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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第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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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是我们不屑的;把无聊当有趣,更是我们不屑的。但是当你处在一个被无聊淹没了的环境中,无聊就不只是有趣而且是有益的了。

我们给每一个队长都起了外号,在背地里议论她们的短长,猜测她们是否结婚,为某队长是否怀孕而打赌。也许因为她们从来不笑,我们一致认为她们没一个人长得好看,只有一个除外,她的外号叫“墨绿”,因为总喜欢穿墨绿色的衣服而得名,也有的号叫她“大辫儿”,她的辫子长得直到腰际。听口音她不是北京人,黑黑的,有点儿胖,走路是外八字。但是她的声音好听,而且她会笑,笑起来还有两个酒窝。看来不能笑并不是狱警这个行业的行规,而是大多数人的自律。她后来被处分以至脱离了那个行业,是不是从她那时能够对犯人笑就露出端倪了呢?

讲“墨绿”的故事有点儿麻烦,得从我进监狱的第一天讲起。

看朱君正琳关于坐牢的文章——我们这代人正赶上冤狱的高峰,就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赶上生育的高峰一样,我的朋友中有三分之一坐过牢——知道他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在被连续审讯了三天之后,他的心情分外松弛,好像要被送往疗养地一样。而我刚好跟他相反。

我被投入监狱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不仅黑而且冷。那是春节前北京最冷的日子。我是半夜里从被窝里叫起来去接电话的,没想到带上手铐被送到了监狱。我不像老朱去得明明白白,还来得及对监狱的高墙发出赞叹。我被人用一顶油腻腻的帽子蒙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到现在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蒙上眼睛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是怕我越狱不成,对我一个小姑娘,他们也太没自信了;或者他们本来想只关我一会儿或者只关我几天,怕我出去后再来找后账吗?殊不知我认路的本领几乎相当于弱智。黑暗和油腻味儿影响了我的思维,没有任何支点使我得以展开思想。

我肯定没有老朱那样老道,居然还敢说进监狱是松弛一下;也没有老朱那样天真,还敢把监狱和疗养院放在一起来联想。害怕是一定的,但又无从怕起,既不知道监狱是什么样子,又不知道抓起来以后会把你怎么办。当怕很抽象的时候,那怕就没有着落,没有着落的怕还能说是怕吗?也许只能说是因为紧张而出现了思维空白。大约是在被抓前半年,有人通风给我说“你被盯上了”,这话也让我害怕过,但我不知道“盯上了”的后果是带手铐进监狱,我能想象的是曾经见过的听说过的事,比如写检查、办学习班。如果我知道后果是坐牢,会不会就逃跑?虽然跑是跑不掉的;或者会不会就去自首?那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可以兑现的。

我就是在那一天第一次见到了“墨绿”,那天我只披了一件棉外衣,没穿棉袄也没穿毛衣,拖着鞋还没穿袜子,更糟糕的是,那天我正需要大量卫生纸。我是凌晨进去的,刚到号里没几分钟就提审,一审就到了快天亮。回到号里时我的脚冻得几乎麻木,铁门一关我坐在木板床上,正想用那条单薄的囚被把脚包上,身后响起的说话声吓了我一跳,“快躺下!”后来我才知道,在牢房里,只要睡觉的铃声一响就得迅速地躺下,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站着,坐着也不行。刚躺下,门就又响,这次进来的是“墨绿”,她把我带到筒道尽头的三角屋,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案子而来,然后给了我一双新袜子,还有许多卫生纸,搜身时她在场,她知道这两样东西是我的当务之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了。面对吼叫你可能逆反,因为逆反而显得勇敢;也可能害怕,害怕得连哭都不敢。但是,你听不得用关切的语气说的哪怕一句毫无内容的话,经受不起用目光传递过来的同情或惋惜。

从一开始,“墨绿”对我就与其他队长不同。她值班时,会在放茅时最后一个开我们号的门,让我们负责冲洗厕所。这其中的好处是,可以从容地上一次厕所,还可以用肥皂洗洗脸和毛巾。有时候她会在饭后把我叫出去拖筒道的地,既可以出去逛一圈儿还可以锻炼身体。在筒道里停留时间长了会得到好多新闻,比如队长们聊天时某人说她最喜欢吃什么,证实了谁已经是有一个男孩儿或者女孩儿的母亲。拖地带回号里所有的新闻都有价值,就像当零食吃一样,能够嚼上好几天。偶尔会碰上一个刚提审回来的犯人。监规规定,犯人与犯人是一定要回避的,听号里其他人说,一般队长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把拖地的人暂时关进厕所。可是“墨绿”对我从不。所以我更加盼望出去拖地,我盼望能够碰巧见到我的难友赵一凡,虽然经过分析已经断定那绝无可能,因为我们这幢楼男犯人都在二层,一凡柱双拐,二层楼他根本上不去。可人常常会毫无理由地寄希望于万一。

擦地时曾经见到过一个女孩儿,年纪很小,说不定比我还小。她穿着雪白的的确良短袖衬衫,一条褶压到底的深蓝色毛料短裙,两条辫子折起来齐肩。她的皮肤那么好,但苍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她不艳,但是标致而端庄,表情宁静得让人难以置信。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儿出现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巨大的反差让我颤栗。她为什么会来到这里?这个问题莫名其妙地让我着迷,猜想和虚构她的故事成了我在监狱中的文学功课。我从来没设想过她是刑事犯,一个能够让人联想到少女时的冬妮娅、娜塔莎的姑娘,不可能与流氓、杀人这些字眼连在一起。也难以想象她是政治犯,她的穿着显然太资产阶级了,我们这些女孩子只有在“文革”以前穿过毛料裙子、府绸衬衣,她这样的女孩儿只能和客厅、沙发、钢琴连在一起,革命和反革命似乎都应该和她没有关系。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厕所对面的号里,小窗上的布帘被风吹起,我恰好看见了她。那天她穿一条长裤、一件非常合体的碎花衬衣,就一个人,没有狱友,一手提着便桶,一手端着一个白色的小盆,表情还是那么宁静。这样子像是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至今还是那样清晰。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谜对我仍充满了诱惑——在幽深黑暗的监狱筒道里,她的美丽至今让我震颤。

八十年代初,“墨绿” 辗转找到了我,她已经改行当了个体裁缝,前店后家日子过得很红火。说到我们为她起的外号,她还是笑,只是比我在狱中见她时笑得更开朗更鲜明。她告诉我被清理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原因,是因为犯了监规——犯人有犯人的监规,管犯人的人也有管犯人的人的监规,她为一个因为涉外间谍案而坐牢的人送了一封信。我们有过好几年的来往,她的行为是因为正义,还是因为幼稚,或者是因为某种诱惑,对我来说都是可以忽略的,我看重的是,她在我入狱的第一天主动给了我一双袜子和厚厚一摞卫生纸。况且,惟一向犯人露出笑脸的队长,本来就是没资格也没理由当狱警的。她是怎么找到我的呢?现在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似乎我也曾经给过她地址,不是我家的,而是我当时的男友家的。幸好她不是栽在我手里。八十年代她当个体户是因祸得福,过上比狱警富裕的生活,而七十年代中丢了工作她可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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