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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坚妮致徐晓: 九十年代初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过你的《永远的五月》,你的文字留给 我很深的印象。那时就产生要和你对话的愿望,却又往后推迟了十年。最近又重读 你的文章,忽然觉得是站在一面镜子前:两个爱文学的女子,在中国起步的环境和 历史大同小异,一个勇敢,一个胆怯;一个经历过和走过的,是另一个刻意逃避和 摆脱的。然而谁也没有走出生死与荣辱,过去与现在,情与爱。与你倾谈的愿望就 更加强烈了。 谈些什么呢?你在中国的首都生活了半辈子,是标准的北京人。我这半辈子的 前一半是彻头彻尾的广东人,后一半是美国人。虽然现在“定居”美国的首都,但 是我从来就没有在北美任何一个地方住长过。你这半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 你的生命和对文学的尊重和喜爱安排在一起, 我却是做了很多与此无关的事情。你 写到自己办地下刊物和坐牢经历时的那种平实和不夸张,让我无法假设我自己经历 过这么多事情之后会是什么样子:首先我肯定不敢冒坐牢的险,如果是年轻不知深 浅被抓进去过,我的平常心恐怕已经被折磨掉,或者精神萎缩变形、利欲膨胀。 mpanel(1); 我们是这么不一样。一样的,可能就是我们共同的关注。就像我们纽约的台湾 朋友王瑜所说:“你们这些大陆生活过来的人,经历的事情太多太严峻,”她后面 的话是,“短篇都装不下,只好写长篇。”比如我的小说,今天写到一个孩子,他 在“文革”中遇到一次死亡, 在描写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自然就回到“文革”,想 到我做中国人的痛苦经历,便走出了写作的世界。因为这种经历,我一直对要不要 孩子有太多的怀疑。孩子来了,他的小小表现,又让我心惊肉跳,担心那是遗传中 带来的文化毒素,因为他的血里有他父亲象征的虚伪和残忍。我无力和有这么强大 背景的文化去抗争。免疫注射或者隔离,我选择后者,利用远离中国的地理条件, 让我的孩子和中国的语言和文化隔离。但是你在中国生活的孩子,可以读有关他父 亲的文章,可以为他父亲和母亲的抗争骄傲。当然,你比我付出的代价,要更大, 更长久。 我们会在下一代身上看到什么结果?他们的是非感和正义感,会被他们生活的 社会环境压制和扭曲吗?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经过的苦难,他们是否会变得浅薄和虚 弱? 坚妮 二○○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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