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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不幸 第0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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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兴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遂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婉延曲折都尽收心底。

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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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兴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遂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婉延曲折都尽收心底。

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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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兴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遂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婉延曲折都尽收心底。

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练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以权力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待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待不出,比知情不交待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 珉) 赵( 凤岐) 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练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以权力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待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待不出,比知情不交待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 珉) 赵( 凤岐) 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练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以权力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待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待不出,比知情不交待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到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 珉) 赵( 凤岐) 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 和男朋友W ,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 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察。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 到W 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止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 和男朋友W ,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 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察。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 到W 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止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 和男朋友W ,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 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察。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 到W 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止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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