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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会友《三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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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会友《三叶集》

10 多年前,箧中藏有购之于旧书摊上的一册《三叶集》。深夜展读,一颗年轻的心似乎就紧贴着《三叶集》的作者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位前辈年轻时的心,同忧、同乐、同思、同叫。也就是这一本《三叶集》,鼓动着我开始注意对新文学运动初期资料的收集和研讨。好景不长,浩劫骤起,一堆资料、笔记,连同《三叶集》“理所当然”地被扔进火堆……真得感谢上海书店,他们将《三叶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而依原版式重排出版。犹如一位久违多年的朋友,穿戴一新地走近我狭小的书室。灯下展读,我的心又和60 多年前三位青年人的心一起跳动起来了。

《三叶集》是一本浸润着纯真无瑕的友谊芳香的书信集;《三叶集》又像一面镜子,展现出新文学运动初期三位热血青年以文学事业相砥砺相期许的至情至性。他们之中,郭沫若27 岁,在日本冈山学医;宗白华22 岁,在上海编辑《少年中国》月刊,又应邀主编《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田汉(寿昌)21 岁,在日本东京学教育。三人神交之始是由于郭沫若曾在《学灯》上发表新诗,《学灯》的原主编走后,宗白华接任。宗对郭诗极为赞佩,他曾致郭信说:“你的诗是我最爱读的。你的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宗白华不愧为慧眼独具,在那个新诗处境艰难的时候,支持了鼓励了还是名不见经传的一位业余诗作者。他有什么个人的需求呢?没有。他惟望,有“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在《学灯》上、在中国诗坛上站立起来。古人云:“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正是基于这种中国人的传统交友美德,宗先生频繁地与郭沫若通信,并进而介绍给他一位学习教育又醉心于戏剧、诗歌创作与研究的田汉同志与他通信,白华先生致函郭沫若说:“他同你很能同调,我很愿你两人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于是,东京与冈山之间,日本与中国道上,频频地传递着他们思想脉搏的讯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当1920 年5 月《三叶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之后,它自然地激动了万千青年的心,点燃了他们心头的火。是的,《三叶集》最真实不过地记录了三位青年朋友的人生观、文艺观,为研究新文学运动勃兴时期的人们留下了一段信实的史料,更重要的是,它启示着人们:

什么是交友之道?什么样的友谊,才是真正的友谊?

在共同革命理想照耀下,友谊是超时空的,一切年龄的差异,地位的差异,都消弥得无影无踪。所谓“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使得三位在人生和诗艺道路上探索的青年人,“人格公开”,推诚相见,相互砥砺,切磋研讨。举凡人生、事业、哲学、诗歌、戏剧,各抒己见,辨难正误。即如婚姻恋爱所带来的苦愁郁闷,亦显而不隐地向朋友诉说,以求真正地了解。

比如当郭沫若在向朋友谈及自己的婚姻问题后,曾发自内心地自责道:“我写了这长篇,简直好像个等待宣布死刑的囚徒一样……我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像我这样的人,你肯做他的一个‘弟弟’,像我这样的人也配做你的一个‘哥哥’吗?请你快宣布死刑!”其内心的痛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朋友的悲苦和忏悔,田汉作书劝慰他:“撇开那种愁云罢!大家都是说些酸酸楚楚的话,倒把这个活泼的人生,弄得黑森森的……我只在这小小的斋里默默地以一瓣心香祝你和你爱的幸福无量,恩情不朽。”天真无邪豁达开朗,正是21 岁的田汉的性格,而宗白华就显得老成持重,他这样冷静地开导和鼓励自己的作者振作起来:“少年时,乘一时感情,尤易做出越轨的事,我向来以为一个人做错了事,只要忏悔了,又做些好的事业,那就抵消了。

人类都是有过的,只要能有向上的冲动,就是好人了。”知之甚,爱之深,责之力,正是这样真挚的友谊的力量激励着他们,从个人的郁闷中冲了出来,去追求光明的将来。

当然,真正的友谊,决不在于一味地抚慰心灵的痛楚,更不是等而下之的阿谀奉承。培根说过:“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我们的古人苏浚也说过一段精警的话:“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三叶集》的作者是道义的结合,而不是酒肉的征逐和私利的相互利用。这样,他们对于朋友方面创作上的毛病,尽管是不掩大德的“小疵”,也坦诚地指出与之商兑。宗白华是郭诗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倾倒备至的介绍者,但他仍然向郭指出:“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像凤歌(指《凤凰涅槃》)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这坦率的意见被郭沫若所接受。《女神》中火山爆发式的雄浑豪放的诗篇的出现,不能不从宗白华的这些意见中找到郭沫若最早所受的启示。而当宗白华在一篇论文《新诗略谈》完稿又觉得自己对“诗”的定义下得太泛,并请郭沫若指点时,郭即诚恳地匡正和进言:“你所下的诗的定义确是有点‘宽泛’。我看你把它改成文学的定义时,觉得更妥贴些,因为‘意境’上不曾加以限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不就是友谊的基础么?

《三叶集》的出版,距现在63 年了。它曾经陶冶和教育过起码两代人。

固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者们可以从《三叶集》去探索三位文学前辈最初的文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以它为最可宝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而更多的人,则从《三叶集》去掌握和借鉴三位文学前辈在中国新文学的黎明期怎样培养和发展他们建立在共同事业上的友谊。人们各从《三叶集》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道德修养和知识的营养。宗白华先生在《三叶集·序》里说:“我们刊行这本小书的动机,并不是想贡献诸君一本文艺的娱乐品,做诸君酒余茶后的消遣。也不是资助诸君一本学理的参考品,做诸君解决疑问的资料。”他的主旨就是“提出一个重大而且急迫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请求诸君作公开讨论和公开的判决”。其实,《三叶集》正是在诸多方面给人们提供了借鉴材料:文艺的、学理的、社会的、道德的。《三叶集》不失其历史的光辉,也正在此。

(1983.11.20)

--泉石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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