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 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 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 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兴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遂道，心情也随 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 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 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 婉延曲折都尽收心底。 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 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 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 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 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 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 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 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 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 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 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 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 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 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 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 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 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 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 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 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 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 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 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练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 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以权力集团和“四人 帮”集团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 “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 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 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 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 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 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 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 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 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 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 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 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 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 待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待不 出，比知情不交待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 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别人时， 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 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 山西的“张( 珉) 赵( 凤岐) 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 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mpanel(1); “四人帮”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 厉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打倒之后全 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 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 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 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 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 和男朋友W ，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 的组织，Z 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 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 察。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 到W 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 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 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 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止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 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 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