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一个王朝的背影
<< 上一章节 下一章节 >>

一个王朝的背影

·余秋雨·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遭,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人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化”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後,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民族正统论涉及到几乎一切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许多著名人物和著名事件,是一个在今后仍然要不断争论的麻烦问题。在这儿请允许我稍稍回避一下,我需要肯定的仅仅是这样一点: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

既然说到了唐太宗,我们又不能不指出,据现代历史学家考证,他更可能是鲜卑族而不是汉族之后。

如果说先后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中迅速开创了“贞观之治”和“康雍乾盛世”的两位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都不是汉族,如果我们还愿意想一想那位至今还在被全世界历史学家惊叹的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元太祖成吉思汗,那么我们的中华历史观一定会比小学里的历史课开阔得多。

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汉族当然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当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难时当然要挺身而出进行无畏的抗争,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当然要受到永久的唾弃,这些都是没有异议的。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都押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桃花扇》中那位秦淮名妓李香君,身份低贱而品格高洁,在清兵浩荡南下、大明江山风雨飘摇时节保持着多大的民族气节!但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恋人侯朝宗为抗清扶明不惜赴汤蹈火、奔命呼号的时候,恰恰正是苟延残喘而仍然荒淫无度的南明小朝廷,作践了他们。那个在当时当地看来既是明朝也是汉族的最后代表的弘光政权,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们的忠君泪、报国心,而只要她们作为一个女人最可怜的色相。李香君真想与恋人一起为大明捐躯流血,但叫她恶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来强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溅纸扇,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这样的朝廷就让它去了吧,长叹一声,气节、操守、抗争、奔走,全都成了荒诞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后裔,连他,也对历史转捩时期那种盲目的正统观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把这种怀疑,转化成了笔底的灭寂和苍凉。

对李香君和候朝宗来说,明末的一切,看够了,清代会怎么样呢,不想看了。文学作品总要结束,但历史还在往前走,事实上,清代还是很可看看的。

为此,我要写写承德的避暑山庄。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这种偷看其实也是偷看自己,偷看自己心底从小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有多少可以留存,有多少需要校正。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苑,又地处塞外,历来光顾的人不多,直到这几年才被旅游者搅得有点热闹。我原先并不知道能在那里获得一点什么,只是今年夏天中央电视台在承组织了一次国内优秀电视编剧和导演的聚会,要我给他们讲点课,就被他们接去了。住所正在避暑山庄背後,刚到那天的薄暮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奇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在想一些什么呢?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的,静静的,纯纯的,悄悄的,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它实在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于是匆匆讲完几次课,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说装下八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

山庄外面还有一圈被称之为“外八庙”的寺庙群,这暂不去说它,光说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左右,这让游惯了别的园林的人很不习惯。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

山庄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们亲自撰写,他们当然想不到多少年后会有我们这些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写给他们后辈继承人看的。朝廷给别人看的东西很多,有大量刻印广颁的官样文章,而写在这里的文字,尽管有时也咬文嚼字,但总的来说是说给儿孙们听的体己话,比较真实可信。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辩识和解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读完一篇,便舒松开筋骨四周看看。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把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

首先是康熙,山庄正宫午门上悬挂着的“避暑山庄”四个字就是他写的,这四个汉字写得很好,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祥,可以想见他首次踏进山庄时的步履也是这样的。他一定会这样,因为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气,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华夏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自恃当初做汉奸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即便是德高望重的一代雄主也未免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十六岁上干脆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对着这堵受到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个朝廷,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我们的防线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结果,可以从1691年他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大概。那年五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完全不同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

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

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

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

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

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我对埋在我们民族心底的“长城情结”一直不敢恭维,读了康熙这段话,简直是找到了一个远年知音。由于康熙这样说,清代成了中国古代基本上不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此我也觉得不无痛快。当然,我们今天从保护文物的意义上修理长城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长城永远作为中华文明的最高象征就好。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修得安民”云云说得过于堂皇而蹈空,实际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就很有一点距离,如此众多的朝廷要员前去秋猎,当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也有与清廷彼此交谊的机会和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也就需要有热河行宫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这一座行宫、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和军事意义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园林和寺庙,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祷,军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们甚至连可以疑惑的痕迹都找不到。

避暑山庄是康熙的“长城”,与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些呢?

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参加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猎,一生参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逐年轮换是为了生态保护),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帐篷为“内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拂晓,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齐声呐喊下,康熙首先一马当先,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围猎时智勇双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让王公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猎获就很多。晚上,营地上篝火处处,肉香飘荡,人笑马嘶,而康熙还必须回帐篷里批阅每天疾驰送来的奏章文书。康熙一生身先士足打过许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打猎的成绩,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生命力的验证。1719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曾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

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

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

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

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这笔流水帐,他说得很得意,我们读得也很高兴。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往往是连在一起的,须知中国历史上多的是有气无力病恹恹的皇帝,他们即便再“内秀”,也何以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家。

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力处理挺复杂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疏通漕支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结果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这一点一直很使我震动,而且我可以肯定,当时也把一大群冷眼旁观的汉族知识分子震动了。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功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与一批著名的理学家进行水平不低的学术探讨,并命他们编纂了《朱子大全》、《理性精义》等著作。他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并且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大清会典》,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这些极其重要的工具书。他派人通过对全国土地的实际测量,编成了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第一流大师的人文科学家,在这一点上,几乎很少有朝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潜两边的毕竟不多,尤其对一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他亲自审校译成汉文和满文的西方数学著作,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大臣们讲授西方数学。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化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发愤学习,真正弄通西方学说,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他任命一名外国人担任钦天监监副,并命令礼部挑选一批学生去钦天监学习自然科学,学好了就选拔为博士官。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验气图说》、《仪像志》、《赤道南北星图》、《穷理学》、《坤舆图说》等等被一一翻译过来,有的已经译成汉文的西方自然科学著作如《几何原理》前六卷他又命人译成满文。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没见他玩过什么,似乎也没有好色的嫌疑,历史学家们只能推断他躺在烟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鸦片烟!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清军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也死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完全是一个失去任何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儿子朱常洛(光宗)、孙子朱由校(熹宗)和朱由检(思宗)先后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他的儿孙们非常可怜。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口站,因此也是当时中国历史的一所“吉宅”。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纠纠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憾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之于“削发”之争,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比黄宗羲更进一步,武装抗清失败后还走遍全国许多地方图谋复明,最后终老陕西……这些一代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鹫,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把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十人。其中有傅山、李[禺页]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禺页]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别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召见他,他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作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禺页]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禺页]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局,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黄宗羲、李[禺页]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的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政治军事,不过是文化的外表罢了。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明实录》如实编定,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化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学者叫吕留良的,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策划反清。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情啦,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岳钟琪是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的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帝。

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念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而且认为有过康熙一代,朝廷已有足够的事实和勇气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为什么还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连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以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份,而外族君主即便精励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的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能力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尽管他所说的“外国”只是指外族,而且也仅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几个少数民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国不同,但无论如何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反而不利。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康熙、雍正年间也有丑恶的文字狱,但来得特别厉害的是乾隆,他不许汉族知识分子把清廷看成是“夷人”,连一般文字中也不让出现“虏”、“胡”之类字样,不小心写出来了很可能被砍头。他想用暴力抹去这种对立,然后一心一意做个好皇帝。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他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做了很多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不想作反清复明的事了。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犭尔]”,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边境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这样强横地来对待邻居们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镌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详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江南塞北的风景名胜在这里聚会,上天的唯一骄子在这里安驻,再下令编一部综览全部典籍的《四库全书》在这里存放,几乎什么也不缺了。乾隆不断地写诗,说避暑山庄里的意境已远远超过唐宋诗词里的描绘,而他则一直等着到时间卸任成为“林下人”,在此间度过余生。在山庄内松云峡的同一座石碑上,乾隆一生竟先后刻下了六首御诗表述这种自得情怀。

是的,乾隆一朝确实不算窝囊,但须知这已是十八世纪(乾隆正好死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十九世纪已经迎面而来,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乾隆打了那么多仗,耗资该有多少?他重用的大贪官和[王申],又把国力糟蹋到了何等地步?事实上,清朝乃至中国的整体历史悲剧,就在乾隆这个貌似全盛期的皇帝身上,在山水宜人的避暑山庄内,已经酿就。但此时的避暑山庄,还完全沉湎在中华帝国的梦幻中,而全国的文化良知,也都在这个梦幻边沿口或陶醉,或喑哑。

1793年9月14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也许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1684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朝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自高自大,无视外部世界,满脑天朝意识,这与以后的受辱挨打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词,就连历史老人也会听得不太顺耳。这座园林,已孱杂进某种凶兆。

我在山庄松云峡细读乾隆写了六首诗的那座石碑时,在碑的西侧又读到他儿子嘉庆的一首。嘉庆即位后经过这里,读了父亲那些得意洋洋的诗后不禁长叹一声:父亲的诗真是深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精奥,守位重仔肩”)嘉庆为人比较懦弱宽厚,在父亲留下的这副担子前不知如何是好,他一生都在面对内忧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竟相摹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的,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关到1860年9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来,赶快打扫。咸丰这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一来就不走了,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1861年8月22日死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较量。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然后,咸丰的棺木向北京启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避暑山庄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了,而就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坍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剥,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代,但清代把它丢弃了,于是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丧魂落魄的朝代。慈禧在北京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抗,塞外溯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抗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康熙连同他的园林一起失败了,败在一个没有读过什么书,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的女人手里。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讨,民族仇恨重新在心底燃起,三百年前抗清志士的事迹重新被发掘和播扬。避暑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清朝的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人们也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这次历史变更的苦涩厚味,匆匆忙忙赶路去了。直到1927年6月1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深思。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巨变乃属必然,但是他还是死了。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

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又无法把自己为之而死的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等等都把两者连在一起了,于是对他来说衣冠举止,生态心态,也莫不两相混同。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产生某种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政治事业和军事事业已经破败之后,文化认同竟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但清末又是整个中国封建制度的末尾,因此王国维先生祭奠的该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脚点。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们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流放者的土地

·余秋雨·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①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

① 这些论著也为本文提供了很多史料和线索,谨此感谢。--作者注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150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想,流放东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1657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121)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长剑,

胡为独远征?

半生戎马换,

片语玉关行!

乱石冲云走,

飞沙撼碛鸣。

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送张坦公方伯出塞》)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衤因]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王官]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王宣]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同是天涯万里身,

相依萍梗即为邻。

闲骑蹇卫频来往,

小擘霜鳌忘主宾。

明月满庭凉似水,

绿莎三径软于茵。

生经多难情愈好,

未觉人间古道沦。“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原文如此--输入者注]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

浓阴落尽有高柯,

昨日流莺在何处?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他有决心叩拜座座侯门来赎金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向皇帝说项才是啊。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于点头。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为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因为那两首词表达了一种人间至情,应该比什么都能说服纳兰容若。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

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

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

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

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潺[亻愁]。

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

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

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後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在欢迎他的宴会上,有一位朋友写诗道:“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是啊,这么多年也只是他一个人回来,但这一万里归来的“匹马”,真把人间友谊的力量负载足了。

还有一个人也是靠朋友,而且是靠同样在流放的朋友的帮助,偷偷逃走的,他就是浙江萧山人李兼汝。这个人本来就最喜欢交朋友,据说不管是谁只要深夜叩门他一定要留宿,客人有什么困难他总是倾囊相助。他被流放后,一直靠一起流放的朋友杨越照顾他,后来他年老体衰,实在想离开那个地方,杨越便想了一个办法,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担的,但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的高贵。选自《文明的碎片》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年输入:朱珠

Search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