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的确是太年轻了，年轻得清高、傲慢，还有点儿无理。同 是阶下囚，我却因为自己是政治犯而觉得比别人优越了许多。 小荣是因流氓罪而被抓进来的，所谓流氓罪无非是和男朋友拍了几张裸体照被 揭发而出了事。她会唱很多歌，都是我从没听过的，《绿岛的夜》那首歌我是第一 次听她唱的。在狱中她还是爱唱，有时唱着唱着，漂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眼泪 就一串串地掉下来了，她也不去擦，歌唱完了又像没事人一样了。我一点儿都不同 情她，讨厌她总是讲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讨厌她说话时总带脏字，按我当时的认 识水平，拍裸体照的女人无疑就是真正的流氓。我坐牢是冤枉，而她坐牢是活该。 虽然她对我很友好，但我不愿意理会她，只要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假装看书或者看 报。现在想起来，如果她不善，不是看我小让着我，想气气我或者治治我，我哪里 是她的对手，准得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当时的假正经简直太可笑了，我是一个现 行反革命，但却显得比谁都左，那面目一定和管教队长差不多。 另一个让我不知该怎样对她的是老黄，算起来她当时也就不到四十岁。说起来 我们曾经还是邻居，她的女儿是我的校友或学长。她的家庭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父 亲是画家，据说解放前他的漫画在某市还有点儿名气，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 ――我简直难以说出口，她的女儿的父亲同时也是她自己的父亲，或者说，她女儿 既是父亲的女儿又是父亲的外孙女。而这一乱伦悲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她 的母亲。她母亲爱上了她的叔叔，为了使丈夫能容忍这一关系，母亲设下了圈套， 让丈夫与15岁的女儿同床共枕，然后亲手带大了由丈夫和女儿生下的孩子。“文革” 初，上中学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的神经病人。天啊！按我当年的阅历，她的故事惊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讲得却很 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说到她坐牢的理由也简单得让人不能相信：教邻居的 孩子们学唱苏联歌曲，罪行是教唆犯。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监狱是这种状况。在我全部关于监狱的知识里，除了从电 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就是像遇罗克那样的政治犯，杀人犯、流氓犯、贪污犯这些 字眼，与我的生活常识相距太远，也没想到，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也是三 教九流什么犯人都有。但是如今我和她们肩挨着肩地睡在同一张铺上，和她们同吃 一个盆里的饭，一开始从内心里真是不能接受，遇上杀人犯我甚至还有点儿害怕。 我先后换过三个号，遇上过四个杀人犯。不知是不是巧合，她们一律都是三十 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杀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进去后第二 个年头的冬天，号里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农村妇女，她把毒药拌在豆腐渣里毒死了 因为财产纠纷而结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让村里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属于正常死 亡。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尸体下葬三个月后，一个远房亲戚要求开棺验尸，她再 没有能力阻止。 一个号一般住三个人，偶尔也会住四个，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心烦，好像在监狱 里睡觉挤带来的烦恼，远远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烦恼。那天正是四个人挤着，刚好够 铺下四条被子，我的位置靠墙，新来的杀人犯紧挨我睡。半夜牢门突然哗啦啦地开 了，我睡眼惺松地转过脸，发现杀人犯正用一条红布腰带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满脸 憋得通红，她的眼睛长得本来就凸，这下更显得像是要暴出来。队长走进来用剪子 把裤带剪断，就把她带走了。我们三人被吓得不敢再睡，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 死而争论不休。自杀在狱中是要受惩罚的，她回来时带上了背铐，我们看着她爬上 床铺，然后用脚一点儿一点儿把被子勾起来，再用牙齿咬着盖在身上。队长一直站 在旁边看着，我们谁也不敢帮她一个手指头。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 黑夜地嚷疼，然后喊队长再被队长训，我们虽然烦她，但看着她提不上裤子吃不上 饭还是得帮她。说来也奇，她的胳膊长，弄来弄去的从屁股底下钻到了前边，背铐 成了前铐。到了打饭、放茅、放风的时候，她从下面一钻又成了背铐，队长一点儿 看不出来。更离奇的是，这样一来二去的，铐子不知怎么竟然坏了，全然成了摆设。 就这样像捉迷藏似的，过了一个多月才被发现。很快她就走了，不会是释放，很可 能是去服刑，但她带铐子的故事成了狱中的黑色幽默，应该说是一个荒诞派作品的 好题材。 我还看过另一个长期带背铐的。把我调进她的号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四十 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个日子应该比较敏感。那天早上气氛就很异常，队长们的脸比 平时拉得更长绷得更紧。小荣说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哀乐声，我们正议论这哀乐是为 哪位大人物而奏，就听到队长在门外开锁的声音。我们以为议论被队长听见了，一 个个吓得不敢出声。队长小声说：“你，收拾东西出来。”一般筒道里有点儿声音， 所有的犯人都会竖起耳朵听，因为队长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而不准叫犯人的名字 则是队长们的“监规”。我们没有代号，所有人都是第二人称“你”，如果没有手 指的配合当然就分不清是哪个你。那天队长说的是“你”，分明指的是我。“收拾 东西出来”这句话在狱中是最暧昧的语言，你别想从队长的语调和表情判断那句话 的背后是手枪还是玫瑰。我是第二次听到对我说这句话，最后一次跨出牢门时我听 到的也是同样的话，一个字都不多也一个字都不少。我紧张而又狼狈地把东西都堆 在房门口，队长锁了这扇门去开另一扇门，这时候号里的人根据开门的声音肯定知 道我并没有离开这个筒道，而我也明白了，这次“收拾东西出来”的背后，既没藏 着手枪，也没藏着玫瑰。 东西搬进去后队长把我叫到管教办公室去谈话。管教是队长们的队长，她的眼 睛像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说不出是什么颜色，而且她总是眯着眼，好像不适应 白天的光线，那简直就是一双真正的猫眼。这次谈话和上一次相比要和颜悦色得多， 先是问我想不想家，家里是否给我送过东西，还说看我年轻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 会，让我相信政府，认真对待这次考验，争取早日出去与家人团聚。我听得一头雾 水，但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回到号里没多久，当天的《人民日报》就送来了，头版头条是周恩来逝世的消 息。不一会儿别的牢房就传出了哭声，队长的眼睛个个也是红的，所以任由犯人们 哭，借着这个机会，犯人们新仇旧恨自艾自怨，一时间哭声连成一片。我刚调进新 号里的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报纸开始大骂周恩来。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调我来这个号， 因为我的“反动”观点之一是反对江青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她的政治观点正好 相反。她个子小，头发盘在脑后，挺文雅的样子，即使说这些话也是一副笑眯眯的 表情。 我弄不明白，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子，有什么理由在监狱里还敢这么放肆。 中午打饭时，她趁队长不注意跑到楼道里喊，终于被拉走，开始了长达好几个月带 着背铐的生活。 mpanel(1); 出狱后我才知道悼念周恩来时全国空前的盛况，不久发生了“四・五”天安门 事件，牢房里开始人满为患。我想，如果她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大街上喊那些话， 说不定早就让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了。很快我就断定她是个精神病人，她的丈夫 是公安部的，言谈话语中她常提到谢富治，她受刺激的原因一定与政治有关，与线 上的人物有关。断定她是精神病人的另一个理由是，她有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她的 胳膊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长，不可能从屁股底下钻来钻去，她的运气也没有那个杀 人犯那么好，手铐好着呢，看不出短期内能坏。不到一天，她的手就肿了，没几天， 就肿得像馒头似的，并且又紫又黑，皮肤薄得像是一碰就破，接着胳膊也肿了，到 最后，铁铐深深地嵌到肉里，一点儿活动的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她从来不说疼，也 不像那个杀人犯只要见到队长就要求摘铐子。看着她吃饭时把窝头放在床沿上趴着 啃，我开始给她喂饭，看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我开始帮她梳头，放茅时帮她穿裤子， 有热水的时候还给她做热敷。有时候，我会劝她向队长认错，请求把铐子摘下来， 否则，时间长了手臂很可能会残废，她却总是无所谓似的微笑着摇摇头，然后便祥 林嫂一般自言自语地说：“让他死，太便宜他了……” 周恩来的死在队长们的心里引起的波澜终于归于平静，这才给她摘下了手铐。 把她抓起来的人应该最清楚，她真正应该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她和张 志新毕竟不是一回事，用对她的惩罚来寄托哀思表达立场反而显得不那么名正言顺， 我这个被调来和她做斗争的对手当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接受考验立功赎罪的希 望也随之烟消云散。她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一个正常人的意志力再强，也远远不及 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无意识更有力量。意志是对恐惧而言，正常人对恐惧过于敏感， 当你的思维能力足以判断你可能面对什么、失去什么，而那将要面对的正是你难以 面对的，将要失去的正是你不忍割舍的，于是你有了真实的恐惧，你因此而需要意 志力来克服这恐惧；而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能够真正地无所畏惧，正是因为她根本不 需要意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