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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青春路 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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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仍然在海外继续发行,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今天》了。不仅因为我不再参与其中,也不意味着我不喜欢现在的这本同名杂志,而是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经不具有原来的意义。

事实上,即使像世界大战这种重大事件,对于个人来说,其意义也只能是纯粹的主观感受,正如“文革”的记忆对每个中国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样。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八五年冬天,我踩着积雪到北京大学参加学生会主办的艺术节,北岛、芒克、多多、顾城被邀请在阶梯教室里讲演。当学生们对现代派问题、朦胧诗的概念纠缠不清时,北岛开始回忆《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讲台上的《今天》元老和主人们当时有怎样的感受,大学生对这一话题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我觉得受了伤害,并且为无从责怪的学生们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讲台,讲述我们当年承担的使命和风险,我们所怀的希望和冲动……那时离《今天》停刊只有五年,毫无疑问,如果现在处在同样的情境中,我不会再有如此过度的反应。不是因为我不再年轻,被岁月磨钝了感觉,被时间筛选了记忆,而是因为当人生走过了足以使你回头遥望后来者的路程之后,你已经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今天》之于我,不是一段文学经历,也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记忆和记录的,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运中的《今天》。

在“文革”刚结束的极左年代,《今天》曾以反叛者的姿态,进入中国文化的格局,成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响力和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曾对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给予认同、如今处于其社会边缘状态的《今天》,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貌和意义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变化。所有曾经和仍然热爱、关心《今天》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感叹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但是,既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个人的每一阶段有不同的使命,那么每一个时期《今天》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使命。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她不失去其独立的姿态和反叛的锋芒,不管有怎样的变化,都不会使曾经对其倾注了心血的人们失望。

回顾这十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我惭愧地发现,除了几篇不成熟的小说和散文,我没有留下任何值得夸耀的东西。虽然我从没有停止过行走,也许因为脚步太匆忙,倒显出了印迹的肤浅。但我的确非常珍视那些年,因为我认识了一些对我一生极为重要的朋友,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获得了生命的底蕴。在这里,我写到了一些人,这种取舍完全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极为个人化的,讲述他们实际是在讲述我自己。还有一些没有特别写到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今天》,对于我个人不重要或不值得写,正相反,有些人是在这样的篇幅和结构中无法容纳的,比如铁生,比如力雄,他们在一段历史中的位置和在我生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写到的和没有写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局外的读者是否会像一九八五年时的北大学生一样无动于衷?无论如何,那是我顾虑而又不及的。也许,将来,我或者别人,会写一部《今天》的历史,叙述史实的真相,揭示人性的真实,那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三年以前的这个季节,后来成为我丈夫的周郿英离我而去。我之所以写下以上的文字,大多是因为我们的儿子周易然,当年他还没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岁,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只有靠母亲为他留下一点儿父辈的踪迹。我希望将来他能从这些文字中了解并感知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在我来说,这是写作的理由,也是活着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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