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七三年，我从一个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诗集，如果是一本铅印的书，可能不 会引起我的兴趣，作家、诗人在我的心目中神圣得高不可攀，会因为离我太遥远反 而被忽略。但那恰恰是一个手抄本，用的是当年文具店里仅有的那种六角钱一本的 硬面横格本，字迹清秀，干净得没有一处涂改的痕迹。仅猜测那笔迹是出自男性还 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奇得一口气把它看完。记得其中第一首诗的标题是《金 色的小号》，另一首六行诗《微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来。那时，我 虽已是小学教师，文化水平其实也只是小学程度，对诗的认识也停留在“文革”前 在文化宫朗诵班表演的贺敬之《雷锋之歌》《三门峡――梳妆台》的水平上，手抄 本中那些全新的诗句不可能不感染一个孤陋寡闻的十八岁的女孩儿。 因为这本诗集，我认识了它的持有者赵一凡。一凡与众多所谓地下文坛的青年 来往，热衷于搜集民间诗文，从他那里我读到了许多手抄的诗和小说。他还以传抄 传看禁书为己任，我看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麦田里的守望者》《新阶级》等书 都来自一凡。他的家是个怪杰荟萃的大本营，像徐浩渊、王好立、章立凡等当年的 活跃人物都曾在那里留下足迹。我在一篇题为《无题往事》的散文中这样表述一凡 对我的影响：“我把他当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并不在乎他把我带到 哪里，事实是，他带我到哪儿我都会万死不辞。” 一九七五年一月，我和一凡同时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两年的监狱生 活使我情绪极为消沉，为此一凡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个就是赵振开。现 在人们都叫他北岛，而我至今仍然习惯叫他振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我是一个极 为守旧或者说惰性极强的人。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振开就是我四年以前读到的手 抄本诗集的作者。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写诗，写完了拿给振开看，因为没能得到鼓励 而终于放弃。我和一凡患难与共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一九八八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 时我刚刚生下儿子，虽然为自己没能在他重病期间更多地照料他而内疚，但对于失 去他还没有特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变故，一 凡之于我的意义凸现出来，并且被逐渐放大。有许多次，夏日的雨后，秋日的黄昏， 冬日的夜晚，我独自一人翻捡着留下来的书信和日记，一次又一次对自己确认他已 不在人世的现实。那不是让人流泪的痛苦，那是比流泪更加深刻的痛苦。在同一篇 散文中，我写道：“我愿意他活着，为我而活着，为世上有一个真正理解我、呵护 我、容忍我的人而活着，尽管我很清楚世上没有谁能仅仅为谁而活或者为谁而死。”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需要精神导师的女孩子，我有爱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家务和 工作，即使他活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也会被琐碎的生活所淹没。但是，一凡是无法 取代的――人生舞台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无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后我丈 夫的死，使我体悟到，人与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很难单单用情感的、精神的 或者事业的来界定，它更像是一个场，其引力和魅力是无法悉数的。除了这种极为 个人化的感受，不能忽略的还有：一凡的行为对于文化的传承、一凡的人格对于精 神的建构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是的，它仅仅是一个象征，因为中国像一凡这样的人 实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是过多的灾难泯灭了人性的光辉，还是人性的黯淡导致 了众多灾难产生，如同我不知道，灾难是上帝对我们民族的惩罚，还是褒奖。 mpanel(1); 应该感到幸运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诗人自己都没有保存的 旧作，做了许多别人不愿意做的琐碎事物。很难说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个 像一凡这样有人格魅力的人，还是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一九七八年底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到朝阳门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时我在 大学中文系读一年级，一周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业，几乎从没落过。一凡家 的胡同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建国以来最重要 的文学作品几乎被它垄断。似乎是一种机缘，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 的日子里，我在出版社门口看到几个正在张贴油印宣传品的青年，其中一个就是赵 振开。天色昏暗，看不清刊物的内容，但自办刊物这种形式本身就足以使我兴奋和 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