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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史铁生 第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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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得病的那几年,有人嘲笑他的腿,他说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和那些人同归于尽;现在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有的不再是恨,而是怜悯。一次,我们骑车推着他的轮椅去紫竹院公园,路上一个警察硬说我们是扶肩并行,要扣我们的自行车,还要让我们去派出所罚款。他怎么容忍得了这种欺侮!便和警察吵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气愤得直发抖,大有要拼命的意思。几年之后,他看到一个警察训斥一位骑车带孩子的妇女,等耀武扬威的警察罚了对方钱把妇女打发走了以后,他把车摇过去,心平气和地对警察说:如果你自己的妻子每天必须要带着你的孩子送幼儿园的话,你又会怎么想?大家活着都不容易,应该心怀善意。

他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洒脱了,变得宽容了。丁玲曾经邀请他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家里座谈,由于对名人的敬,也由于对名人的畏,他拒绝了。后来,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同志又一次去邀请,他才答应去。过了没多久,丁玲去世了,他用一张白纸写了挽词来表示自己对这位文坛前辈的悼念。他对我说:年龄可以是一堵墙,但墙可以有门和窗。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

以前,有人为什么事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竭力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别人。比如对爱情的看法。他认为爱情的标准应该是或者一百分,或者零分,对于除此以外的其他恋爱观念他总是很不以为然。现在,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他认为任何观念都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重要的是要符合双方的意志,强加是最最错误的。所以现在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引导别人弄清楚双方的意愿。似乎这很现代,可他自己却仍然传统。强烈的怀旧情绪、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很难使人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小学校的一棵白杨树,一个扎着翘翘辫总是和他争第一的小姑娘,使童年的回忆罩上了一圈儿玫瑰色的光环。为此,他常常摇着车到他母校的门口去转转;吹糖人的小贩使他对奶奶的怀念变得那么真切、那么温暖。为此,他追上去买两个,像是完成了一个宿愿;除夕夜,从“小板凳、摆一排”唱到“让我们荡起双桨”,从《三套车》唱到《走西口》,唱出了他三十多年歪歪斜斜的脚印和颠簸的车辙……在这往昔的回味中,他舔干净自己的伤口,丢下了许多委屈和怨恨,但却不曾忘记如何去同情、如何去爱。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一清早他就到了我家,神情显得特别沉重,他只说了两个字“噩耗”,然后拿出刚刚收到的西藏青年女作家龚巧明遇难身亡的讣告。我们都被这意外的消息惊呆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长时间的沉默。他说:“错了,全错了!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她!”龚巧明是我有生以来最尊敬的女性,一九七九年我们认识时,她还是四川大学的学生,已经有了个五岁的女儿。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表现了一位女性作家的细腻、柔美,就像她的人一样,晶莹、洁白、高贵,她执着追求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影响着我,她待人热情、善良、真诚的态度极大地改变了我。时至今日,我仍然感到,如果我在生活中忽略了这些影响,我将无颜面对亡友的在天之灵。也许,这就是人之所以需要朋友的真正意义吧?巧明和铁生认识是在她去了西藏以后,她送给他一把漂亮的藏刀,现在还端放在他的书柜里。就在那年初春,她来北京出差,还请郑义、铁生、我和我爱人在东兴楼吃饭,半年以后,却无端地死于车祸。据她的姐姐说,她的遗体葬在拉萨的公墓,她上小学的女儿小妮子在葬礼上焚烧了一封长长的信……现在,当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她仍然穿着那件橘红色的滑雪衫,站在西藏晶莹的雪地里,高原的太阳照着她,她微笑着通过山口向人们走来……我没想到,巧明的死会如此震撼铁生,他和我们一起,摇到团结湖通知北岛,又摇到戏剧学院通知万之。他嘱咐我,一定要尽快发一封唁电,嘱咐我一定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郑万隆和李陀。一直到分手他仍然一遍又一遍地说:“她有爱人有女儿,死的不应该是她,而应该是我。”我相信,不是他要这样说,而是他想不到可以不这样说。如果他的死能使巧明起死回生的话,他是绝不会犹豫的。

如果你不光是读过他的作品,不光是仅仅见过他一面,而是同他交谈、交往,那么他给你留下的这些交叉、矛盾、模糊的印象,就会被他具有的吸引力糅合在一起。不只是他的喜怒哀乐,就连他不管春夏秋冬总是喝凉开水的习惯,都是他个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假象。

小伙子们到他那儿谈球赛、谈长跑;姑娘们到他那儿去谈失恋的痛苦、谈对爱情的渴望;母校清华附中的女生去向他讨教人生、北京四中的男生去向他学习写作;老同学生了孩子让他给取名字、年轻朋友找了对象请他给当参谋;王安忆给他寄来了手织毛衣;内蒙皮鞋厂为他特制了棉靴……

是怕他孤独吗?是。也不是。更多的时候是感到孤独的时候都愿意到他那里去聊聊。这些年,每当我有什么烦恼时,已经习惯于先去找他一吐为快。并不是他能提供解除烦恼的妙方,而是你不用为自己的软弱或尴尬的处境而难为情,他绝不因自己的不幸而蔑视别人的不幸。他给予别人的,不是枯燥的说教,说几句迎合口味的话更不是他所擅长的,他给予的——至少,给予我的,总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对人生的苦苦思索。这是他能够写,而且写得好的依据。然而,他不像许多人那样,把自己的发现埋在心里,不告诉别人,生怕别人“偷”去。情感——欢乐也好,痛苦也罢,是任何旁人所无法取代的,分享或分担都极其有限,充其量是到他那里去说、去哭、去笑。这就够了。我们常说,人生充满爱,然而当我们扪心自问,你有多少时候、给过别人多少爱的时候,你才会懂得,能够耐心地倾听,陪着你哭陪着你笑的朋友具有怎样的意义。

也许有人认为,他活着,而且快乐,是因为写作,因为写作的成功。我认为这话只对了一半。的确,他一直在写,用心血而不是用墨水在写。他希望自己写得尽量好,但并不奢求百发百中。在他看来,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允许发而不中的,否则就成了神枪手而不是艺术家。事实上,有些作品,他自己和读者都并非满意。他写作的速度很慢,一个短篇有时得写几个月,一个句子不满意,他能翻来覆去修改一天,写了上万字的稿子,只要不满意,撕了他也不觉得可惜。他坐在轮椅上、躺在床上欣赏聚在他周围的人的怪癖,观察人们情绪的起落,从别人无意识的谈话中搜集素材,他的许多构思都是想了几年而不是听任一时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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