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闲聊时代 “娘希匹”和“省军级” 朱学勤 196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却碰上取消升学考试，枯坐在家，静待分配。突然 一个消息传来，激起小伙伴们一阵兴奋：郊县有一些质量上乘的学校，需动员一部 分市区学生去住宿就读，分配到我们那里的是上海县莘庄中学和川沙县高桥中学。 男生看中这一去向，是因为可以住宿，远离父母束缚，有一种远走高飞的感觉。几 个心野的同学特别向往高桥中学地处海边，于是相互约定，要到海滩去过一种崭新 的生活。当时北方来的红卫兵刚刚到上海，他们搅动社会秩序，市面上出现一种超 出常轨的激动气氛，只要在公共汽车上发表演说，或者朗诵传单，司乘人员就不向 他们收钱售票。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共汽车上打快板、念传单，一路免费，既 去了高桥，又去了莘庄。实地比较的结果，好像还是莘庄中学好，因为那个学校从 外面看去很雄伟，有一个高高耸立的跳伞塔。到了“文革”第二年，这一消息却沉 寂下来，再也不见提起。1967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会教育组终于想起还有一届小 学毕业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按街道划块，三下五除二，将几万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 当成几万个没有生命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把它们打发完毕，一个个塞进了住家附 近的中学，我的那些儿时伙伴就这样被强行拆散。以后当然还常见面，但渐行渐远， 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没劲，意兴阑珊，终于停止了来往。很多 禀赋极好的伙伴，就被这种撵鸡撵鸭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误了。奇怪的是，那些资质 较差的人，有幸进入一所好中学，不见得就能学好；而资质较好者被那些坏学校耽 误，却很难逃过厄运，几乎是百发百中。 “文革”尽管乱，但是否重点中学，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得到。我后来养成一个 令人讨厌的心理习惯，与老三届接触时，第一次交往总是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 学门第”，而且分辨率还很高，能感觉得出30年前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毕 业的细微差别。这种痕迹潜藏在人的语言举止里，使人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40岁 以前的面容，归上帝负责，40岁以后的面容，归自己负责，只是在这里，需把40岁 改成20岁就是了。只要有两个人站在你面前，让他们争论 5分钟，多半就能听出， 当初谁是市重点毕业，即使他目前下岗；另一个是从非重点毕业，即使他递着名片 说： “北大毕业， 专搞现外”。现外，现代外国哲学之简称，说快了会被误听成 “现卖”，一种很深奥的时髦学问。 我的命运一贯中庸，那时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文革”中武斗比较激烈的学 校通常是两类：一类是没有高中的初级中学，因为“文革”前学习气氛就不好，又 没有高中生引导，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闹。分配过这一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 能看见的就是那些穿着蓝色大翻领运动衫的“头头”，骑着抢来的自行车在操场上 练车技。第二类虽是重点中学，而且还有很好的高中部，但临近附近的机关大院， 特别是临近部队大院。1964年强调阶级路线，那些学校降格录取了很多干部子弟， 尤其是军干子弟。分配进这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是：现代八旗子弟穿 的不是蓝色运动衫，而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摩托车，就在 操场上狂奔。他们不说“摩托车”，而是说“电驴子”，当然也是抢来的。这些人 在学校里挥着父辈的武装带耀武扬威，但内心还是有自卑。运动前多半成绩不佳， 运动中也写不出有水平的大字报，知道学生中的大多数瞧不起他们，故而有很强的 报复情绪。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则真实故事：有一个军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 白脸团支书，但成绩太差，连入团都被拒绝。“文革”一起，这群小姊妹就把那个 小白脸吊起来一顿暴打，白天批判他资产阶级思想，“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晚 上则倾筐倒箧，骂出来的全是她们从父母大院里听来的肺腑之言。那位军干小姐就 这样指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梁上君子”，厉声骂曰：“老娘就是不夹你那二两肉！” 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比此更为淋漓的骂语，哪怕是旁听夫妻对骂。如此绝妙好词， 夹杂着暧暧昧昧的女人幽怨，让增长此道的琼瑶听见，还不活活气死？一般港台小 女生是想象不出来的，非长期浸染大院文化者不能办。此为衙内语，大院文化剥了 皮以后的特产。似还保留有当年湖南农运之底气？但仅此还不够，必须进入新式大 院再泡上权力汁液，农运之底气加权力之霸气，八旗者，霸气也，这才能酿出如此 一坛好酒。“文革”脱轨，金瓶崩坏，琼浆飞溅，才让平民百姓惊闻其大珠小珠落 玉盘的悦耳效果。“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个抽象符号 “造反派”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还能加入第三梯队。而前面那些出 身弄堂穿蓝色运动衫者，则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就已收入网内，或 在“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1983年夏 季那场雷厉风行的“严打”。“文革”中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却始终不见有人触 及。我后来碰巧学历史，就姑且把它称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并将其捺为自己替身 的历史”。 mpanel(1); 我那所中学，先前叫麦伦，1949年前是很有名的教会学校，50年代因抗美援朝， 更名为继光，60年代又从市重点降为区重点，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没有大院， 尽管叫继光，但60年教会学校的底子一时还来不及败光，书比衙内多，气氛就比上 述两类略好。我们进校时，校内红卫兵已实现大联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学生控制， 虽也有“牛鬼蛇神劳改队”，但也未见随便打人的现象。当时校内还有一届老初一， 即六八届初中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把我们命名为。“新初一”，称他们叫“老初一”， 以示区别。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辅导员，十分虔诚地向我们宣讲原来的黑 校史，以及“文革”这两年的红战史。我们对他们很崇拜，他们对我们却很羡慕， 认为我们没有受到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污染，比他们还要根正苗红。新初一进 校时，校内红旗招展，像过节一样，似乎是翻开了教会中学的新一页。我至今还记 得我们班的黑板两旁是一幅红色对联：“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行 草，笔力遒劲，超过现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进校不久就贴出过一份长达11 张白纸的大字报，谈教育革命尤其是语文教材的设想，题目是“给辅导员说几句心 里话”。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件作品，很快就被我班的辅导员看中。这 位辅导员出身职员家庭，性格文静，既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有培养“无产阶 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感，对我着意引导，很快成为我的精神导师。 学校藏书有4万，这在当时的中学图书馆不是一个小数字。关键是4万藏书中， 还有许多1949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这些被抛入垃圾堆的“禁书”，打开了我精 神阅读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寻找一个打飞掉的篮球，在图书馆墙边的垃 圾堆中翻动，无意中发现有一大堆“四旧”，如解放前的地图之类。再翻检下去， 竟是整摞整摞的竖排本旧书，有些还是烫金精装漆皮封面，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抱 了一大摞回家。这些书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的世界史 教材，40年代的翻译本。我好奇地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 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说：列宁是坐着德国人提供的 火车，穿过德俄火线，回到彼得堡,这才有11月7日的事件，旁边即配印一幅列宁在 十月的大脑袋肖像。当时看到这一段，我的小脑瓜子“轰”地一声，两眼发直，久 久回不过神来。这本书成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后来流传出去，被复兴中学一 个高年级学生借去不还，我插队离城第一次回家探亲，还去追讨过，也没有要得回 来。今天想来，我能说出那个赖帐者的姓名，却说不出那本书的著者姓名，就像回 忆一个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旧友，肯定还活着，却不知在哪里漂浮，也是一痛。多 年后我在工厂里开始自己的自学计划，为什么单单从世界史起步？当时意念很坚决， 但动机并不清楚。直到此次被《上海文学》编辑逼着写这篇文章，搜肠刮肚打捞记 忆，想起了这本书，才若有所悟。 “文革”中的书店，是否像现在的回忆录作者描写的那样，是清一色“红宝书”？ 也未必。即使是“红宝书”，也会翻出花样。我记得是1967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 外文书店还在开张，就在今天的外文书店原址，但门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楼。我那 时已经有跑福州路“淘旧书”的习惯，那一天偶然在这家书店发现一张告示：订购 奖文版毛主席语录，每本定价6毛。我当时的零用钱父亲规定是5毛，包括剃头洗澡。 花6毛钱定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有点像现在的人月收入1000元，以120 0元买 一张流行光盘，而且还不是现货，是期货，又看不懂, 干不干？我当时在中学里学 的英语无非是“long live，long Iong live”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养起对外语的 兴趣，按道理不会下这个单子。但到这个时候就显出前重点中学的好处：我有两个 高年级的好朋友，一个在复兴中学初中部，一个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读书方面如有 疑难，多半是请教他们，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听说后，一致鼓励我买：你现在用 不着，不等于你将来用不着，用这本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着读，是自学英语的好读物。 他们不仅鼓励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个订购单。过了大约半年，书店果 然把这本英文版小红书寄到我家，很守信用。这本书到手后，我只是出于好奇胡乱 翻过一阵，并没有成为我学习英文的入门。不过，作为我第一次订购书籍的记录， 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点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笔。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马、恩、列、斯著作，也有 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9点开门，8点半左右， 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我那 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一毛四分，却舍不得，因为这一 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分就采自那 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也有一些禁书悄悄流传。我就是因为读这些禁书，终于读出一场大 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 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来， 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 拿起那支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个“！”，写完即扔，扬长 而去。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么，而且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 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 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 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 这一听，如五雷轰顶，我跌坐在地上，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原来昨天下午胳 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 玩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67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 头一昂，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鼓 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木 料那些人听后十分意外，相互交换眼色，一个劲地眨眼睛。原来我经辅导员推荐， 已经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12个班，600多人。他们 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 命案件，能因为是我所写就撤销这一案子吗？真是骑虎难下。恰好又进入“清理阶 级队伍”的严峻时期，同一年级另一班一个小同学据说也是因为书写反动标语，公 安局开着吉普车大白天进校抓人，气氛迹近恐怖。公安局、工宣队和校保卫处只能 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先宣布撤销我的职务，然后内查外调，进进出出，忙 得不亦乐乎。我则猫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对他们的反复盘问，一遍一遍地写检讨。 工宣队态度严厉，但不难缠，最难对付的是参加专案组的那个男教师。他与我的班 主任正在谈恋爱，而我此前不满意那个班主任忙于恋爱疏于备课，上语文课讲不出 多少东西，曾对她提出意见，这一下逮个正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合起来整我。其 实工宣队也已看出这一案子属偶然笔误，但碍于形势，无法正面阻止那个男教师。 那人最感兴趣的是《金陵春梦》从何而来，反复问我书在哪里，必须没收，以防扩 散，其实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时，要什么给什么，但总不能把那个借我书的高中 同学卖出去。 那一时节， 我最头疼的就是他最后这一问题。这个案子后来定性为 “敌情内处”，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当时标准，留住我不进 班房，已经算宽大无边。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两年岁月如何 度过，也就可以想象了。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 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认为全是我爱读旧书之过，将我的一 个书箱撬开，一本一本全撕了。 “娘希匹”事件后，我成了一个小牛鬼蛇神，成天抬不起头，终于知道了那时 整天朗诵的鲁迅诗词“破帽遮颜过闹市”是什么滋味。但私下里也得到过一些温暖。 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辅导员李敏，当时是她在新初一进校不久发现了我这个苗子，推 荐我做了那个劳什子“连长”，不料却是个闯祸坯子，惹事的孽种。出事后，她曾 在“体兰”馆前的那块草地上找我谈话，鼓励我不要一蹶不振，自己却边说边流泪。 她的恋爱对象是高二（1）班的同班同学邱洪琪 ，校内大联合以后的红卫兵团长， 人也正派。每有集会或游行，他总是扛着校旗走在第一个，让路人看得眼睛发亮， 可见其英俊漂亮。李敏大概找过邱洪琪交过底，要他抵制那个男教师对我的逼迫， 否则以我当时之幼稚，实在顶不住那个人索书逼书的压力。我离开上海后，时常想 念这位善良的辅导员，13年后返沪，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他们夫妇。另一个助 我过关者只能是暗中出力了，而且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工宣队队长，恰 好也姓蒋，人称“蒋师傅”，黑脸膛，微胖。我毕业时要做政审结论，他为此事到 我父亲单位翻阅档案，发现父亲是他50年代就已认识的朋友，于是发恻隐之心，不 知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的档案里抽去了这段祸事的材料。我多少年提心吊胆， 小小年纪就有“历史问题”，档案里记有一笔，如影随形。1972年在插队的地方招 工，发现招工干部没有追问此事，却在远兜远转地套问家族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 海外关系，心里好生奇怪。当上工人后第一年回沪探亲，父亲才说出这一段真相。 工宣队换过好几茬，我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位“蒋师傅”。他肯定已经退休，虽躲过 了下岗这一关，但是“文革”做过工宣队的经历是否会给他的后来生活投下阴影？ 即使没有，退休之后的晚年生计多半艰辛，哪会有闲心到《上海文学》这种地方， 来翻阅无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自己离开上海后，爱读旧书、禁书 的兴趣依旧，但一听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害怕，也落下了一块 心病。 1972年10月，我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仗着年轻，白天 拉一天的重型管道，晚上却还有精力在灯下自修，先读历史，后读哲学。此时上海 出版了4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 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 4份杂志，父亲总 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 很好。到了1974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 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为何要印发这批书？这是一个谜，谜 底至今还未打破。当时能够说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条最高指示，为了抵制“形而 上学猖獗”？但客观效果却不是他在紫禁城深处一个人能够预料的。就像他当时大 笔一挥，批示全党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B 52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 自信，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多少年后 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60％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 在精神干涸而又弥漫着怀疑不满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书，还要组织翻译西方70 年代的最新理论著作，无异于在遍布于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种。他老人家总爱播 火玩火，回回都是赢家。但1974年那一把，大概也是他最后玩的一把，从效果看， 肯定是玩砸了。火种一旦播下，能保证它只顺着指定的路径燃烧，而不会掉过头来 先反噬他自己？我后来始终认为，80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 火星，就是从1974年那批“内部书籍”悄悄阴燃过来的。我总是在猜测毛泽东临终 前夕的心理状态，却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伟人，还是大众，曾经有过的心理波动 大概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难以复原了。就我而言， 只能庆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较早读到那两批读物。这真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这两 批读物，我的启蒙始点可能要向后推迟5年,甚至更晚。后一批书的译者，署名统一 为“上海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其实都是文革前的老专家、老教授。我也时 常猜测这些匿名译者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译的？肯定会有一种满足，是仅仅为能 发挥一技之长而感激涕零，还是有一种边翻译边盗火的窃喜？也许还是以前者为多， 后者即使有，也是极为朦胧，而且也正在历史的暗处慢慢消失。这些前辈有些还健 在，趁他们记忆力尚未全部丧失，抢救一些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些朦胧的心理细节， 也有助于改变目前“文革”回忆录千人一面，面面可憎的蹩脚相。我在下面只能再 补充一个细节，也是现在那种连环画式的文革记述者没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间全国 图书馆都停止购买西方期刊和原版书，但上海图书馆例外。这一秘密是我在80年代 初为做硕士论文去北京图书馆调阅过时期刊，无意中发现的、我问那里的管理员为 什么堂堂北图，居然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杂志，那个管理员没好气地回答：“你不是 上海人吗？你到上图去！“文革”期间，只有你们的上海图书馆没有停止进口外文 期刊！”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 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 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 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 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 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 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我那个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叫崔清汶，解放初期毕业于河南银行中专，人如其名， 有书卷气。老崔与我私下交谈，认为我还有点思想，于是又像辅导员那样，着意引 导。他后来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未果，但无意中帮我一个小忙，使我受惠至今。 他的一个好友姓李，时任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个朋友，当时 在省委宣传部给部长当秘书，管着一个更大的印。我知道这一线索后，先说动老崔， 再让他说服老李，给我开一张厂革会介绍信致河南省委宣传部，到那里再换开一封 介绍信致“上海书店”，不为别的，只是想探亲回沪时多买点书回来。那时的人并 不像后来人回忆的那样见书就扔，相反，私下还是喜欢爱读书肯思考的人，当时叫 “爱学习”。老崔、老李就属于这样的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厂 是“地师级”，也刚够给“省军级”单位开信。但介绍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个对 方单位和被介绍人姓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兹介绍我厂朱学勤同志前往贵部 联系工作”，至于联系什么工作，那就全凭你自己去说了。 我坐火车去郑州，在污浊的车厢里和农民兄弟挤来挤去，终于想好了一套说辞。 一到省委宣传部，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个中年女秘书，面相不恶。 我说：“我们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写作组，我是写作组成员，现在急需一批内部参 考书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购，请部里支持。”那个女秘书原籍是我那个厂所在的巩 县，见家乡来人，就有几分亲，又听我说是老李介绍过来的，更无疑意。只是说： “换部里的介绍信，要经过部长的批准，让我进去说说看。”这一关却是我不曾想 到的，女秘书一进去，我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一次可真是有点害怕了！为了读“禁 书”，我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可能闯出更大的纰漏。那个部长只消向厂里打 个电话，就会拆穿我有关写作组的谎言，5分钟后,我就得低头认罪，那就比我少年 时代的“敌情内处”严重多了。女秘书在里面大概也只有5分钟，我却觉得有1个小 时，如坐针毡，甚至想不告而别，悄悄逃走。谢天谢地！我这边已经开始后悔，那 一边女秘书已经说服部长，一脸轻松地出来换开介绍信了。 我揣着那张“省军级”介绍信回上海，如获至宝。先找到那个说“彻底的唯物 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朋友，两人欢喜不尽；然后分头去打听，福州路那家书店最 近新上架有哪些书，抄成一张总书目，争取一网打尽。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 我们俩穿上深藏青呢制中山装，左上口袋尽可能多插几支钢笔，学出一副写作组成 员的派头，作“省军级”状，直奔福州路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出来接待的是个男营 业员，一张精明的白脸，双臂还套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书店职员的蓝色袖套，动作十 分麻利。他看了介绍信以及需采购的书目，竟未生疑，立刻从书架上抽书，一本一 本配起来。我心忖：那份书目其实很容易露出破绽,是我们用钢笔在500格的大稿纸 上一本一本手写的，只要多转一个念头，他就会看出那份书目的寒酸相，一个省军 级机关应该配有打字机，怎么会使用如此简陋的手写书目？我后来分析那位营业员 的善意，是出于对离沪知青的同情。当时每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摊上一个知青 子女，知青进了厂，只要你还未回城，在城里人看来还是知青。回到生身城市办事， 说一句“我是插队离开的”，多半能得善意帮助。当然，也可以做更深刻的设想， 那就是人家已经识破我们，只是心照不宣，不说而已。 那位可敬可爱的营业员配完书后，居然说还有一些好书，我们书目上没有列入： “喏，格（这）本书老吃香，伊（那）本书在外头勿要想搞到！”神态得意，语气 热忱，哪里像执行严肃政治任务，按级别严格配售“反动书籍”？活脱脱是上海滩 “老迪克”在商言商，四马路旧书业难耐技痒，推销起他们的紧俏商品了！此前我 没有听说，此后证明对我帮助很大的两套书，就是经那位营业员的热情推销买下的： 《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16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23本， 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远远超过80年代西学热 中我同辈人的那些粗制滥造产品。 其中有：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悉尼一胡克 《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都成了我后来书房里的爱物。前年我 为批评文化决定论，给《南方周末》写评论，题目定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 是原因”。有朋友问：“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促狭的一句话？”哪里是我能想出来的？ 它就来自悉尼一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胡克当年是以这句话总结他对历史决定 论的厌恶，当时读到那一段，如醍醐灌顶，数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决定论历史观 改头换面反复出现，总会想起这句直截了当的大白话，心里暗暗好笑。将近四分之 一世纪前看的一本旧书，到本世纪末用来反对知识界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不大不小， 刚好凑手，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1974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军级”购书行动，是我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 总共300多元人民币，花去了一个管道工整整1年工资。捆起来共4大摞，两人4臂， 必须高高提起，才能离地。口袋里剩下的几个分币，只够两个穷酸的“省军级写作 组成员”乘17路电车回家。在那次购得的书中，除了悉尼一胡克的两本，最称心的 当然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82年这本书随我去读研究生，因为传阅过多， 已经破损不堪。我与校内一个老装订工很谈得来，师傅帮我重新切进，夹硬版封面， 书名还烫成金字，一本破书顿时焕然一新。又过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访问，一抬 头，隔窗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惊。闲暇时，我也偷偷进去溜达过几次， 都是一些不能攀谈的外国陌生人。我想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 这个叫做“费正清”的老头，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在他关心的中国，多年前发生过一 起与他有关的渺小的故事了。 闲聊时代 吴亮 90年代以后，由于大众文化市场和传播业的蚕食，写作特权正逐渐从一小部分 所谓的文人和作家那儿转让出来（虽然由文人和作家撰写的当代文学史并没有终结）。 民众的失误症（他们的私人交流散落在民间，却没有对文化正史构成有效影响）， 随着书面语时期和代言人制度（即由那些拥有写作和说话优先权的人物包办社会声 音的时期以及相应的表达程序）的解体而有了治愈的希望。民众社会的声音被发现 了（听者和说者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开始产生效果。但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公民文化”（如阿尔蒙德所论述的），并未迅速来临，先期涌现的，是我们此刻 正在亲历的“民众庆典日”，或者是一种节日狂欢式的“市场喧哗”。它把收集来 的私语（或来自内心的）上升为一座城市的所有居民都耳熟能详的普遍闲聊（通过 广播、电视屏幕、报纸副刊上的写作、影院、电话节目和歌带复制品），它言及民 众社会的一切秘密：庞杂的信息、生活现状、肤浅的话题、道德常识、日常情感与 趣味、对偶像和包装的过分热衷以及由此导致精神事物延搁、衰退与休克。 现在，我们不出家门（当然我们只要愿意，随时能走入城市深处的另一个场景）， 闲聊便可以开始了。“陌生的人群”（如里斯曼所论述的）之间有了倾诉与回应； 彼此的隔绝状态打破了，我们阅读通俗小说，在电视屏幕前看肥皂剧，同电话节目 主持人聊天（尼采说：人走向他的邻人是为了寻找自己）。我们从流行歌曲的唱词 中谋求“外来指导”（就像里斯曼所指出的）；我们知道不仅我们，而且别人，生 活也常常“出了问题”（就像海勒所说的）；然后我们通过上述途径，获得一种温 暖的安慰（冯尼格说：就这么回事）。我们经由闲聊，了解到什么是好东西和好品 味（库里奇断言：广告就是使人们对更好的东西产生购买欲望的手段），什么是礼 仪和高雅（“他们必须接受文化的熏陶，而不只是识几个字而已。”这是商业巨头 费莱纳在本世纪初说的）。我们慵懒地坐在房内，闲聊把我们包围，“存在从四面 八方向我们涌来”（雅斯贝尔斯如是说）。遥远的往事，身边的琐闻，失去的童贞， 青春的故事和老人的演义，它们都被陈述，或者，浮现在屏幕上，连屏幕上的人物， 都在那儿侃侃而谈无休无止（“人可以借助语言的表达把人整个地歪曲了”，这是 雅斯贝尔斯说的）。我们跳来跳去地倾听（或观看）各个片断，闲聊的主题不停地 变幻，“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生命”（也是雅斯贝尔斯说的）。我们在闲聊中获取 一点理解、温情和爱（荷妮指出，那是现代人“对爱的病态需要”。当然，弗洛姆 的意思正好相反）。我们在闲聊中潜移默化地学会了流行用语和表达式，修辞、声 调、吐字时的节奏，拖腔与尾音的升降都充满了学问（雅斯贝尔斯说：未被照亮的 种种现实就遮蔽在习惯用语之下）。不过，这种闲聊，究竟使我们和世界接近了， 还是相反地，变得更为生疏和茫然呢？（托夫勒说，信息和知识越多，我们就越难 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至少在目前，闲聊还没有把我们变成“想象中 的世界公民”的企图。它不仅仅是形形色色的私语――祝祷，与他人分享快乐、发 牢骚、失恋、乡愁，自我欣赏、调侃、逢场作戏、小幽默、趣味传授、节目恭贺、 礼仪往来以及所有情感絮语（例如苦恼、受挫感、忧伤、失意）的无限蔓延。 情感絮语的表达权，现在回归于那些无名的私人（无论是维特还是包法利夫人， 他们都把表达权让渡给了代言人：歌德与福楼拜）。同时，由于任何一种情感絮语 都由它的当事者直接陈述，它就以原始素材的形态迅速被许多陌生人所吞咽、分享 与尽览无遗（虚构性的消失是这些平庸故事仍能打动人心的重要条件）。民众不再 有读经典小说的必要了，因为在他们身边，类似的缠绵悱恻的故事有得是（虽然他 们难以见到这些故事的真实主人公，不过他们确信主人公在地点与时间上与他们的 共存性）。毫无疑问，民众的失语症在得到了矫治（医生不能期望他们出语惊人）， 但是，这种表达权的下达和均分，必然导致文化整体的下滑（代言人的缺席或失效， 使文化丧失了代表人物）。“基本智能的下降”（拉斯奇的说法），民众闲聊中所 流露的“所有个人关系都带有一定的肤浅性”（罗素的说法），以及通过闲聊将自 己的情感定型在易懂的句型中，使自己最终成为“被制成标本的人”（爱略特的比 喻），这就是闲聊时代的第一个成果。 在一个闲聊时代，潜心思索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想起了荷尔德林的诗句）？人 生的真谛已不在书斋中， 而在音像架上， 在屏幕的广告动画里。它们向我们灌输 （或推销）生活的“真理”，每天为我们摆出一张魔桌（我们想起了格林童话中的 召唤：“餐桌，摆满”），出示“长命药水”（我们又想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和 护肤美容霜（对青春永驻的承诺酷似“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这样一句《天方夜谭》 中常用的结束语）以及“有钱真好”的朴素箴言。随后，它又义愤地或者娓娓而谈 式地向我们诉说“金钱的罪恶”与人在拜金狂潮中的堕落（如莎士比亚所揭示的）， 所以不能“犯规”（广告则在另一边煽动：有钱赶紧“化掉”，这才是减轻罪恶杜 绝他人欲念的最好方法）。这种层出不穷的自相矛盾的陈述。是因为所有的闲聊者 （歌词作者、播音员、剧作家、记者之类）都处在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这个时代 已经失去了批判的潜能和最初的震惊感（已经不再有新思想了，一切都在历史上演 出过），但是它却能把所有的现成的批判言词接纳下来，消化掉并输入闲聊者的知 识档案，然后在合适的时候将它检索出来，向听者讲说。不错，这就是闲聊时代关 于享受／罪恶，金钱／道德彼此和解的范例，而闲聊本身则不失优雅地生存在这一 背景前，成为这种和解的又一成果。 那么，我们的性爱关系又如何在闲聊时代找到它的表达式呢？“骑士精神死亡 了”（我们想起了吉诃德），情爱“陷于金钱的冰水中”（马克思的经典用语）， 男人在两性之战中节节败退（我想起了女权主义）；而同时，男人的声音仍然顽强 地存在： 女人成了在家中等候丈夫的“漂亮摆设” （广告的核心图像），她们是 “小甜心”（影视中的常用称谓），“女强人”（好事的记者在经济至上，崇尚成 功的历史氛围中的溢美之词），“受害者和悍妇”（这是波伏娃的概括），如此等 等。我们无法分辨出闲聊中的女人形象究竟是什么。闲聊告诉我们，性爱本身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维持性爱的“技巧”、“操作”和“游戏规则”（荷妮说，在对爱 的要求后面，隐藏着一种内在的敌意）。闲聊还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关 键是自我的感觉，自我的保护和自我的完善（于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美妙安排就是 我们的主题），办法就是竭力去追求为时尚所主宰的更加肤浅的事物（尼斯特朗所 言） ， 以免遭他人的侵扰与损害。闲聊最后说，我们必须装扮自己，过好每一天 （生命太短促了），尤其是不放过每一个节日（德博德说，人能利用每个机会和借 口“不间断地臆造出许许多多的虚假需要”），与此同时，“塑造”一个现代人形 象就不仅为了应付社交，而且简直是我们头等大事。我们都是艺术家，而“艺术家 的头一件作品就是他自己的性格”（梅勒的名言）。现在，我们知道了闲聊时代的 另外一个成果：不仅每个人有闲聊权，而且有表演权，它使我们懂得，我们每个人 在本质上（也许是在受到暗示以后）都是“纳西索斯”。 也许，我们正处在以“纳西索斯”命名的文化中。诸如“历史时间感的淡薄”、 “成就的失色”、“个人主义的登峰造极”、“娱乐工业”和“文化多元化”（都 是拉斯奇的提法）在我们的闲聊时代产生了回应，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化后效” 吗？我们在深夜的倾听中（电话节目愈来愈盛行了）陶醉，不是因为失眠才倾听， 而是为了倾听才失眠（这是真正的自恋，即纳西索斯情绪）。声音偶像融合了我们 自身的一部分，“把自己体验成偶像的一个局部”（凯恩柏格如是说）。在无边的 闲聊和等待闲聊之中，我们患了幻想症，把声音误作现实，然后上瘾、入迷、沉醉 以至“不得不麻痹自己直到一无所获”（班吉斯的结论）。 经由闲聊，我们得到了虚妄的“延伸”（凯恩伯格的一个术语），延伸到时代 的风尚里，成为其中的一员，闲聊使我们生活在一个热闹而平庸的大家庭中，得到 温暖和身份的认同。的确，传统的写作与阅读，已丧失了本来的魅力与功能；当电 视主持人、喜剧明星、歌手、播音员（以及拉洋片式地在屏幕上露面的名流们）纷 纷登场的时候，文人和作家，千真万确地是应当“下课”了。 民众的私语再也没有私人性可言，当他们彼此打开那封“被窃的信”（爱伦坡 有一本同名小说），却失望地发现并没有什么精彩之处。他们全是平庸的人，不过， 现在正是平庸者狂欢的最佳时刻。当城里的人全都成为“犀牛”（尤奈斯库有这么 一出戏）的时候，谁居然还不是犀牛，那“它”一定是“出了问题”。那么很好， 文人和作家，快去加入闲聊吧（轻蔑地）。 闲聊时代有了民间一切阶层的加盟（不仅有文人、作家，还有白领、官员以及 所有偶然遇到的无名人群），看来它还将延续到下一个世纪。对白、台词、独语、 恳谈、讨论、娓语代替了“宣传特权”，成为我们今天的交流形式。一个“不留姓 名的文化史”（套用沃尔夫林的说法：“没有姓名的艺术史”）正在出现，形形色 色的闲聊者相继登台，川流不息，我们记不住其中任何一个，可是他们一起制造了 如今的文化盛况（在“市场喧哗”中，你不去分辨你就听不清任何一个小贩的吆喝）。 闲聊的“集群现象”（豪塞尔的术语）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奇观，闲聊者们共同 “创造了一种时兴”（史密尔的评论）。现今，还有谁能对这种时兴保持距离呢？ 我们除了为这种时兴犬儒式地寻找根据，真的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了吗？在这样的 历史间隙，精神休克可能是它休息片刻的唯一体面理由。艺术本来“总是能实现它 曾要求的东西”（沃尔夫林的信念），是现在艺术无法拒绝商业的合谋计划，使两 者归并为“娱乐工业”。而历史中的美学，也成了闲聊中的片断，被点缀在平庸的 节目中。“艺术家个人可能会失败，但一个时代的艺术意向却注定要实现”（梯兹 的信念），在这样的闲聊时代，失败的将是谁，什么又是“时代的艺术意向”呢？ 闲聊时代留给未来的遗产，就是一份没有人签名的庞大文件。悲观主义业已崩 溃，言说本身的喜悦，并不追认单一的先辈与谱系，游牧式地在各种文化碎片中浏 览，迅速地从一种观点过渡到另一种截然相异的观点，捡回已被放弃的，抛却那刚 获得的，调和矛盾，层层叠叠的的幻影，灵活地摆脱意识形态的教条，论题本身的 四分五裂，这就是――闲聊时代。 但是在这座城市中，精神并没有彻底休克，灵魂独白仍在持续。肯定有这样一 些人，他们将以脆弱的生命穿越这个历史间隙，给未来留下他们的签名。他们想起 了格劳肯和苏格拉底的一段著名对话――当苏格拉底描述理想的生活方式与理想的 社会时，格劳肯反驳道：“苏格拉底，我不信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座上帝 之城。”苏格拉底回答说：“无论天堂中有没有这样一座城市，或者在地球上有没 有这样一座城市，有智慧的人都将循着这城市的方式而生活，并以此为准则而装点 自己的家。” 谁是英特网之父 丁林 20世纪人类有两大最不可思议的发明原来是和人类的猜疑。隔阂和战争联系在 一起的，一样是原子弹，另一样是英特网，即国际互联网。 原子弹诞生在二次大战后期，但是真正发展得蔚为壮观却是在冷战时期。东西 方的政府组织了全人类最出色的科学家，倾其全力展开了一场杀人能力的竞赛，结 果不分胜负，谁也没失面子。不过，人类因此拥有的核武器据说可以毁灭人类很多 遍了。各大国终于互相证明，造核武器的本事，谁也不输谁，饭可能吃不饱，原子 弹是一样造得出来的。东西方也因此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 核竞赛开始于冷战之初。到冷战之末，人类发明了英特网。英特网的发明对于 人类的影响，毫无逊色于现在和未来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但是谁是英特网之父呢？ 英特网也是冷战的产物，而且是核竞赛的产物 核竞赛到了60年代，美国人对于核战争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美国人相信技术， 我听一些从60年代过来的美国人说起，那时候他们真相信随时随地有可能爆发核战 争，他们都会在瞬间死掉的。相比之下倒是我们这些不大懂技术的人们，那个时候 是没有这个顾虑的，这时候的美国国防部想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万一遭到核打 击的时候，重要通讯干线必定被毁，指挥部门还怎样组织还击呢？ 以往的通信线路是由一层层的控制枢纽、干线和支线组成的，毁掉高层的枢纽 或干线，则下面的支线就没有用了。要传递的消息就像战场上派出去的通信员，沿 着几条可用的线路，通过一个个的枢纽，从甲地到乙地。如果这些线路或枢纽被毁， 甲地和乙地就失去了联系。一个叫做玻尔・巴兰的38岁的计算机科学家提出一个想 法。理想的通信线路应该像一张渔网，那是平面的，没有层次的，没有控制中心。 甲地和乙地之间，就像渔网上的两个结点一样，可以有无数条线路相通。即使把网 炸几个大窟窿，剩下来的破网虽然离离拉拉，但上面的任何两点还是连着的，信息 仍然会在任何残存的两点之间沿着任何残存的线路从出发点到达目的地。 那么，平时消息走什么线路呢。科学家们提出，把要传递的消息分成一小块一 小块，写上目的地，然后撤到这个网上，让它们沿着网线自己奔向目的地。那么， 路途不通走丢了怎么办呢。不要紧，这些消息块可以不断复制，持续不断地往网上 撒，一直到消息到达目的地为止，这时候的消息已经不是一个两个通信员了，而像 一群一群的信鸽。关键是，这些信鸽，电子信号的复制几乎是不需要时间不需要成 本的，而传递的速度就是光束，一秒钟可以绕地球赤道七圈半，在那个“渔网”上 走点冤枉路也不在平的。 这就是英特网的概念来源。但是玻尔・巴兰并没被人称为英特网之父，因为从 这个概念到现在的英特网还有一段遥遥长途。 1969年，美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想把位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 学等地的四台高级计算机联结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国防科研计划，用的是联邦预 算，但是按照美国的法律和政策，这样的计划并不是由实施计划的国防部某局招人 来做，而是要按一定程序向社会招标．由民间公司来做的，我不知道国防部的官员 们把这样高级而绝密的东西放出去，他们怎么放心得了，但是美国的所有高级科研 项目都是这样发包的，从空军的最新式战斗机的研制到登月和航天飞机。结果，一 个叫做BBN的公司争得了这个项目。这四台计算机联成了一个四地共用的网,叫先进 研究项目局网，简称阿帕网。 美国国防部为了这个阿帕网是很花了点钱的。到1971年，15台计算机联入了这 个网，1972年，发展到37台。这个计算机网使分布在全国各地民间公司，大学研究 所的各色人等，都可以分享这些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和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互通信息， 甚至可以远距离编写程序。 然后，国防部的官员马上发现，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学，公司和机关的可以使用 这个计算机网的人们不知不觉已经把这个联邦资助的共享的计算机网络变成了一个 高速的电子邮局。在阿帕网上的流通的主要不再是计算资料，而是个人邮件和信息。 研究人员用阿帕网交换研究心得，协调研究进度，而更多的是个人之间的问候交谈、 小道信息，甚至他们最喜欢的科学幻想。 这样的用法和工作无关，照说是美国的工作单位里很忌讳的一种“揩油”的行 为。也有人对此皱眉头，但是没有人出面禁止，事实上也禁止不了。为什么呢？因 为阿帕网是平面铺开的，它没有一个中心。任何一个大学或研究所，只要拥有一定 能力的计算机，很容易联结到这个网上，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这使得阿帕网的首 倡者，是最初出钱的单位，但是它并不是阿帕网的平面伸展非常容易，而且可以无 穷无尽，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是阿帕网的所有者。阿帕网上的计算机分属于各个 单位，而通信线路则主要是从电话公司租借的。国防部先进研究项目局的官员们并 不能控制那上了网的个人，他们不归它管。 1984年，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入了联网的行动，协调取得了一些重要技术突破。 几个和科研有较深关系的联邦政府部门，像宇航局、卫生部、能源部等等，纷纷联 入网络，在TCP／IP标准出来以后,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网络就都可以用现成的通信 线路联成网，在这一标准下分享数据信息。国际互联网就这样诞生了。 1989年，阿帕网正式结束，没有人注意这个事件，因为短短几年里，英特网已 经在世界各地变得家喻户晓了，那么，让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上，谁是英特网之 父呢？ 你可以说，英特网之父是冷战时代的核竞赛。可是，问题来了。怎样在校打击 下保存通信能力的问题不仅美国有，它当年的对手前苏联也有。既然美国人在想这 个问题，前苏联人一定也在想这个问题。当年你造一个原子弹，我就再造一个氢弹， 你发一个“和平号”宇宙飞船，我就来一个“阿波罗”登月，要是美国人在那些年 里没有发明创造出英特网，前苏联人会创造出来吗？ 我的回答是，前苏联永远也不会创造出英特网来。 这不是科学技术的水平问题。美苏的科学家可谓旗鼓相当，既然双方有同样的 问题，那么前苏联的科学家早晚也会想到玻尔・巴兰的主意。可是，既然这是为了 解决生死存亡的军事战略问题，这个主意一旦让对方也实现，岂不优势全失？所以， 第一要保密，第二要高度中心控制，这个网一定要捏在国防部手里，可不能让他的 对手也给用了去。苏联要是动手创建这样一个网，可以想见一定会这样做的。美国 的国防部可能也会有人想到这样控制，可是它做不到。 我们触及了英特网诞生和发展的一个制度性条件： 权力和利益的分享 美国联邦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税金。怎样向老百姓交代得过去， 是联邦花钱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的。纳税人是主人，联部官员是主人雇来办事的，从 小地方来说，联邦政府各分支各部门为此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首都华盛顿几乎所 有的联邦部门，包括国会、白宫、最高法院、国防部、联邦调查局，都要有专门的 地方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小民百姓，“随便看看”。还要用录像、展览、免费资料 向大家解释这个部门在干些什么，凡是联邦政府的博物馆、艺术展览、森林公园， 都是免费提供服务，从紧急救援到公路上的标志信号。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地方 的联邦工作人员都特别彬彬有礼。 我们以前早就听说美国的“单位”围墙很少，这是真的，不仅围墙少，大门和 门卫也很少，这不仅是因为围墙既费钱又难看，更重要的是，围墙和大门把“单位” 外的人挡在外面，有时候是不合法的，凡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机构都必须让所有 的纳税人共享,不管你一年交了100万还是只交了几元钱，或者根本就是靠吃救济生 活的人，比如，公立学校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公立学校的图书馆、计算机、艺 术展览等等是必须向民众开放，私立学校用的是私人的钱，可以不向公众开放，可 是要是私立学校里有一个专项申请得到了政府的资助，那么这个专项就必须向公众 开放，不开放是非法的，有个私立学校的艺术展览曾经得到过政府资助，所以一直 对外开放，后来校方出于种种考虑想不开放了，对不起，那得把你拿过的政府资助 吐出来，结果这个学校还不出钱来，艺术展览就还是得向校外大众敞开大门。 从大地方来说，联邦政府的花钱项目在国会辩论通过的时候，不仅要解释这项 目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信服，这对纳税人有什么好处，特别是 对民间的经济有什么好处。所以，美国历来的做法是，政府重大花钱项目不是主管 部门自己把人做的，它必须按照一定程序发包给民间，刺激民间经济的发展，这就 好比是政府向民间购买一块“千人糕”。美国人特别忌讳政府部门的一手包办。这 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政府部门的腐败和浪费不容易失控，因为民间的公司是有竞争 的，永远有别人的眼睛在盯着。而对于一手包办一手遮天的权力部门来说，腐败是 不治之症。 美国人的概念是，如果你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得到的成果应该让纳税人 分享，大学里的博士研究如果用的是政府的资助，论文或发明成果就属于纳税人， 你要是去申请专利纳为己有，那是非法的。在英特网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里程碑式 的突破就是万维网的制览器软件，它使得全世界各地使用木同计算机的人可以检索。 索取， 显示其他地方不同计算机中的数据、 资料和图象。第一个重要的剧浏览器 “马赛克”，是伊利诺大学的超级计算机中心的科学家编写的。它是在联邦政府资 助下完成的，所以从第一天起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取得，包括它的源程序。这 样的软件如果是一个公司或个人所有的话，那就是一个铁定的发财机会。在它以后 的“网景”就是凭着类似的一个浏览器软件，短短几年就造就了一个大公司。“马 赛克”的版权现在还是伊利诺大学的，但是谁也不能用它发财。 今天的平面结构的英特网具有太多的平等和分享的特点。英特网是没有中心的， 没有层次的，没有上下级的关系，甚至“敌我不分”。当年阿帕网开始自我扩展的 时候，美国国防部就不能说它拥有阿帕网。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说他是英特网的所 有者，没有人能够阻止谁的计算机联上网，也没有人能够让谁离开。甚至没有人确 切知道，到底有多少计算机、多少人、多少数据和信息在这个网上。但是所有联上 网的人，在分享网上的数据信息的权利上，却是一律平等的，不管你是在华盛顿， 还是在非洲。在阿帕网发展的初期，这种平面结构和平等分享的特点就必须在同样 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形成。 英特网好人可以用，“坏人”也可以用。英特网上有无数有用的资料数据，也 有数不清的恶劣的“垃圾”，从色情资料到教唆怎样制造邮包炸弹，应有尽有。政 府难道不加强管理吗？不是不想管，联邦政府国会和白宫都想管过，但是美国的宪 法传统忌讳由政府来决定什么是宝贝，什么是垃圾，尽管对你我来说，有时候宝贝 垃圾是一目了然的，可是美国人习惯于不把一己之看法强加于人，当然也就不让政 府的观点强加于人，这就是意图打击网上色情资料的联邦正经通讯法被最高法院宣 布违宪而废除的文化背景。要是美国国防部从阿帕网一开始就能来个“加强管理”，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英特网了。 家里装了电话的人都知道，只有当你想通话的人也有了电话的时候，你的电话 才有用。装了电话的人都恨不得自己所有的朋友也都装上电话，当你的朋友都有电 话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电话几乎是不可忍受的了。上网也是一样。 英特网所创造的机会和可能，英特网的好处，和上网的信息资料的数量成正比。 如果没有你所需要的大量资料信息，英特网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个电子信箱的作 用。但是，如今的英特网上，几乎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一切资料，从全世界几乎所 有的地方的天气预报，到任何一个生僻的英语单词的解释，从常用的免费软件，到 免费的电子信箱、免费的网页，以及像 ICQ这样的免费的通讯服务。这一切都要有 大公司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美国几乎所有像样的大公司都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一 定的服务。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大方呢？ 我们触及了造就今日英特网的第二个社会条件， 那就是自由经济制度下的竞争 美国的商家在网上免费提供信息资料和种种服务，不仅是看中了英特网所创造 的可能的商业机会，更要紧的是，只要它的竞争对手上了网，它就不敢不上网。它 的竞争对手提供了一定的服务，它就不敢不提供更好的服务。美国的商家，再大也 有竞争对手，联邦有反托拉斯法，防的就是大公司垄断。是自由经济的竞争把商家 逼上了英特网，纷纷向公众提供网上服务，这才造就了如今英特网上及其丰富的超 出以往想像的数据资料库，自由竞争也使得平民百姓上网的代价迅速下降，这也使 得美国的角角落落里都有了英特网。 所以，英特网之父是造就英特网的条件，就是权益分享的政治制度和自由竞争 的经济制度，我特别想说的是，这两个条件在现实中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你不能只 要一个而不要另一个。技术的突破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前苏联没有这两项条件，所 以英特网不诞生在冷战中的那一方，不是偶然的。 英特网虽然产生于冷战和对抗，但是今天的英特网却展现了真正冷战后的面貌， 在这个网上人人平等。我在美国乡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农舍里从网上查到的所有 资料，任何人在莫斯科、在上海、在巴格达都可以查到。英特网暗示了下一个世纪 人类关系的一种新的可能性。怎样看待这种可能性，就靠各自的悟性了。 日常生活的命运 薛毅 不可否认，在20世纪的中国，日常生活曾经是现代社会矢志不渝的改造对象。 现代社会需要组织一切力量去完成现代化大业。它是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它要求日 常生活全面服从这个宏大目标。然而，日常生活由于其固有的个人性、惰性、异质 性而难以符合前者的要求，一方面代表的是崇高、悲壮、英雄主义的人文风格，另 一方面则显得平庸、琐碎、卑微。两者呈强烈对比而日常生活本身无法获得意义， 无法获得显身于现代世界中的合法性依据。除非将它彻底地置于现代目标的控制之 下，打碎它的自身逻辑，将它完全同质性，才能去除其平庸性质，获得崇高的意义。 这种改造的企图作为一种梦想的同时，也给知识分子带来无法实现的焦虑与对日常 生活的谴责和愤怒。这种企图只有转化为一种制度的力量才得以大规模的实施。在 我们的记忆中，曾刻下鲜明的一页，那时，日常生活在诗人笔下变得“热火朝天”， 曾有无数英雄、模范昭示着人们努力把日常的每一时间、每一行为与社会的总体目 标联在一起。毋庸细加证明，这一现代诗意化进程的同时也意味着人成为一架机器， 一颗螺丝钉，一块砖，一种手段，一种对人感性欲望的全面压抑。而且，这种对日 常生活的组织方式非但没有使人们接近那个伟大目标，反而离它越来越远。 90年代，日常生活似乎以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它从社会那个远大目标中侧身 而走，建立起自身的运转逻辑。似乎证实了90年代的大转型。但人们不要忘记，它 是80年代奋斗的一大成果。在80年代的制度变革中，给人民以实惠成为制度合法性 的基础，并达成消费有利于刺激生产力的共识。而启蒙主义关于“个性”、“自由” 的价值建设，也为日常生活的悄然增长提供了文化依据。就是在今日，当日常生活 遭到威胁时，那些并非知识分子的普通百姓也能迅速操起相类似的语词为之辩护， 换言之，日常生活的独立增长在文化上得益于启蒙主义对专制社会的抨击，在经济 和政治上缘自于一种新的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观念以及由此设计的似乎能与日常生活 相安无事的社会目标。然而，90年代的“日常生活”之所以成为人们无法漠视的存 在，正在于80年代式的充满信心的平稳的推动到如今已成为谜一样的问题。对一个 后起的现代化国家，要解决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容易，毋宁说，现 代化本身就蕴含着这个问题。在沿海与内地之间、在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资 本的不同投入意指着另外一种状况：当人们认定90年代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 时代时，消费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当下的主导行为，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遥 不可及的妄想，后者只配生产并成为前者的消费来源。而当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断 裂，消费妨碍社会目标的实现时，命运之手将毫不留情地对付“日常生活”――如 果说这些问题必须在经济学家的实证下才能得以明朗的话，那么，在文化上的征候 早已出现：一方面，以内地。乡村为依托的作家们近乎以仇视的态度看待都市日常 生活的“堕落”，把那些得意洋洋地享受生活无穷乐趣的成功人士称为污浊的人；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并没有认可日常生活的个人性的价值，它在大众传媒上仍坚持 不懈地宣传着远远高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伦理规范、宏大目标，尽管这种宣传的有效 性已非常有限，值得深思的还有启蒙主义的受挫。其中的缘由当然极为复杂，但仅 仅归之为政治的强势显然不适合。事实是对立面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至少不再有 直接的压制时，启蒙主义却也不再强大，其中就有着面对日常生活崛起后的沮丧心 理。当富有人性的设计转化为生活实践时，它由诗意变为平庸的事实足以让人震惊 和无奈。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启蒙主义无法确立这种日常生活的意义。在我所了 解的范围内，启蒙主义能够从中找到的积极意义只在于：它能消解专制主义。换言 之，日常生活自身毫无意义，它的意义在社会功能上面。 于是，一种在文化上不得不被重视的日常生活却得不到意义的支持，这对于日 常生活而言无疑处于危险的境遇之中。它变得暧昧不清，无法理解与阐释，成了一 种认识论无法到达的领域。至今为止，对90年代日常生活具有直接描述能力的是所 谓后现代主义者。他们从中看到的是启蒙主义的死亡、现代性企图的失败、宏大叙 事的破产、精英主义的消逝。仅仅就描述而言，这一切恐怕不难同样为启蒙主义者 与精英知识分子同意，它表明日常生活已脱离了知识分子的影响范围。不过，在后 现代主义者眼里，这幅充满感伤与失望的图象转化为一种喜剧，他们带着嘲讽和快 感的神情欣赏着知识分子的窘态，拍手称好，将一切伟大、神圣、终极价值。理想 主义送进坟墓。因此，最激起他们阐释兴趣的是诗人之死、导师之死，是浪漫爱情 的终结、宗族哲学家的落荒而去等等文学内外的事件。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这个 命题对于留恋诗意的知识分子而言是困惑和纠缠心灵的，对于后现代主义者，则是 轻松与快乐的。在他们的描述中，日常的意义就在于此。概言之，他们赋予日常生 活以后现代性质，它脱离了现代性牢笼。如此，回到纯粹的本质的日常生活便是到 了后现代，一个只有当下没有历史、只有平面没有深度和本质，只有个人没有主体， 只有游戏与快感没有悲天悯人与价值，最终而言只有瞬间和散乱的“状态”与“表 象”而没有任何意义在时空。在这种描述中，日常生活成了一块失重的飘浮的大陆， 一种“无物之阵”，没有人能捕捉它的精神与灵魂，其间充满欲望与诱惑，人们除 了接受那些表象之外，没有更大的作为。――这与其说让人看到了后现代的狂欢场 景，不如说令人发现了在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又一次深刻的危机，一种令人不安的 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在我看来，90年代那些被称为后现代小说的叙事作品所写下的 与其说是喜气洋洋地告别现代性不如说是对丧失意义支撑的日常生活的惊恐与无可 奈何的认可。可以想象，如果一任日常生活在无意义的状况中飘移，现代性这只巨 手不会袖手旁观。 所谓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分离其实体现的是现代性自身的裂变。日常生活在其中 的悬浮的位置正是现代性裂变之处。在20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无意义的焦虑往往 是诗人的心灵直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诗人在自我的日常天地间如何烦躁不 安，徘徊不已，任何安慰也无济于事，他们又如何坚决或痛苦地判处它以死刑，投 奔到社会洪流之中，为新生活而欢呼，又如何丧失生活的灵感，或重新回忆起曾有 的生活，失去意义的日常生活与丧失日常生活的意义都是无法忍受的。正是现代性 ――后发国家的现代性难以综合这两方面。现代性只能容纳符合其目的的日常生活， 而威胁着脱离其控制范围的日常生活，而90年代的日常生活并不能一脚踹开现代性。 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怎样使日常生活脱离意义或怎样用意义制控日常生活，而在 于怎样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这种意义不应高于日常生活之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之 中，昭示出其无限可能性。只有这样，文化价值才能保护日常生活。同样，关键问 题并不在于怎样使日常生活告别现代性而进入后现代，或使日常生活受制于现代性 目标，而在于怎样使现代性设计合乎日常生活。换言之，不是在日常生活之外寻找 意义和价值，不是用日常生活之外的目标去控制日常生活，而是用生活之内的意义 和价值去评判一切，去分清什么有益于生活，什么威胁生活，什么是幸福的生活， 什么是不幸的生活，需要设立一个生活无罪的前提，这并不意味着要认同平庸，也 平庸的生活不应该是人们的敌人，不应是一种必须消灭的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启 蒙主义的使命并没有结束，它应该不断地为日常生活开启新的可能性，并揭露那日 常生活之外的控制和毁坏日常生活的一切力量。在80年代，启蒙主义致力于修改现 代性设计方案，使之容纳了日常生活，那么，启蒙主义继续下去的工作理应是守护 日常生活，以此来检验一切现代性设计。否则，如果再次为目标而牺牲日常生活， 启蒙主义将走向其80年代的反面。 将90年代的日常生活描述为人欲横流、充斥色情和暴力、人心太坏，并将它作 为日常生活唯一和最后的图象，是纯粹的本真的状况，后现代的此种叙事表明，不 是启蒙主义，不是其他精英主义，正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自身显现出价值解体与精神 的没落景象。换言之，90年代关于日常生活“人欲横流”的叙事是站在生活之外看 生活的现代性叙事的极致。必须清楚，日常生活远远大于此种叙事所给出的状态与 表象。如果没有基本的对生活的爱意，如果不能谦卑地倾听生活的启示，那些支持 着日常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将永远被遮蔽，而不能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日常生活决 非没有良知与正义，决非没有对意义的维系和创造能力，它们被生活之外的力量压 抑、歪曲因而只能处于自在状态中。知识分子只有去发现、守护这一切，将它们表 达出来，才不致于陷入仅仅用欲望去读解生活的偏见之中。 也许， 关于“民间” 与“人文精神”的讨论的意义可以在此得到新的肯定。 “民间”概念的最大启示在于提醒人们去思考在现代社会排斥、压抑、修改之下的 民间的精神史。一种不同于现代性整合目标的而以生活的方式保持、容纳和吸收各 种精神类型的历史。它表明，“民间”如何在现代社会以自身的力量维持和显现其 独特的光彩和生存的价值。如果说，现代社会为改造民间提供了一个崇高的理由并 逐渐将民间驱赶到边缘区域，那么，如今对民间的强调则使知识分子有可能以生活 的立场重新评价这段历史，重新理解现代性给生活带来的究竟是什么。也有可能将 民间散乱的价值形态重新聚拢，考察它们在生活中的位置和意义。这将告诉人们， 日常生活决非是无历史、无内在性、无意义的，决非等同于欲望横流。 “人文精神”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是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新的生活 实践也必然要求新的人文精神的诞生”，这是“人文精神”话语发起者们所说的话， “在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每个人的心灵中都充满了太多的渴望和要求，都积累了 太多的呻吟和焦灼。我们的情感瞬息万变，难以捉摸；意志相互冲突，难以取舍； 理智恍惚不定，难以抉择。世界、生活、自我都在走马灯般地乱转，不再能被有效 地把握。但是，只要是人，就必定需要把握自己，需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 样子，需要确信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换言之，“人文精神”不认可90年代的文 化与文学中将生活限定于物质主义，限定于感官刺激的倾向，不认可将知识分子的 行为引向游戏、玩世的方向。用他们的话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生存活动之中， 人的最高本质即是在自己的生存活动中为自己立法，为自己创造意义”、“文学应 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应该“成为我们发展自己精神生活的主 要方式”。“人文精神”是一种生活意义的探求精神，是不断地开启新的生活可能 性的能力，它意味着生活仅止于物质消费是不够的。因此，“人文精神”与中国后 现代主义划开界限，后者认定生活的消费属性、实用属性、欲望属性，既不愿也不 能为生活去发现意义和精神。也许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与过去的理想主义划 开界限。后者往往在生活之外确立意义和价值，以此来要求生活，在生活没有符合 其要求时仇视生活，诅咒生活。这种理想主义的发展如果不是虚伪的，那么将是一 种缺乏理智的疯狂，至少重蹈威胁生活的老路。 只有给予日常生活以意义，才能守护日常生活。但是，现有的日常生活并不应 束缚人们的理论与文学的想象力，否则，新的可能性不会得以无限的开启。而且， 对现有的日常生活的批判也是知识分子不应放弃的权利，它不是用以敌视日常生活， 而是用以揭露那控制日常生活的背后的力量，那毁坏了日常生活的使之呈停滞状态 的力量。在这种机制中，一种更有意义的有活力的生活形态会渐渐浮现在人们的想 象之中。也许，理想、崇高、神圣将会以新的方式进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如果它们 还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它们仍以过去的形态存在，那么，人们有理由将它们置放在 一个安全的地方，使之不再具有毁坏日常生活的负面效应。在90年代，对虚无主义 的反抗是以追求终极价值的方式出现的。正是虚无主义的盛行促使追求者们的执著。 但其中很可能有一个共同前提：都认定日常生活只能是平庸而粗鄙的。这种认识很 可能使追求者们凌空蹈虚，缺少一块坚实的大地。而目前，知识分子可能更缺少一 种能力从生活中发现一些被遮蔽的被歪曲了的美的人性的东西，缺少一种生活的热 情。换言之，追求终极价值不能代替一切，面对日常生活，还需要作一些非常基础 性的工作，要不然，随着文坛的派别林立和争论不休，知识分子可能离开生活的大 地越来越远了。 民间社会和文化问题 徐友渔 民间社会（又称市民社会）问题近年来在文化界得到广泛讨论，说明中国知识 分子对于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的敏感和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内心涌动着一种期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是否可能或者已经开始出现一个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空间，使得 思想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可以在其中就事论事地讨论，可以凭借本身的生命力 自生自灭，而无拔苗助长或风袭霜打之虞。 民间社会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 它与欧洲特有的政治条件 （存在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法律条件（法制较为完备，司法较为独立）、经济条 件（私人财产权利较有保障）以及孕育其中的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民族国家尚未形 成，无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的庄园和城堡）有关，将“民间社会”作为概念框架 引入作为研究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工具，涉及到十分复杂的学理问题。本文不 拟进行精密的概念梳理和充分的理论阐论，仅对与民间社会有关的文化现象作出描 述、分析和总结，在这种意义上说，本文的概念立场和葛兰西相近。用笔者自己的 话来说就是，一个民间话语空间已经出现，但问题、困惑、争论也随之而产生。 民间话语空间凸显的背景 民间空间的发育本来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但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注意到 民间文化空间的存在和对之进行热烈讨论，却伴随着一种巨大的心态转变。这种转 变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时间标志：它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期间发生的政治风 波固然有极大的震荡力，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却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突然变化。 这次震荡，紧接着的沉寂、茫然，以及出乎意料的经商潮流，使许多人的心理和观 察视角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社会问题成了视野中摆脱不掉，甚至带焦灼性的问题。 正是在这种；心理突变的带动下，民间社会问题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以及现实生活 中种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才清晰地凸显出来。 如果把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情况作一下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国情 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应该完全两样，但文化讨论和批评的格 局却大大地变了。8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像一大把同质同构的铁屑，被置放在改 革开放的巨大磁场中，革新与守旧、吸引西学和维护旧传统等大问题像磁铁的两极， 使大多数人有固定的指向和趋向，人们可以观点各异，但问题和关注点归根结底是 相同的。人们地位、身份实际上不一样，但并未明确意识到有朝野之分、体制内外 之别，人人都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投入“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和争 论之中。 在90年代，人们突然意识到，许许多多无法用以前的标准来定性和归类的文化 现象已在不期然之间出现了，比如几乎可以用“泛滥成灾”来形容的小品、随笔、 报刊的周末版、商业性影视、音乐节目，总之，被人称为“消闲文化”、“商业文 化”，说不清是属于新还是旧，中还是西的东西风靡一时，与以前黑白两极分明的 情况不同，现在出现了一大块灰色地带。有人试图以旧的框架对这块土地上的生长 物分类，或褒或贬，或喜或忧，但最终只能显得自己的看法不伦不类。 80年代讨论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未消失，并且在超过以前的广度和深度上被思 考和讨论。但是90年代的讨论自发性和个人化倾向大大加强了。 话语方式出现了明显分化，80年代观点各异，对立分明，但话语系统大致只有 一个，90年代至少存在两个泾渭分明的话语空间。活动于一个空间的人对另一个空 间中的概念、观点不是不懂，就是充满误解，而另一个空间中的活跃分子则对相异 空间中的惯常话语不屑一顾。在我看来，大多数有价值的讨论都是在民间话语空间 中进行的，其中的问题和结论并不以是否符合惯常观点为指向和归宿，而是就事论 事。当然，这里也有标准，比如对中国的现代化是否有利，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等 等。当然，这里面也充斥着伪问题和洋泾浜语言，但大致可以说，立论者是在表达 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充当传声筒。 在民间话语空间，争论相当激烈，比如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对后现代主义、东 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不同观点交锋激烈，甚至很不客气，但这种争论和批判具 有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即只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扣什么“主义”， 什么“倾向”的帽子。而在另一个话语空间，则正是五六十年代那一套，首先在动 机和立场上定性。不过应当客观地说，后一种做法现在很少，职业性的批判家和嗅 觉异常敏税的人活动空间是大大缩小了。可能是几十年来第一次，他们惊奇而愤懑 地发现，“左”倾思潮不一定处于官方和正统地位，他们对于在野身份极不适应， 大叫大嚷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这宣传那啦，其实，由于惯性，这些人心理上行为上 还是十分有恃无恐的，只不过民间话语空间中平等、讲理的规则太难为他们了。们 问题在于，只有民间话语才有吸引力，你总不能把大批判文章当广告一样出钱刊登。 面临多元化产生的困惑 民间社会的存在使中国当前的文化形势呈现多元、复杂的局面，使许多习惯于 单向或大一统思维的人感到不适应，许多困惑和文化争议由此而产生。 最能反映知识分子把握不住文化格局变迁和自己使命的，是有些人把自己的失 落、惶惑心态向外投射，编织并反复述说一个关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形势的神 话。根据这个神话，80年代和80年代之前中国文化的基调充满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 而90年代是世俗化、道德失范的；8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论争突然消失殆尽，商业 意识取而代之，并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地位造成致命威胁；因此，知识分子由处于文 化、政治的中心地位而被挤压到社会边缘，有人对此发出哀叹，有人聪明地证明，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一种历史必然。 其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十年变化虽大，但尚不至于使中国的 社会结构、面临的主要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发生根本变化。连续性蕴藏于变 化之中，90年代的局面绝非与80年代迥然相异，充其量可以说，多元局面开始萌生， 以前共处一个巨大磁场之内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以下试举两例详作分析，其内容都 与前不久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有关。 在关于理想、崇高、市民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撇开一切枝节问题和感 情因素，可以发现，参加论战的双方在价值取向上其实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在于对 危害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建设的不利因素的认识和估计各有侧重，而这又基于对当剧 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有不同看法。一方认为，革新与守旧的矛盾已由高雅与鄙俗。精 神追求与放纵物俗的矛盾取代，原有的极左思想对现代化的阻抗作用表面上还存在， 但实质上已不是问题，而恰恰是世俗化引起的鄙俗化腐蚀了人们的上进精神，成了 现代建设的大敌。而另一方认为这种看法是幼稚肤浅的，他们坚持，现在的情况和 以前一样，“左”倾思潮即使不是唯一的阻力，也是最主要的阻力，由于旧意识形 态以理想、崇高、精神追求为旗帜，反对市场经济的建立，因此，对伪崇高的批判 和消解起到了为新时代到来开路的进步作用，对之进行谴责与声讨客观上有助于走 回头路的倾向。 大规模的、阵线分明的对垒战似乎已经结束，但隔膜和偏执显然继续存在。令 笔者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在社会新旧交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人们会认定只 有一种问题？最近一年中国思想理论领域发生的事情证明，“左”倾守旧的倾向远 未消失，把市场经济导向当成资本主义大加挞伐的力量不但存在，而且异常活跃， 断言政治意识形态业已消退，商潮成了对文化的最大威胁，显然是无视事实。但另 一方面，以为极左的旧意识一直是、永远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也失之于对现 实的变动缺乏应有的敏感。虽然反右、“文革”之类的教训应该永志不忘，但它们 显然不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唯一形式，历史和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表明， 无节制的物欲、拜金主义的腐蚀也会成为一个文明民族的大敌。 多元化局面显然包含地域差别这个因素，社会和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知识分 子心态和对文化时局看法的不同，虽然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由于这一点很少有 人论及，现在不妨尝试作一些分析，这里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以表明一种南 北差异。 前几年，知识界为经商下海潮所震撼，抢先入水者有之，证明其为新历史使命 者有之，以悲壮的姿态表明誓死不屈心迹者亦有之。仔细观察，风潮涌动最厉害的 地方是上海，为什么？在北京，开放程度最低，经商致富机会最少，政治意识仍强 于商业意识，不是没有人想下海，而是淘金必须南下，北京的文化人受攀比感染影 响相对最小，因此显出一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气派。广州开放程度最 高，淘金成了主流，少数文化的坚守者既不能靠呼应以成气候，只好各自埋头苦干。 惟有上海，情况介于北京、广州之间，发财的诱惑力既强，机会也较多，但文化根 基也有一定深度和广度，于是选择的考验最大，人格的分裂最甚，下海者欲在形而 上层面找到合法性，留守者也需喧嚷呐喊给自己打气助威。关于人文精神讨论观点 的分野也有地域差异在起作用：京城的文化人易于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倾 余毒，而商品经济更发达的南方对俗文化、拜金主义的丑恶现象会观察更多，感受 更深。 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性 在最近几年的文化讨论中，是否应该坚持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是否应该坚持 知识分子的道义立场，成了众说纷坛的话题，甚至成了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反对 继续承担批判责任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知识分子应该化解自己的精英意识、导 师心态，不要以为自己洞悉历史前进方向，可以从事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知识分 子应该自觉地边缘化、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不要企图占居主流地位，垄断话 语权力；知识分子应该适应社会多元发展的局面，放弃以我为标准的心态，以低调 代替高调。从以上几方面看，主张放弃批判立场和民间社会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我认为以上主张是不正确的，至少不切合中国当前实际，以下分四方面简述我 的理由。 第一，民间社会，依照公认的定义，与国家力量、政治意识形态有一定独立性， 这似乎说明，我们以前在单一政治领域中习以为常的批判做法应当改弦更张。我认 为，与这表面理由相反，如果在国家领域主要靠行政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那么在 民间社会，自发性的批判对于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当记住一 个关键的区别，以前的所谓批判是自上而下、运动式的，而在民间话语空间中进行 的自发性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符合“批判”一词的本来含义。 第二，从目前事态的发展看，不能乐观地认为，从权力政治的构架中脱出的民 间社会一定是一块健康、清新力量的领地。比如在农村，农民从大跃进的“放高产 卫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政治运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但 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又陷入宗族式的政治、经济羁绊之中。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各 国的现代历程表明，由于法制、文化等基础薄弱，随着经济发展出现的不一定只是 人民期盼的民主、富裕，还有金权政治和文化，以及黑社会的沉渣泛起。在这种情 况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既起到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定向的作用，又有为历史 条件先天不足补课的性质。 第三，民间社会的产生和发育以市场经济为先决条件和基础，中国人根据自己 以前的切身体验，对以前强制性计划经济的弊端香看得相当清楚，对市场经济抱有 较大希望，这固然不错，但有不少人不假思索地从经济基础推到上层建筑、精神文 化，以为市场经济条件一定会产生出一种健全、优越的文化和道德，这却是想得太 乐观和太简单了。精神、道德并不是某种经济关系、经济活动方式的附随现象，而 需要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去塑造，在某些发展的关键时刻，甚至需要以精神和文化加 以指导、定向，我认为目前中国就处于这样的时刻。 第四，从更宏观和长远的历史角度看，社会的进步和文化、道德的暂时紊乱与 堕落完全有可能同时发生。比如，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系列中的谴责和抨击， 虽然有保皇色彩和为旧时代唱挽歌的嫌疑，但其价值是得到公认的。说得极端一点， 在社会急剧变化时期，文学作品反映新旧矛盾是有意义的，纯粹站在精神、文化价 值立场进行批判从来都是站得住脚的。我所知道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站在人性、 人道立场，捍卫人的尊严、文化的价值，我还想不起哪一部“歌德派”作品是属于 大师级的。 更需指出的是，中国民间空间的生长紧密地与权力政治纠缠在一起，经济异化 和政治异化同时存在，相互刺激，恶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 是十二分地需要。事实上，目前存在从各种立场出发的对现实的批判，其中最值得 注意的是否定改革开放路线，企图回到旧时代的批判。这种批判虽然话语陈腐，但 往往也切中时弊（比如批判分配不公、国有资产流失、腐化堕落。崇洋媚外等等）， 如果只有“原教旨”型的人高举批判大旗，而既能认准历史前进方向，又能坚持道 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发不出自己的声音，那么中国的前途就未可乐观。 真问题和假想敌 在民间文化空间，由于具有某种相对的自发性和独立性，当代中国各种代表性 的思潮在激烈交锋，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因为自由讨论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 并将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争论的许多问题具有紧迫性和不可回避性，比如效 率与平等的关系，理想的护持与消解，儒学传统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意义，激进主 义、保守主义的功过与是非，甚至对于现代化本身的合法性，都引起了争论。但是， 并非一切问题都是与现实相关的真问题。有一些文人学者比一般中国人有更多机会 与西方文化界打交道，或更在意西方人对自己文化成就的评价，西方人自觉不自觉 的强势话语地位给了他们很深的刺激，造成他们情绪的激烈反弹，这种可以理解的 情绪上升到学理层面，于是给处于关注转型期复杂问题的中国文化界树立了一个很 值得搏斗一番的假想敌：文化新殖民本义，或帝国主义话语霸权。 我可以举出一打以上的文本作为这种倾向的例证（它们集中于文艺理论界和经 济学界），但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看看张宽发表于《天涯》1996年第2期的《文化 新殖民的可能》就够了。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恰如其分地把自己所代表的立场称为“民间的民族主义”。 在我的一系列文章中，我将此种立场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名称不同，性质一样，因 为它是一种民间的、表现于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 文章的标题向我们提示，作者认为，成为文化新殖民地，是中国面临的现实危 险（这是一种谨慎和含蓄的说法，在有些人看来，中国已经部分地成了殖民地，而 且不仅在文化方面）。按照作者的看法，“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时代， 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 （“新殖民” 的提法是否来自著名的“反修”文献 “九评”中的第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搞现 代化建设，还是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作者的真实想法可能是， 在文化方面，中国恐怕还没有从殖民枷锁中解放出来，“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 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 作者认为，“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 了一个横向的移植”，而启蒙话语包含殖民话语。比如，作者认为，文艺复兴时期 高扬的人道主义，是殖民主义在道义上的主要支撑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 罪行，乃是“启蒙话语逻辑发展的必然”。 作者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中国的主导话语越来越接近国际通 行的理念” ， 这种主流话语或体制话语是什么呢，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列举的是： “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作者在另外场合还指“人权” 、 “知识产权” 等西方权势话语，以及“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 “人是万物之灵”等“资本主义的观念”。 我在此仅仅写到了作者的一系列观点，而不作详细辩驳，因为我比较自信（或 武断）地认为，它们的荒谬和不得要领是一望而知的。而且，既然作者承认他所反 对的东西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也就是人们的共识，那么对之挑战、 论证的义务就在他那一边。这不是把萨依德的生平故事讲一通，或引他几句语录就 解决问题的。若一定要我针锋相对，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中国大师的现成话多的 是，他们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萨依德么？ 谁之公共性 罗岗 如果要对当代中国的现状做出切中肯綮的诊断，那么任何整体性或化约式的论 断都难免捉襟见肘。就拿近年来一度非常热闹的“市民社会”的讨论来说吧，提倡 者相当一致地认定，2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已经或正在催生出一个 理想状态的“市民社会”，并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场讨论的动 因除了出于从理论上解释当代社会状况的需要，更多的恐怕应和了80年代末苏联东 欧剧变后，西方学术界重新燃起的对“市民社会”的兴趣。正如查尔斯・泰勒（Ch arles Taylor）指出的那样：“20世纪的‘市民社会’理论，首先应用于东欧政治 的论述中。东欧人民所被剥夺的、所斗争以求重建的，被称为‘市民社会’。”然 而在中国的语境中， “市民社会” 的斗争性被巧妙地抹去了，按照一般的理解， “市民社会” 的吁求无疑是指向 “公共领域” 的重建， 在哈贝马斯 （Tuergrn Haberm aS） 那儿，“公共领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尽管《公共领域的结构 转型》一书就像英译本的副标题所标示的：“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范畴”，它关 注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在该书中的序言中，哈贝马斯同样强调了另外 两种领域”，即“历史发展过程中似乎遭到压制的平民公共领域”和“工业社会中 靠赢得公民投票维持的高度专制的公共领域” 。 中国的“市民社会”论者在使用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时并没有加以仔细的分梳，更谈不上厘清它背后蕴含的丰富 的社会、历史涵义，而是随意地把它当作一个中性术语胡乱使用，完全遗忘了概念 内部的紧张和冲突，譬如“平民公共领域”与“高度专制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 即使在哈贝马斯的原意“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上运用这一概念，也必须意识到它 隐含的批判意识。哈贝马斯一方面从历史学的角度翔实地讨论了“资产阶级公共领 域”起源于英国17世纪末和法国18世纪的独特历史条件，另一方面则在当代政治的 意义上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当作衡量现代社会的抽象标准，他认为，当代民主 制度已经大体丧失了近代早期的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态的理性和 道德力量，广告和利益集团的摆布，已经取代了早期的理性讨论和公共意见。因此，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政治概念；驱动形成这些概念的‘意图’既非‘道德和哲 学的’亦非‘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而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所赋予的政治批评。” 上述的辨析其实有些多余，中国当代的“市民社会”讨论之所以显现出如此水 平，不仅仅由于理论上的粗疏，同时是由现实的位置所决定的。被置放在国家与社 会的二元格局中的“市民社会”的论述，如果说针对专制社会的全能主义（Totali sm）还具有某种批判能力的话，那么当它面临90年代转型后的市场社会，却不仅丧 失了批判的活力，而且变成了对现行市场状况的另一种辩护。因为伴随着“市民社 会”浮出历史的地表，似乎暗示一个不受干预的“市场”，一个强大独立的“中产 阶级”正式形成。在欧洲历史的脉络中，中世纪以来的社会身份问题随着现代经济 的形成而获得解决，“视社会为一个‘经济体系’，就为社会拥有政治以外的身份 这一观念，带来了新的转折和新的力量。现在，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被定义为 ‘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