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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央电视台曾经为一个资助贫困地区大学生的专题节目来采访我,记者说,被 资助的孩子普遍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有的甚至对资助者怀恨在心,记者问我的意 见。我当然不能理解更不可能赞同这种仇恨的情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知恩图报 都既是人之常情又是美德,否则不是成了白眼狼嘛!可是,我却非常理解不愿意与 资助者见面的心态。就是那次上海- 无锡之行,不仅让我获得了意外惊喜,还让我 经历了一段独特而又难得的心理历程。 在医院告别了姓黄的医生,我去拜访了那个不幸的幸运女人。她的病也是因为 误诊,当时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医生把肠扭转诊断为生产前的镇痛,延误治疗 时间造成肠坏死,手术后留下了短肠综合症。 从那病人家里出来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商店一家挨一家,有那么多人进进 出出,但我没有兴趣跨进哪怕任何一家店的门槛。首饰商店里,玻璃、镜子、射灯, 一派金碧辉煌,打扮入时的女人们,凑在柜台前指指点点,兴致勃勃。在我眼里, 她们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她们的生活与我完全无关,我觉得自己是人群中的另类。 这种感觉常常困扰我。一场场在高档酒店里上演的招待会上,记者们个个风度 翩翩,谈笑风生;酒席上名片飞来递去,应酬没完没了。我不读书,不看报,没有 新鲜的话题可以吸引视线;我不修饰,不打扮,没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可以挥洒。我 的时间是以分钟而不是以小时计算的,我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总是不能从容地把一 个会从头到尾开完。我为此沮丧得抬不起头来。但同时,又为自己如此肤浅的虚荣 和自尊而无地自容,只能小心地掩饰着,不敢让他感觉到。我知道那会灼伤他的尊 严。 以后脱离了记者这个职业,我没有丝毫留恋之意,反而觉得是一种解脱。从那 时起,这身份就不再属于我,这氛围也不再属于我。我的天地在医院里,在病房里, 在濒临死亡的丈夫身边。那是我虚荣心的栖息地,自尊心的避难所。几年如一日, 我像上班一样去医院,大夫护士像是我的同事。他躺在病床上等我来清洗伤口,等 我送来饭菜,送来书和磁带,等我领着儿子来给他看。我熟悉他的每一个病友和家 属,我们聊病情,聊医生护士,聊医药费不断上涨,聊公费医疗制度的形同虚设。 文学,职场,事业,离我越来越远。我只是一个病人家属,我得做一个好的病人家 属。 那个春日的午后,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上,我怀着深深的伤感,还有一点点儿 悲壮,与许许多多看起来很悠闲很幸福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没有一个人知道,我 为什么在那一天清晨急急地赶到那座城市,为什么在那一天的傍晚又匆匆地离开。 还记得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皮上衣。我是有备而来的,穿着它可以走进任何 一家酒店而不失体面。是的,我要去一家酒店,看一本配得上我看的书,消磨掉去 无锡之前的那几个小时,给自己积蓄一点儿从容、一点儿镇定,来应付我不曾经历 过的局面。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子》就放在我的包里,这是临行前 精心挑选的。我不需要一间房子,只需要一杯咖啡和一个座椅。上火车之前我就想 好了,在火车上又反复地想过:那不是我应该出入的地方,可单枪匹马闯上海闯无 锡也不是该我干的呀?也不是我附庸风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附庸风雅没有意义。 那只是我给自己此行的一个小小的鼓励和犒劳。 当我终于走进那家星级酒店,又终于走出来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一个多么愚蠢 的“创意”。考究的价目表上,价格最低的咖啡是二十五元,还要加收百分之十五 的服务费。服务员小姐笑容可掬地站在旁边等着我点单,我甚至都没想到可以撒一 个谎,编一个逃跑的理由,我告诉她:价格太贵,我什么也不要了。然后站起来, 离开了那家酒店。事后我想,在那个姑娘不长的职业生涯中,一定是第一次遇到像 我这样没有见识的客人。 如今,我常常很自然、很轻意地在某一个酒店的咖啡厅与别人约会,谈工作或 者闲聊。有时候,我会想起当年失魂落魄地从酒店里出来的情景。出现那尴尬的一 幕,并不仅仅因为钱,而是自己内心的底线:我是去寻求资助的,我没有资格奢侈。 当然,我有理由为自己寻找一份好心情,哪怕花钱去买。问题是,事后看穿了这是 自欺欺人的把戏,又会自责,最终把好心情抵消掉。丈夫还躺在病床上,为他去寻 医问药的妻子,没有理由得到好心情。 去之前我就写了几份材料,有对当年误诊的那家医院的起诉书,有对那个药品 疗效的赞美,有我们经济上面临的窘况。没想到,千里迢迢来了,却被挡在了大门 外。我说我是记者,回答说,记者一律不接待。又说我是病人家属,回答说,总经 理在上海开会。董事长呢,正在接待外宾。公司坐落在无锡的城郊,白色的围墙, 白色的栅栏门,一色雪白的建筑很是气派,就是里里外外看不见一个人进出。是返 回上海去找总经理呢,还是在这里死等董事长接见?正徘徊着不知该怎么办,这时 大门开了,一辆轿车正往外开。如果车里坐的是董事长,他一走,这一趟我可就白 来了。还没顾上想清楚,手臂就下意识地伸出来,拦住了那辆车。车门打开,车里 坐的都是老外……几个小时过去,接待室的老头儿看我执着,又打电话进去。终于 董事长的秘书出来了。先请我到餐厅吃工作餐。已经过了吃饭时间,偌大的餐厅, 一边坐着我一个人,另一边坐着董事长和他的高级职员,他们一边吃饭一边传看我 的资料,然后是议论。 那些被资助的孩子,不愿意与资助者见面的心情,大约与我在餐厅里一边吃饭 一边流泪的时候心情一样。对方不想对你居高临下,但事实就是居高,怎么能不临 下?你说你不是乞求,是要求,是请求,是恳求,但终究还是没离开“求”字。没 有人侮辱你,但你觉得自己没有尊严。没有人欺负你,但你觉得无比委屈。更糟的 是,甘居人下了,不耻相求了,尊严扫地了,你还必须感谢。素不相识的人肯帮你, 你没有理由不谢得真诚。帮你的人要的肯定不是几句感谢的话,但你一定不能试着 不说那几句感谢的话。不说你就太不通情理了。谁愿意帮助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呢? 我们从小接受的,和我们教育孩子的,都是对他人要有同情心。如果你不首先承认 你是卑微的,你是贫弱的,你是无助的,又怎么能够接受同情呢? 人的心啊,简直像是一个牢笼。每一种思绪,每一种情感,每一种本能的冲动, 每一种社会的理念,都像是一头怪兽,互相纠缠,互相冲撞,互相折磨。你东逃西 撞,左奔右突,但是你看不见出路。你的心是牢笼,心里的东西是困兽,没人能够 拯救你。你是你自己的囚徒。你是你自己的结果。 mpanel(1); 几百瓶,每瓶一百元,价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可以想象我会多么珍惜。但是, 有一天我居然会把它们掉在地上,摔得粉碎!那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往医院赶, 去照顾他的洗漱和早餐。医院不允许放很多东西,只能把药一点点儿分批带去。五 瓶脂肪乳放在自行车后座的篮子里,拐过楼角有一个大坑,自行车一颠,篮子掉了 下来,玻璃瓶摔碎了,药液流了一地。我下意识地蹲下身,当意识到留在瓶子里的 那部分也不可能再用时,我用双手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什么是绝望?看着洒在地上一片白得耀眼的液体,你无法用手捧起来,或用任 何办法重新装进瓶子里,再用来输入亲人的血管,那就是绝望,就是我的绝望,失 而不能复得的绝望,错而无法纠正的绝望。我曾经丢过上万元钱,也着急,但没有 像那样心疼得痉挛。虽然疏忽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打碎东西是太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我为什么不用绳子把篮子捆牢呢? 不只是这几瓶药,在内心深处,还有许多我深悔而不敢深究的事情。比如,他 病情恶化的那天深夜,我怎么可以不在场呢?他停止呼吸的时候,我怎么可以不在 场呢?有多少个夜晚和清晨,我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为什么偏偏在最重要的时刻, 我会不在场呢?医院填写的死亡通知书写着,死亡时间是早七点四十分,每天的这 个时候我已经到了医院,那天的这个时候我还坐在家里,等候来修理沙窗的工人。 阳台上的沙窗已经坏了两年,我要在这个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把它修理好。这是 一个多么充分而又无懈可击的理由呀!没有人会在这样的理由面前责怪你;这又是 一个多么偶然而又微不足道的理由呀!你自己怎么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原谅自己? 所以,尽管看起来我是个性格爽快的人,在许多事情上,却莫名其妙地反复犹 豫。所以,我经常对自己对孩子对别人说:人一生会犯大大小小很多错误,有些错 误是允许犯的,另一些错误是不允许犯的。如果犯了,无论你怎么认错,怎么悔恨, 都是没有用的。错误永远是错误,坏事永远是坏事。我被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理教训 过,变得越来越爱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转年春节,我给那个质检科经理寄去了一个包裹,里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只是想表达一点儿心意。但他很快寄回两百元钱,我只好无言地收下,我不能给别 人的好打折扣。几个月后,看到报纸报道,南京军区总医院首例肠移植手术成功, 我带着病历资料赶往南京。行前,我选了两件别致的小礼物,心想,南京离无锡很 近,该绕道去看望那位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药的质检科经理,我想去真诚地说几句 感激的话。最终我还是没有去,不是因为觉得甘居人下了,不耻相求了,尊严扫地 了,而是觉得,语言的份量实在太轻,太轻……我在南京市一个邮电局给他打了长 途,像对一个老朋友一样,告诉他南京之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然后,把礼品打 了个小包裹寄往无锡。做完这一切我轻松了许多,不再觉得人心是牢笼,也没有困 兽,而是像一片宁静的湖水,装得下友爱与慈悲、同情与理解,也装得下自爱之心 与爱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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