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无聊，是我们不屑的；把无聊当有趣，更是我们不屑的。但是当你处在一个被 无聊淹没了的环境中，无聊就不只是有趣而且是有益的了。 我们给每一个队长都起了外号，在背地里议论她们的短长，猜测她们是否结婚， 为某队长是否怀孕而打赌。也许因为她们从来不笑，我们一致认为她们没一个人长 得好看，只有一个除外，她的外号叫“墨绿”，因为总喜欢穿墨绿色的衣服而得名， 也有的号叫她“大辫儿”，她的辫子长得直到腰际。听口音她不是北京人，黑黑的， 有点儿胖，走路是外八字。但是她的声音好听，而且她会笑，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 看来不能笑并不是狱警这个行业的行规，而是大多数人的自律。她后来被处分以至 脱离了那个行业，是不是从她那时能够对犯人笑就露出端倪了呢？ 讲“墨绿”的故事有点儿麻烦，得从我进监狱的第一天讲起。 看朱君正琳关于坐牢的文章――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冤狱的高峰，就像五六十年 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知道他被投入监狱 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在被连续审讯了三天之后，他的心情分外松弛，好像要被送 往疗养地一样。而我刚好跟他相反。 我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不仅黑而且冷。那是春节前北京最冷的日 子。我是半夜里从被窝里叫起来去接电话的，没想到带上手铐被送到了监狱。我不 像老朱去得明明白白，还来得及对监狱的高墙发出赞叹。我被人用一顶油腻腻的帽 子蒙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到现在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蒙上眼睛到底是为了 什么？难道是怕我越狱不成，对我一个小姑娘，他们也太没自信了；或者他们本来 想只关我一会儿或者只关我几天，怕我出去后再来找后账吗？殊不知我认路的本领 几乎相当于弱智。黑暗和油腻味儿影响了我的思维，没有任何支点使我得以展开思 想。 我肯定没有老朱那样老道，居然还敢说进监狱是松弛一下；也没有老朱那样天 真，还敢把监狱和疗养院放在一起来联想。害怕是一定的，但又无从怕起，既不知 道监狱是什么样子，又不知道抓起来以后会把你怎么办。当怕很抽象的时候，那怕 就没有着落，没有着落的怕还能说是怕吗？也许只能说是因为紧张而出现了思维空 白。大约是在被抓前半年，有人通风给我说“你被盯上了”，这话也让我害怕过， 但我不知道“盯上了”的后果是带手铐进监狱，我能想象的是曾经见过的听说过的 事，比如写检查、办学习班。如果我知道后果是坐牢，会不会就逃跑？虽然跑是跑 不掉的；或者会不会就去自首？那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 可以兑现的。 我就是在那一天第一次见到了“墨绿”，那天我只披了一件棉外衣，没穿棉袄 也没穿毛衣，拖着鞋还没穿袜子，更糟糕的是，那天我正需要大量卫生纸。我是凌 晨进去的，刚到号里没几分钟就提审，一审就到了快天亮。回到号里时我的脚冻得 几乎麻木，铁门一关我坐在木板床上，正想用那条单薄的囚被把脚包上，身后响起 的说话声吓了我一跳，“快躺下！”后来我才知道，在牢房里，只要睡觉的铃声一 响就得迅速地躺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站着，坐着也不行。刚躺下，门就又响，这 次进来的是“墨绿”，她把我带到筒道尽头的三角屋，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案子 而来，然后给了我一双新袜子，还有许多卫生纸，搜身时她在场，她知道这两样东 西是我的当务之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面对吼叫你可能逆反，因为逆反而显 得勇敢；也可能害怕，害怕得连哭都不敢。但是，你听不得用关切的语气说的哪怕 一句毫无内容的话，经受不起用目光传递过来的同情或惋惜。 从一开始，“墨绿”对我就与其他队长不同。她值班时，会在放茅时最后一个 开我们号的门，让我们负责冲洗厕所。这其中的好处是，可以从容地上一次厕所， 还可以用肥皂洗洗脸和毛巾。有时候她会在饭后把我叫出去拖筒道的地，既可以出 去逛一圈儿还可以锻炼身体。在筒道里停留时间长了会得到好多新闻，比如队长们 聊天时某人说她最喜欢吃什么，证实了谁已经是有一个男孩儿或者女孩儿的母亲。 拖地带回号里所有的新闻都有价值，就像当零食吃一样，能够嚼上好几天。偶尔会 碰上一个刚提审回来的犯人。监规规定，犯人与犯人是一定要回避的，听号里其他 人说，一般队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把拖地的人暂时关进厕所。可是“墨绿”对我从 不。所以我更加盼望出去拖地，我盼望能够碰巧见到我的难友赵一凡，虽然经过分 析已经断定那绝无可能，因为我们这幢楼男犯人都在二层，一凡柱双拐，二层楼他 根本上不去。可人常常会毫无理由地寄希望于万一。 mpanel(1); 擦地时曾经见到过一个女孩儿，年纪很小，说不定比我还小。她穿着雪白的的 确良短袖衬衫，一条褶压到底的深蓝色毛料短裙，两条辫子折起来齐肩。她的皮肤 那么好，但苍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她不艳，但是标致而端庄，表情宁静得让人难 以置信。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出现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巨大的反差让我颤 栗。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地让我着迷，猜想和虚构她的故事成 了我在监狱中的文学功课。我从来没设想过她是刑事犯，一个能够让人联想到少女 时的冬妮娅、娜塔莎的姑娘，不可能与流氓、杀人这些字眼连在一起。也难以想象 她是政治犯，她的穿着显然太资产阶级了，我们这些女孩子只有在“文革”以前穿 过毛料裙子、府绸衬衣，她这样的女孩儿只能和客厅、沙发、钢琴连在一起，革命 和反革命似乎都应该和她没有关系。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厕所对面的号里，小窗上的 布帘被风吹起，我恰好看见了她。那天她穿一条长裤、一件非常合体的碎花衬衣， 就一个人，没有狱友，一手提着便桶，一手端着一个白色的小盆，表情还是那么宁 静。这样子像是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至今还是那样清晰。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谜 对我仍充满了诱惑――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她的美丽至今让我震颤。 八十年代初，“墨绿” 辗转找到了我，她已经改行当了个体裁缝，前店后家 日子过得很红火。说到我们为她起的外号，她还是笑，只是比我在狱中见她时笑得 更开朗更鲜明。她告诉我被清理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原因，是因为犯了监规―― 犯人有犯人的监规，管犯人的人也有管犯人的人的监规，她为一个因为涉外间谍案 而坐牢的人送了一封信。我们有过好几年的来往，她的行为是因为正义，还是因为 幼稚，或者是因为某种诱惑，对我来说都是可以忽略的，我看重的是，她在我入狱 的第一天主动给了我一双袜子和厚厚一摞卫生纸。况且，惟一向犯人露出笑脸的队 长，本来就是没资格也没理由当狱警的。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呢？现在我已经回忆不 起来了，似乎我也曾经给过她地址，不是我家的，而是我当时的男友家的。幸好她 不是栽在我手里。八十年代她当个体户是因祸得福，过上比狱警富裕的生活，而七 十年代中丢了工作她可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