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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往事 第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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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当年的那个圈子真可谓是怪杰荟萃的大本营。你只要研究那个年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只可惜我进入时,那种沙龙活动已接近尾声。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然是社会的佼佼者,恢复高考之后,有相当一批人上了大学,那些直接读研究生的,较早出国学习的,多是朱学勤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那篇文章里所说,“文革”中毕业于重点中学,上山下乡时开始读康德、别林斯基的所谓“六八年人”。如果说日后他们没有像当年那样独领风骚,在主流文化格局中占一席之地——没有名气,没有专著,没有社会地位,也并不说明他们全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或者停止了思想。也许事实恰恰相反,沉默不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吗?我相信,那些曾经照亮他们(我们)生活的思想光芒,是不会随着时间而黯淡的。可能会被遮盖被埋没,但不会消逝,不会黯淡。永远不会。因此大可不必为他们惋惜至深。况且毕竟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当年的狂态,他们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历史密切相关,他们的经历世人皆知。

当然他们中也有一些人逐渐消沉并终于隐退了,对以往或者只剩下冷漠、伤感,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我常常想,或许对此最该负责任的恰恰是一凡。他给那么多人描绘了那么多好梦,却无法承担好梦破灭的代价。曾经是这样,我把一凡当作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哪里。事实是,他带我上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我的上帝甚至比一般意义上的上帝还要好:他从不用轮回、报应什么的威胁我,吓唬我,他从不对和他的理想背离的人恼火。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最迷惘的,我不知道我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急于改变,又不知道该怎样改变,能不能改变,变成什么;充满了激情,却对前景没有明确的想法。不只是我,我想几乎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类似的一段路程。大家彼此吸引,小道消息已经不足以使人激动,开始涉及那些大胆的离经叛道。尽管那时我们还没有怀疑“文革”、否定“文革”,但我们常常产生一种对人不公平的共同感觉。为一些人的命运而不平,又为另外一些人的悲剧而痛苦。殊不知,从那时起,从我开始关注人的命运和人的悲剧的时候起,我已无可逃脱地进入了悲剧,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深夜,我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骗到楼下去接电话。我披上外衣,顾不得穿袜子拖着鞋跑到一楼,刚要拐进电话间,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抓住推进了传达室。在我还来不及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时,就被戴上了手铐。在那一刻表现的惊慌也许显得太幼稚了,我甚至没问问原因就在逮捕证上签了字。随后,我被押上一辆吉普车,被一顶油腻腻的破帽子蒙上眼睛送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北京市第一监狱的看守所,我被关在“王八楼”,因为其中间是圆形大厅,四周有五个筒道而得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许多人被关在那里,使“王八楼”在北京名声大震。

两年以后,我带着“因参与反革命集团,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出狱,一凡也以同样的结论先我五天回到家。使我们哭笑不得的是,通报全国、由当时的公安部部长亲自签发逮捕令,导致了几十人坐牢、上百人受牵连的一桩大案,其实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

本来我很想将那故事的情节和细节描绘出来,我甚至已经在那样做了。但就在我遣词造句试图讲清楚来龙去脉时,又改变了主意。讲给谁听?和我一同从那悲剧中走出来的人,对这一切——文字狱、株连、莫须有、欲加之罪……简直是太熟悉了,这样的案件在全国不会是绝无仅有的。和很多人相比,我们的经历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任何新意。而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你的讲述越逼真,就会越发使人不相信,他们会当作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来听。

那么下一代呢?对于识字却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候也会被投进监狱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无法估计当我的儿子有能力读这篇文章时,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事实上无论如何都是我所不愿意承受和面对的。

总之,这成了我一个致命的情结。虽然儿子才八岁,但不管是写一凡,还是写我死去的丈夫,都无法逃避儿子审视的目光。我想象着他到了我初次认识一凡的年龄,读到这些文章以后的表情和感受。我甚至幻想着,他向他的朋友、恋人、儿女讲述他出生时死去的这位叔叔,以及这位叔叔和他母亲的故事。那故事应该是温馨的、柔美的、宁静的……所以,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我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有多么重要。

为了判断一凡是否和我同监坐牢,听到窗前有脚步声时,只要看守不注意,我就趴到窗前去看,但从没见过一凡。听号里的人说,这个大院里还有一处牢房叫“K 字楼”。提审时常常穿过大院,我总是特别注意“K 字楼”的动静。每次洗澡之前,“王八楼”的犯人都先在“K 字楼”的放风场里等着,借两三个月洗一次澡的机会,我故意走到看守站的平台底下,用小石块在砖墙上并排写上我和一凡的名字。我多么希望一凡能碰巧看到我的名字,能知道在这高墙深院里有我和他在一起。

一凡在出狱后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回家后,我急于想见到你,好像是急于想弄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实际上是想看看你,想知道你有什么变化。当看到你除身体有些影响外,其他都变得更美好了,我是多么欣慰!两年中,特别是后一阶段,我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似的,社会、家人、亲友全都淡忘了,但是我没忘记你,我经常惦念你,担心你的身体、情绪,想到万一他(作者的男友)……那你将如何承受这个打击。两年中,所有的亲友都和我隔绝了,只有你(如果还有别人那我并不知道)陪着我,在同一个大门内……这两年,你成了最近(不仅是距离上的)的亲人……”

也许因为刚出狱,我们有相同的话题相同的感受相同的处境,所以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支撑,我们彼此使对方感到一种……安慰,甚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想那可以称之为爱怜。我无法给这种情感下定义,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友谊的延伸,还是爱情的准备?或者是友谊的深化,爱情的升华?我不知道。我们习惯于彼此依靠,有一种类似于相依为命的感觉。从我们相识起,他就热切地影响着我。我依赖他,他也从被依赖中得到力量。他需要以我的变化来证实他的存在、他的价值、他的影响力。他做到了,靠的不是说教,而是他自身。意识到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我与一凡的关系,人与人之间本来就需要这样相互证明、相互依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一凡的一件作品。

一凡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经历过白色恐怖、残酷的战争和不治之症,他把坐牢看成是一种人生体验,是增加阅历的难得的机会。而我则不同。两年,是由许许多多忐忑揪心的日子组成的,它对人的改变也是意想不到的。出狱后所有的人都发现,我说话的速度变得特别缓慢,而我自己却一点儿没有感觉。第一次上街,我几乎有点儿害怕,站在商店门口,我踌躇着,那是我可以进去的地方吗?左右看看,发现并没有“队长”吼我,才怯怯地走进去。转了一圈儿什么也没敢买,回到家却发现,出门时妈妈给我的二十元钱不见了。我发现自由也和不自由一样需要你去适应。更重要的是现实处境,那年我二十二岁,拖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没有学上也不准许读书,男朋友和我吹了,以前要好的同学又都躲着我,除了被迫在街道和家庭妇女一起做童装,没有任何出路。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我只能去找一凡,只有在他那里我没有心理障碍,没有语言障碍。我们相互讲述监狱生活,共同商量上访平反的事。为了让我有点儿事做,他鼓励我学英语,并跟着我一起学,虽然我根本学不进去,但为了不让一凡扫兴,我还是坚持着。

为了让我不那么孤单,一凡给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在一凡家认识的人似乎个个都不同凡响,他们遭遇不同、处境不同,但都生活得特别充实。从他们身上,我看到,生活的意义不是原本就有的,而是经过自己的努力被赋予的。渐渐地,我不再那样消沉。我开始忙起来,也快乐起来,张罗着为自己买衣料做衣服。我还为一凡织了一件深蓝色开身毛衣。一凡从来都只穿绒衣,没人给他织毛衣,我为他织的毛衣成了他仅有的毛衣。看到我情绪好起来,有了笑容,一凡特别高兴。他后来告诉我,当时被抓的人中我年龄最小,也最无辜,他最怕我一蹶不振。看到我终于长大了,成熟了,一凡比任何人都更高兴。

在一凡的精心呵护下,我度过了出狱后最难捱的日子,准确地说,迈过了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坎儿。平反以后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当了记者、编辑,在以后的生活中,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幸运的是,我已在一凡的启示下懂得了,人可以自救!人只能自救!在挫折甚至灾难面前,我也有过软弱,但却没有逃跑,没有倒下,起码没有背离自己。我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特别是一凡,因我而增加一分失望。以后,每当我遇到那种因社会的不公而遭遇挫折,变得消沉颓废、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甚至自甘堕落、不可救药的人,我总在心里十分惋惜地想:在面临人生转折的时候,他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一凡那样的朋友该多好!

多年以后,我逐渐懂得,人是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被塑造和被拯救的。如果有谁背离了自己,也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可我还是宁愿认为,如果没有一凡,我将不可能从我的黑夜走向我的黎明。我从一凡身上懂得了抱怨没有用,并且学会了不抱怨,这使我一生获益匪浅——你端着的这碗水洒了,不管你怎样惋惜都收不回来了 ——这是任何一个家庭妇女都懂的道理,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实际上它包含的是一个完整的生活哲学,是一个使你在生活中不绝望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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