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历史往往无公正可言，有些人注定是永远的发言人，另一些人则注定是永远的 听众，注定要被埋没。但是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有权选择是站在历史一边还是相 反，有权选择叙述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诉对当年的情况一无所知的人们，同 时也提醒得益于《今天》的人，不该忘记那些曾经以献身精神“陷入”《今天》， 却因此而荒芜了的人。 用“荒芜”这种字眼来表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残酷的，然而事实也许比我所 能够通过文字表述传达出来的更为残酷。 《今天》创刊时，崔德英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过别人 介绍，还是自己找上门来而走进这个圈子的。小英热情、谦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齐 的字为杂志刻写蜡版，后来她也开始写作，但作品没能引起大的反响。那时她是北 京一家国营纺织厂的女工，为了杂志的事她常常请假甚至旷工。后来她与黑大春一 起遭遇不测，也从此丢了饭碗。如果她从此脱离这个圈子，成为一个普通人，一定 早已成了人妻，成了人母，也多半成了生活清贫的下岗女工。然而她没有。或许是 因为富有挑战和冒险的生活对她充满了诱惑，或许她看清了凭自己的遭遇已经不可 能被正统接纳，总之她越走越远，辞了职，有一段时间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后来 患了精神分裂症，不止一次住进精神病院。 一九九四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她突然打来电话，说要来看望我。电话里我 觉得她很正常，见面之后她告诉我，她已经皈依佛门，并且打算领养一个被遗弃的 女婴。我一本正经地劝说她领养孩子对她不合适时，她又改变话题说要做古玩生意， 我这才意识到她仍然处于病态。有一段时间她常来我家，有时住一两天。她仍然热 情、谦和而柔弱，只是喋喋不休，并且开始吃全素念佛。近来听不到她的消息了， 向别人打听才知道，她又住进了精神病院。 我无法形容对小英这种状态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还是怜悯？我不知道应 该责怪谁，是她本人，还是看着她一步一步出离了生活的每个人？ mpanel(1); 诚实地说，我很少想到她。每次想到她，心的深处会隐隐地疼，但那只是一瞬 间。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从来没有给过她任何帮助，而 我却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区去看望住在福利院的郭路生，张罗过资助郭路生的捐款 基金。在我的意识里，没有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也深知，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 自己选择的，谁也无力为别人承担后果，但小英在我的记忆中常常被遗忘却是事实。 小英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义上被放逐而无法返回生活的 其实不止小英一个。所以，我觉得必须要谈谈小英，同时也谈谈我自己的心态。 当年办《今天》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我们也还太单纯，为浩劫后的幸 免于难而庆幸，对我们的奋斗和抗争充满了幻想。然而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之后， 中国发生了更多没有料到的事情。震惊之余，不能不自问：我们还需为我们的幼稚 和肤浅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毫无疑问，如果每个中国人不能像德国人记忆奥斯维 辛的苦难和耻辱一样，记忆文革和与之一脉相承的灾难，我们的民族必将长久地在 漫漫自由之路上徘徊。我们的子孙会给我们以同情，但未必会为我们而骄傲。任何 漠视灾难的成功，漠视牺牲的辉煌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