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此前一年的八月，第十一次党代会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同年十一月，刘 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发表，标志着文艺界开始自我解冻。一年之后，卢新华的小 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出现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 被视为接踵而至的伤痕文学的发端。然而，这些都不过是政治框架内的思想解放运 动的涟漪。与此同时，保守与改革的争斗引发了关于“两个凡是”的讨论，北京出 现了西单墙，一批民刊应运而生。 《今天》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 由惟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 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北岛在 这篇发刊词中写道: “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 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显然， 《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于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它无可选 择地只能和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民刊贴在同一面墙壁上，便给了人殊途同归的感 觉。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 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 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的某些做法，被其他成员视为违 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我相信， 退出的绝不是因为胆怯，也许他们的本意是想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塔，而 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种一株荷花，殊不知这不过是一种幻想。走开的和留下的应该 都有理由，因此，也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不久，黄锐又回到编辑部，并在其后成 为 “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后不久，我在振开家与一些朋友相识，他们都是《 今天》的志愿者，其中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