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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中的日常生活 第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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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的确是太年轻了,年轻得清高、傲慢,还有点儿无理。同是阶下囚,我却因为自己是政治犯而觉得比别人优越了许多。

小荣是因流氓罪而被抓进来的,所谓流氓罪无非是和男朋友拍了几张裸体照被揭发而出了事。她会唱很多歌,都是我从没听过的,《绿岛的夜》那首歌我是第一次听她唱的。在狱中她还是爱唱,有时唱着唱着,漂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眼泪就一串串地掉下来了,她也不去擦,歌唱完了又像没事人一样了。我一点儿都不同情她,讨厌她总是讲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讨厌她说话时总带脏字,按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拍裸体照的女人无疑就是真正的流氓。我坐牢是冤枉,而她坐牢是活该。虽然她对我很友好,但我不愿意理会她,只要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假装看书或者看报。现在想起来,如果她不善,不是看我小让着我,想气气我或者治治我,我哪里是她的对手,准得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当时的假正经简直太可笑了,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但却显得比谁都左,那面目一定和管教队长差不多。

另一个让我不知该怎样对她的是老黄,算起来她当时也就不到四十岁。说起来我们曾经还是邻居,她的女儿是我的校友或学长。她的家庭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父亲是画家,据说解放前他的漫画在某市还有点儿名气,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我简直难以说出口,她的女儿的父亲同时也是她自己的父亲,或者说,她女儿既是父亲的女儿又是父亲的外孙女。而这一乱伦悲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母亲。她母亲爱上了她的叔叔,为了使丈夫能容忍这一关系,母亲设下了圈套,让丈夫与15岁的女儿同床共枕,然后亲手带大了由丈夫和女儿生下的孩子。“文革”初,上中学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神经病人。天啊!按我当年的阅历,她的故事惊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讲得却很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说到她坐牢的理由也简单得让人不能相信:教邻居的孩子们学唱苏联歌曲,罪行是教唆犯。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监狱是这种状况。在我全部关于监狱的知识里,除了从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就是像遇罗克那样的政治犯,杀人犯、流氓犯、贪污犯这些字眼,与我的生活常识相距太远,也没想到,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也是三教九流什么犯人都有。但是如今我和她们肩挨着肩地睡在同一张铺上,和她们同吃一个盆里的饭,一开始从内心里真是不能接受,遇上杀人犯我甚至还有点儿害怕。

我先后换过三个号,遇上过四个杀人犯。不知是不是巧合,她们一律都是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杀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进去后第二个年头的冬天,号里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农村妇女,她把毒药拌在豆腐渣里毒死了因为财产纠纷而结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让村里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属于正常死亡。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尸体下葬三个月后,一个远房亲戚要求开棺验尸,她再没有能力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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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的确是太年轻了,年轻得清高、傲慢,还有点儿无理。同是阶下囚,我却因为自己是政治犯而觉得比别人优越了许多。

小荣是因流氓罪而被抓进来的,所谓流氓罪无非是和男朋友拍了几张裸体照被揭发而出了事。她会唱很多歌,都是我从没听过的,《绿岛的夜》那首歌我是第一次听她唱的。在狱中她还是爱唱,有时唱着唱着,漂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眼泪就一串串地掉下来了,她也不去擦,歌唱完了又像没事人一样了。我一点儿都不同情她,讨厌她总是讲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讨厌她说话时总带脏字,按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拍裸体照的女人无疑就是真正的流氓。我坐牢是冤枉,而她坐牢是活该。虽然她对我很友好,但我不愿意理会她,只要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假装看书或者看报。现在想起来,如果她不善,不是看我小让着我,想气气我或者治治我,我哪里是她的对手,准得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当时的假正经简直太可笑了,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但却显得比谁都左,那面目一定和管教队长差不多。

另一个让我不知该怎样对她的是老黄,算起来她当时也就不到四十岁。说起来我们曾经还是邻居,她的女儿是我的校友或学长。她的家庭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父亲是画家,据说解放前他的漫画在某市还有点儿名气,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我简直难以说出口,她的女儿的父亲同时也是她自己的父亲,或者说,她女儿既是父亲的女儿又是父亲的外孙女。而这一乱伦悲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母亲。她母亲爱上了她的叔叔,为了使丈夫能容忍这一关系,母亲设下了圈套,让丈夫与15岁的女儿同床共枕,然后亲手带大了由丈夫和女儿生下的孩子。“文革”初,上中学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神经病人。天啊!按我当年的阅历,她的故事惊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讲得却很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说到她坐牢的理由也简单得让人不能相信:教邻居的孩子们学唱苏联歌曲,罪行是教唆犯。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监狱是这种状况。在我全部关于监狱的知识里,除了从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就是像遇罗克那样的政治犯,杀人犯、流氓犯、贪污犯这些字眼,与我的生活常识相距太远,也没想到,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也是三教九流什么犯人都有。但是如今我和她们肩挨着肩地睡在同一张铺上,和她们同吃一个盆里的饭,一开始从内心里真是不能接受,遇上杀人犯我甚至还有点儿害怕。

我先后换过三个号,遇上过四个杀人犯。不知是不是巧合,她们一律都是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杀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进去后第二个年头的冬天,号里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农村妇女,她把毒药拌在豆腐渣里毒死了因为财产纠纷而结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让村里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属于正常死亡。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尸体下葬三个月后,一个远房亲戚要求开棺验尸,她再没有能力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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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那时的我的确是太年轻了,年轻得清高、傲慢,还有点儿无理。同是阶下囚,我却因为自己是政治犯而觉得比别人优越了许多。

小荣是因流氓罪而被抓进来的,所谓流氓罪无非是和男朋友拍了几张裸体照被揭发而出了事。她会唱很多歌,都是我从没听过的,《绿岛的夜》那首歌我是第一次听她唱的。在狱中她还是爱唱,有时唱着唱着,漂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眼泪就一串串地掉下来了,她也不去擦,歌唱完了又像没事人一样了。我一点儿都不同情她,讨厌她总是讲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讨厌她说话时总带脏字,按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拍裸体照的女人无疑就是真正的流氓。我坐牢是冤枉,而她坐牢是活该。虽然她对我很友好,但我不愿意理会她,只要她一开始讲故事我就假装看书或者看报。现在想起来,如果她不善,不是看我小让着我,想气气我或者治治我,我哪里是她的对手,准得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我当时的假正经简直太可笑了,我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但却显得比谁都左,那面目一定和管教队长差不多。

另一个让我不知该怎样对她的是老黄,算起来她当时也就不到四十岁。说起来我们曾经还是邻居,她的女儿是我的校友或学长。她的家庭应该算是知识分子,父亲是画家,据说解放前他的漫画在某市还有点儿名气,母亲也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我简直难以说出口,她的女儿的父亲同时也是她自己的父亲,或者说,她女儿既是父亲的女儿又是父亲的外孙女。而这一乱伦悲剧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她的母亲。她母亲爱上了她的叔叔,为了使丈夫能容忍这一关系,母亲设下了圈套,让丈夫与15岁的女儿同床共枕,然后亲手带大了由丈夫和女儿生下的孩子。“文革”初,上中学的女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神经病人。天啊!按我当年的阅历,她的故事惊得我目瞪口呆,然而她讲得却很平淡,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说到她坐牢的理由也简单得让人不能相信:教邻居的孩子们学唱苏联歌曲,罪行是教唆犯。

说实在的,我没想到监狱是这种状况。在我全部关于监狱的知识里,除了从电影里看到的共产党员,就是像遇罗克那样的政治犯,杀人犯、流氓犯、贪污犯这些字眼,与我的生活常识相距太远,也没想到,堂堂的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也是三教九流什么犯人都有。但是如今我和她们肩挨着肩地睡在同一张铺上,和她们同吃一个盆里的饭,一开始从内心里真是不能接受,遇上杀人犯我甚至还有点儿害怕。

我先后换过三个号,遇上过四个杀人犯。不知是不是巧合,她们一律都是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一律都杀死了自己的公公。那是我进去后第二个年头的冬天,号里来了一个瘦高个儿的农村妇女,她把毒药拌在豆腐渣里毒死了因为财产纠纷而结了怨的公公,而且她成功地让村里所有人相信了公公属于正常死亡。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尸体下葬三个月后,一个远房亲戚要求开棺验尸,她再没有能力阻止。

一个号一般住三个人,偶尔也会住四个,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心烦,好像在监狱里睡觉挤带来的烦恼,远远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烦恼。那天正是四个人挤着,刚好够铺下四条被子,我的位置靠墙,新来的杀人犯紧挨我睡。半夜牢门突然哗啦啦地开了,我睡眼惺松地转过脸,发现杀人犯正用一条红布腰带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满脸憋得通红,她的眼睛长得本来就凸,这下更显得像是要暴出来。队长走进来用剪子把裤带剪断,就把她带走了。我们三人被吓得不敢再睡,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而争论不休。自杀在狱中是要受惩罚的,她回来时带上了背铐,我们看着她爬上床铺,然后用脚一点儿一点儿把被子勾起来,再用牙齿咬着盖在身上。队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们谁也不敢帮她一个手指头。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黑夜地嚷疼,然后喊队长再被队长训,我们虽然烦她,但看着她提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还是得帮她。说来也奇,她的胳膊长,弄来弄去的从屁股底下钻到了前边,背铐成了前铐。到了打饭、放茅、放风的时候,她从下面一钻又成了背铐,队长一点儿看不出来。更离奇的是,这样一来二去的,铐子不知怎么竟然坏了,全然成了摆设。就这样像捉迷藏似的,过了一个多月才被发现。很快她就走了,不会是释放,很可能是去服刑,但她带铐子的故事成了狱中的黑色幽默,应该说是一个荒诞派作品的好题材。

我还看过另一个长期带背铐的。把我调进她的号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个日子应该比较敏感。那天早上气氛就很异常,队长们的脸比平时拉得更长绷得更紧。小荣说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哀乐声,我们正议论这哀乐是为哪位大人物而奏,就听到队长在门外开锁的声音。我们以为议论被队长听见了,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队长小声说:“你,收拾东西出来。”一般筒道里有点儿声音,所有的犯人都会竖起耳朵听,因为队长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而不准叫犯人的名字则是队长们的“监规”。我们没有代号,所有人都是第二人称“你”,如果没有手指的配合当然就分不清是哪个你。那天队长说的是“你”,分明指的是我。“收拾东西出来”这句话在狱中是最暧昧的语言,你别想从队长的语调和表情判断那句话的背后是手枪还是玫瑰。我是第二次听到对我说这句话,最后一次跨出牢门时我听到的也是同样的话,一个字都不多也一个字都不少。我紧张而又狼狈地把东西都堆在房门口,队长锁了这扇门去开另一扇门,这时候号里的人根据开门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并没有离开这个筒道,而我也明白了,这次“收拾东西出来”的背后,既没藏着手枪,也没藏着玫瑰。

一个号一般住三个人,偶尔也会住四个,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心烦,好像在监狱里睡觉挤带来的烦恼,远远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烦恼。那天正是四个人挤着,刚好够铺下四条被子,我的位置靠墙,新来的杀人犯紧挨我睡。半夜牢门突然哗啦啦地开了,我睡眼惺松地转过脸,发现杀人犯正用一条红布腰带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满脸憋得通红,她的眼睛长得本来就凸,这下更显得像是要暴出来。队长走进来用剪子把裤带剪断,就把她带走了。我们三人被吓得不敢再睡,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而争论不休。自杀在狱中是要受惩罚的,她回来时带上了背铐,我们看着她爬上床铺,然后用脚一点儿一点儿把被子勾起来,再用牙齿咬着盖在身上。队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们谁也不敢帮她一个手指头。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黑夜地嚷疼,然后喊队长再被队长训,我们虽然烦她,但看着她提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还是得帮她。说来也奇,她的胳膊长,弄来弄去的从屁股底下钻到了前边,背铐成了前铐。到了打饭、放茅、放风的时候,她从下面一钻又成了背铐,队长一点儿看不出来。更离奇的是,这样一来二去的,铐子不知怎么竟然坏了,全然成了摆设。就这样像捉迷藏似的,过了一个多月才被发现。很快她就走了,不会是释放,很可能是去服刑,但她带铐子的故事成了狱中的黑色幽默,应该说是一个荒诞派作品的好题材。

我还看过另一个长期带背铐的。把我调进她的号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个日子应该比较敏感。那天早上气氛就很异常,队长们的脸比平时拉得更长绷得更紧。小荣说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哀乐声,我们正议论这哀乐是为哪位大人物而奏,就听到队长在门外开锁的声音。我们以为议论被队长听见了,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队长小声说:“你,收拾东西出来。”一般筒道里有点儿声音,所有的犯人都会竖起耳朵听,因为队长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而不准叫犯人的名字则是队长们的“监规”。我们没有代号,所有人都是第二人称“你”,如果没有手指的配合当然就分不清是哪个你。那天队长说的是“你”,分明指的是我。“收拾东西出来”这句话在狱中是最暧昧的语言,你别想从队长的语调和表情判断那句话的背后是手枪还是玫瑰。我是第二次听到对我说这句话,最后一次跨出牢门时我听到的也是同样的话,一个字都不多也一个字都不少。我紧张而又狼狈地把东西都堆在房门口,队长锁了这扇门去开另一扇门,这时候号里的人根据开门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并没有离开这个筒道,而我也明白了,这次“收拾东西出来”的背后,既没藏着手枪,也没藏着玫瑰。

一个号一般住三个人,偶尔也会住四个,这种时候我们都会心烦,好像在监狱里睡觉挤带来的烦恼,远远超出了坐牢本身的烦恼。那天正是四个人挤着,刚好够铺下四条被子,我的位置靠墙,新来的杀人犯紧挨我睡。半夜牢门突然哗啦啦地开了,我睡眼惺松地转过脸,发现杀人犯正用一条红布腰带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满脸憋得通红,她的眼睛长得本来就凸,这下更显得像是要暴出来。队长走进来用剪子把裤带剪断,就把她带走了。我们三人被吓得不敢再睡,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而争论不休。自杀在狱中是要受惩罚的,她回来时带上了背铐,我们看着她爬上床铺,然后用脚一点儿一点儿把被子勾起来,再用牙齿咬着盖在身上。队长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们谁也不敢帮她一个手指头。从那天起大家都不得安生了,她白天黑夜地嚷疼,然后喊队长再被队长训,我们虽然烦她,但看着她提不上裤子吃不上饭还是得帮她。说来也奇,她的胳膊长,弄来弄去的从屁股底下钻到了前边,背铐成了前铐。到了打饭、放茅、放风的时候,她从下面一钻又成了背铐,队长一点儿看不出来。更离奇的是,这样一来二去的,铐子不知怎么竟然坏了,全然成了摆设。就这样像捉迷藏似的,过了一个多月才被发现。很快她就走了,不会是释放,很可能是去服刑,但她带铐子的故事成了狱中的黑色幽默,应该说是一个荒诞派作品的好题材。

我还看过另一个长期带背铐的。把我调进她的号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这个日子应该比较敏感。那天早上气氛就很异常,队长们的脸比平时拉得更长绷得更紧。小荣说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哀乐声,我们正议论这哀乐是为哪位大人物而奏,就听到队长在门外开锁的声音。我们以为议论被队长听见了,一个个吓得不敢出声。队长小声说:“你,收拾东西出来。”一般筒道里有点儿声音,所有的犯人都会竖起耳朵听,因为队长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而不准叫犯人的名字则是队长们的“监规”。我们没有代号,所有人都是第二人称“你”,如果没有手指的配合当然就分不清是哪个你。那天队长说的是“你”,分明指的是我。“收拾东西出来”这句话在狱中是最暧昧的语言,你别想从队长的语调和表情判断那句话的背后是手枪还是玫瑰。我是第二次听到对我说这句话,最后一次跨出牢门时我听到的也是同样的话,一个字都不多也一个字都不少。我紧张而又狼狈地把东西都堆在房门口,队长锁了这扇门去开另一扇门,这时候号里的人根据开门的声音肯定知道我并没有离开这个筒道,而我也明白了,这次“收拾东西出来”的背后,既没藏着手枪,也没藏着玫瑰。

东西搬进去后队长把我叫到管教办公室去谈话。管教是队长们的队长,她的眼睛像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说不出是什么颜色,而且她总是眯着眼,好像不适应白天的光线,那简直就是一双真正的猫眼。这次谈话和上一次相比要和颜悦色得多,先是问我想不想家,家里是否给我送过东西,还说看我年轻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相信政府,认真对待这次考验,争取早日出去与家人团聚。我听得一头雾水,但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回到号里没多久,当天的《人民日报》就送来了,头版头条是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别的牢房就传出了哭声,队长的眼睛个个也是红的,所以任由犯人们哭,借着这个机会,犯人们新仇旧恨自艾自怨,一时间哭声连成一片。我刚调进新号里的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报纸开始大骂周恩来。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调我来这个号,因为我的“反动”观点之一是反对江青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她的政治观点正好相反。她个子小,头发盘在脑后,挺文雅的样子,即使说这些话也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

我弄不明白,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子,有什么理由在监狱里还敢这么放肆。中午打饭时,她趁队长不注意跑到楼道里喊,终于被拉走,开始了长达好几个月带着背铐的生活。

出狱后我才知道悼念周恩来时全国空前的盛况,不久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牢房里开始人满为患。我想,如果她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大街上喊那些话,说不定早就让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了。很快我就断定她是个精神病人,她的丈夫是公安部的,言谈话语中她常提到谢富治,她受刺激的原因一定与政治有关,与线上的人物有关。断定她是精神病人的另一个理由是,她有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她的胳膊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长,不可能从屁股底下钻来钻去,她的运气也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好,手铐好着呢,看不出短期内能坏。不到一天,她的手就肿了,没几天,就肿得像馒头似的,并且又紫又黑,皮肤薄得像是一碰就破,接着胳膊也肿了,到最后,铁铐深深地嵌到肉里,一点儿活动的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她从来不说疼,也不像那个杀人犯只要见到队长就要求摘铐子。看着她吃饭时把窝头放在床沿上趴着啃,我开始给她喂饭,看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我开始帮她梳头,放茅时帮她穿裤子,有热水的时候还给她做热敷。有时候,我会劝她向队长认错,请求把铐子摘下来,否则,时间长了手臂很可能会残废,她却总是无所谓似的微笑着摇摇头,然后便祥林嫂一般自言自语地说:“让他死,太便宜他了……”

周恩来的死在队长们的心里引起的波澜终于归于平静,这才给她摘下了手铐。把她抓起来的人应该最清楚,她真正应该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她和张志新毕竟不是一回事,用对她的惩罚来寄托哀思表达立场反而显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我这个被调来和她做斗争的对手当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接受考验立功赎罪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她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一个正常人的意志力再强,也远远不及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无意识更有力量。意志是对恐惧而言,正常人对恐惧过于敏感,当你的思维能力足以判断你可能面对什么、失去什么,而那将要面对的正是你难以面对的,将要失去的正是你不忍割舍的,于是你有了真实的恐惧,你因此而需要意志力来克服这恐惧;而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能够真正地无所畏惧,正是因为她根本不需要意志力。

东西搬进去后队长把我叫到管教办公室去谈话。管教是队长们的队长,她的眼睛像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说不出是什么颜色,而且她总是眯着眼,好像不适应白天的光线,那简直就是一双真正的猫眼。这次谈话和上一次相比要和颜悦色得多,先是问我想不想家,家里是否给我送过东西,还说看我年轻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相信政府,认真对待这次考验,争取早日出去与家人团聚。我听得一头雾水,但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回到号里没多久,当天的《人民日报》就送来了,头版头条是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别的牢房就传出了哭声,队长的眼睛个个也是红的,所以任由犯人们哭,借着这个机会,犯人们新仇旧恨自艾自怨,一时间哭声连成一片。我刚调进新号里的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报纸开始大骂周恩来。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调我来这个号,因为我的“反动”观点之一是反对江青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她的政治观点正好相反。她个子小,头发盘在脑后,挺文雅的样子,即使说这些话也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

我弄不明白,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子,有什么理由在监狱里还敢这么放肆。中午打饭时,她趁队长不注意跑到楼道里喊,终于被拉走,开始了长达好几个月带着背铐的生活。

出狱后我才知道悼念周恩来时全国空前的盛况,不久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牢房里开始人满为患。我想,如果她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大街上喊那些话,说不定早就让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了。很快我就断定她是个精神病人,她的丈夫是公安部的,言谈话语中她常提到谢富治,她受刺激的原因一定与政治有关,与线上的人物有关。断定她是精神病人的另一个理由是,她有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她的胳膊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长,不可能从屁股底下钻来钻去,她的运气也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好,手铐好着呢,看不出短期内能坏。不到一天,她的手就肿了,没几天,就肿得像馒头似的,并且又紫又黑,皮肤薄得像是一碰就破,接着胳膊也肿了,到最后,铁铐深深地嵌到肉里,一点儿活动的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她从来不说疼,也不像那个杀人犯只要见到队长就要求摘铐子。看着她吃饭时把窝头放在床沿上趴着啃,我开始给她喂饭,看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我开始帮她梳头,放茅时帮她穿裤子,有热水的时候还给她做热敷。有时候,我会劝她向队长认错,请求把铐子摘下来,否则,时间长了手臂很可能会残废,她却总是无所谓似的微笑着摇摇头,然后便祥林嫂一般自言自语地说:“让他死,太便宜他了……”

周恩来的死在队长们的心里引起的波澜终于归于平静,这才给她摘下了手铐。把她抓起来的人应该最清楚,她真正应该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她和张志新毕竟不是一回事,用对她的惩罚来寄托哀思表达立场反而显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我这个被调来和她做斗争的对手当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接受考验立功赎罪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她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一个正常人的意志力再强,也远远不及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无意识更有力量。意志是对恐惧而言,正常人对恐惧过于敏感,当你的思维能力足以判断你可能面对什么、失去什么,而那将要面对的正是你难以面对的,将要失去的正是你不忍割舍的,于是你有了真实的恐惧,你因此而需要意志力来克服这恐惧;而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能够真正地无所畏惧,正是因为她根本不需要意志力。

东西搬进去后队长把我叫到管教办公室去谈话。管教是队长们的队长,她的眼睛像是一颗五光十色的宝石,说不出是什么颜色,而且她总是眯着眼,好像不适应白天的光线,那简直就是一双真正的猫眼。这次谈话和上一次相比要和颜悦色得多,先是问我想不想家,家里是否给我送过东西,还说看我年轻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相信政府,认真对待这次考验,争取早日出去与家人团聚。我听得一头雾水,但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回到号里没多久,当天的《人民日报》就送来了,头版头条是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不一会儿别的牢房就传出了哭声,队长的眼睛个个也是红的,所以任由犯人们哭,借着这个机会,犯人们新仇旧恨自艾自怨,一时间哭声连成一片。我刚调进新号里的一位中年妇女看到报纸开始大骂周恩来。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调我来这个号,因为我的“反动”观点之一是反对江青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和她的政治观点正好相反。她个子小,头发盘在脑后,挺文雅的样子,即使说这些话也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

我弄不明白,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弱的女子,有什么理由在监狱里还敢这么放肆。中午打饭时,她趁队长不注意跑到楼道里喊,终于被拉走,开始了长达好几个月带着背铐的生活。

出狱后我才知道悼念周恩来时全国空前的盛况,不久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牢房里开始人满为患。我想,如果她不是在监狱里而是在大街上喊那些话,说不定早就让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了。很快我就断定她是个精神病人,她的丈夫是公安部的,言谈话语中她常提到谢富治,她受刺激的原因一定与政治有关,与线上的人物有关。断定她是精神病人的另一个理由是,她有常人没有的忍耐力。她的胳膊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长,不可能从屁股底下钻来钻去,她的运气也没有那个杀人犯那么好,手铐好着呢,看不出短期内能坏。不到一天,她的手就肿了,没几天,就肿得像馒头似的,并且又紫又黑,皮肤薄得像是一碰就破,接着胳膊也肿了,到最后,铁铐深深地嵌到肉里,一点儿活动的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她从来不说疼,也不像那个杀人犯只要见到队长就要求摘铐子。看着她吃饭时把窝头放在床沿上趴着啃,我开始给她喂饭,看她的头发乱成一团我开始帮她梳头,放茅时帮她穿裤子,有热水的时候还给她做热敷。有时候,我会劝她向队长认错,请求把铐子摘下来,否则,时间长了手臂很可能会残废,她却总是无所谓似的微笑着摇摇头,然后便祥林嫂一般自言自语地说:“让他死,太便宜他了……”

周恩来的死在队长们的心里引起的波澜终于归于平静,这才给她摘下了手铐。把她抓起来的人应该最清楚,她真正应该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她和张志新毕竟不是一回事,用对她的惩罚来寄托哀思表达立场反而显得不那么名正言顺,我这个被调来和她做斗争的对手当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接受考验立功赎罪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她给我的最大启示是,一个正常人的意志力再强,也远远不及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无意识更有力量。意志是对恐惧而言,正常人对恐惧过于敏感,当你的思维能力足以判断你可能面对什么、失去什么,而那将要面对的正是你难以面对的,将要失去的正是你不忍割舍的,于是你有了真实的恐惧,你因此而需要意志力来克服这恐惧;而精神病患者之所以能够真正地无所畏惧,正是因为她根本不需要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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