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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青春路 第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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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仍然保持写作状态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晓青和刘自立。

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份给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开始在《今天》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一九八八年,他的系列长诗《闲暇》在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风刮过,所有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八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事,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

与晓青交往始于《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经历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我曾见振开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一车香蕉运到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质世界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关的世界。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感动。

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一九六八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陈毅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他的处境自然不妙,遂跳楼自杀。自立成了黑五类,但骨子里还有着干部子弟的狂妄。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自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我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使之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被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有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

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解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一篇小说可以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一,如果不能,我只好承认百分之百不懂。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

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我都这样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在绝对意义上从事文学,而不是在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在他看来,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包括评论家,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机会发表。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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