛明极为愤 怒,认为他们是在故意杀人。这也并非没有道理。 贺龙的病情在输入葡萄糖后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急剧恶化了。这两个人害怕了, 怕贺龙死在他们手中,承担责任,不得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此时,已经是9日 凌晨零点四十分钟了。 贺龙的神志还是清醒的。他看见两个医生出去了,便对薛明说:“他们都跑了? 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薛明含着泪安慰他说:“他们不敢,你放心。” 贺龙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一会儿,两个医生和警卫连长来了。他们宣布:立即送贺龙去三0一医院。 贺龙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 医生正色道:“你必须去。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 贺龙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一个被剥夺了自由的元帅。他仰起睑,望着薛明,问 道:“我去住院,你呢?” 我们的元帅怎能离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伴侣呢?他离不开她呀! 薛明大声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 她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周围几个人。谁知,她看到的是一张张木然的脸、冷酷的 脸。他们不肯同意一个病危者的亲人的最起码的要求。他们的人性哪里去了? 薛明失望了。她含着泪对丈夫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 她忘情地拉着贺龙已变得瘦骨嶙嶙的大手。贺龙也紧紧拉着她的手。他们这对 患难夫妻此时此刻有多少诗要说啊!薛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握手,竟成了她 与贺龙的最后诙别! 贺龙被送进了三0一医院。原三0一医院院长斯莱在1974年9月23目承认,早在 贺龙入院之前,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邱会作曾对他指示说: “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不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所 以,他并没有事先把贺龙的病情通知病房,病房也没有针对糖尿病酸中毒做好抢救 工作,当然也不会通知有经验的专家来作紧急处理,因此,当贺龙被抬来以后,病 房只得匆匆忙忙临时组织抢救。 8点55分,送到病房,10点25分才开始抢救,贻误了一小时三十分。到10点55分, 贺龙的血压下降到了70/40,生命垂危。主治医生着急了。他向院方提出,必须组织 有经验的专家来会诊和抢救。院方同意会诊,但却不让专家们直接接触病人,使他 们知道患者是贺龙,要“背靠背”会诊,让他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X光片 讨论”。 看病而不准接触病人,这真是千古奇谈,这种古今医疗史上的“独创”,是中 国医疗史上的耻辱! 而且,不知为什么,到了13时3O分,也就是说,拖了两个小时以后,才对贺龙 进行“背靠背”的会诊。参加会诊的只有心肾科、放射科、呼吸科的专家,却没有 代谢科的内外专家。要知道,糖尿病酸中毒属于新陈代谢的疾病,他们这是干什么? “背靠背”的会诊之后一个半小时,我们这位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开国元 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 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 难以理解的人间!此时,时钟正指在15时零4分。一个令人落泪的时光。 从贺龙被抬入三0一医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在这个过程中, 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昏迷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有人听 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 薛明在西山等待着贺龙的归来。 她是那么焦虑,那么痛苦,整日站在房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那条无人的小 路,翘首盼望着她那不幸丈夫的归来。然而,来的却是卫戍区的一个参谋。此人告 诉他,上级让她去“核实材料”。薛明纳闷了,到哪里去核实材料?这是怎么回事 呢?她带着满肚疑惑、无可奈何地跟着那个一言不发的参谋来到了医院。 贺龙的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陆续得到了同样的通知。这些孩子如堕五里雾 中,有什么材料要他们去核实?一路上,他们一个个满腹疑狐不解。 到了医院,他们才知道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一个不知姓 名的人带他们到了第十四病室。他们看到了贺龙的遗体、一张倔犟坚毅的脸上,留 着去世前的愤怨,伤心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不敢大声哭喊,以抒发内心的悲哀和 愤懑。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啊!妻子、儿女只能在受伤的心灵里流淌着无尽的泪水。 这不是泪水,这是血啊! 薛明在《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一文中,这样叙述了这悲惨的一刻: 到了医院。我刚跨进一个房间,一个专案人贡迎面 走过来。他冷冷地向我宣布:“人已经死了!” 什么?人已经死了?我那朝夕与共的亲人贺龙同志 不在了?那个乐观豪迈、生龙活虎的贺龙同志已经不在 了?明明六小时以前还在和我讲话嘛!为什么贺龙同志 竟然不在了? 那人还在恶狠狠地讲着:“在他临死以前,他的反革 命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听了这话,我明白了:贺龙同志直到最后一刻,还 在和他们进行着斗争!我继续想着:他,那个让敌人听 见名字就丧胆的贺龙同志,那个敌人出十万大洋买他的 头颅,而他仍然战斗的贺龙同志,他,他怎么会不在了? 有人拉我坐下,一个身穿白衣的医生向我叙述贺龙 同志住院检查的经过。我还处在半麻木状态听不真切,只 记得他说血糖1700,下午三点零九分死亡。三点零九分, 这就是说,从离开我的身边到死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 钟。“1700”,这是一个比他以往血糖高出十几倍的数字。 思索着数字的意思,我开始慢慢清醒些了。我悔恨 这六小时。我和他一起生活,多少风雨,多少艰难都和 他在一起,为什么这六小时我不在他的身边?我怀疑这 六小时,贺龙同志患的是糖尿病,六小时前,他还是清 醒的,进了这样治疗抢救条件完善的医院,有这么多国 内知名的医生,为什么仅仅六小时便造成死亡? 我还在想的工夫,儿女被接来了。分别了两年多,母 子总算见面了,然而我见到了孩子,孩子却没有了爸爸; 我由两个孩子搀扶着、拖拽着,经过长长的走廊,被 带到了贺龙同志的遗体旁边。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 只有一条床单盖着贺龙同志那颀长的身躯。 啊,这就是我亲爱的贺龙同志。 还是那高高的额角。你的头脑里曾经思考过多少战 役战斗,曾经为党和国家思索过多少重大问题啊!在那 最后的时刻,你都想了些什么?如今还在想着什么? 那浓黑的双眉紧蹙。这双眉曾经冷对过多少凶狠的 敌人?眼角里眼泪未干,难道他们又对你进行了新的折 磨,增添了你心头的愤怒和仇恨? 口还微微张着。这口里曾经发布过多少作战命令,迸 发过多少琅琅笑声啊,你有很多要讲的话没有说完。在 那最后的时刻,你是不是呼唤过战友和同志?你说了些 什么?还想说些什么? 你胡子也没修剪,连身囫囵衣服也没穿上。我多想 走上前再给你洗把脸,再给你修一修后上的胡敦,把那 双干净的袜子给你穿上……可是他们要把我和孩子带走 了!我,什么也不能帮你做了…… 直到1978年,薛明将自己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送给邓颖超看的时候,她 才知道,能见到贺龙的遗体还多亏了周恩来。那天,在李井泉家里,邓颖超拿着这 份材料,对薛明、贺鹏飞和在座的李井泉、谭震林、叶飞说:“如果周恩来看到这 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周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0一 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和遗体告别以后,他们又分别被送走了。遗体问时火化,火化后放在何处,没 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无权过问,一切都要由“专案组”来处理。直到贺龙平反以 后,他们也不知道贺龙的骨灰放在何处,怎么找也找不到,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八 宝山火葬场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连贺龙的名字也没有, 只有一个专案组给取的化名――王玉。堂堂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死了之后, 竟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权写在骨灰盒上,公理何在?难道这不是一桩千古奇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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