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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星火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是火首,谁敢当前   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考进台大历史研究所,苦于生计,由姚从吾、吴相 湘两位老师之介,进了罗家伦、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 会”,做临时雇员,每月一千元,帮忙找开国文献,但不撰写什么。罗家伦是五四 风云人物,跟我长谈了一次,印象最深的是外传他“一身猪熊狗”,见之果然,长 得真是又怪又丑,更糟的是他的声带,此公声带有异,发音沙沙作响,好像公火鸭 似的,他大夸我的文章多sharp,念出sharp这个字,因有sh的音,更是沙沙,非常 好笑。其实他也可以sharp啊!可惜他整天做官、办党、写毛笔字,所以一点也没当 年五囚的影子了。我后来写《胡适评传》时,向他主持的国民党党史会借《竞业旬 报》,他同意了,但要我不可透露来源,其畏首畏尾心态,有如是者!陶希圣做过 汪精卫的宣传部长,以汉好名,为人阴险外露,他拉拢我入国民党不成,最后把我 请走了,请走后还写文章骂我,实在卑鄙。我被陶希圣请走后,另一国民党大员张 其陶对人说:“人弃我取,我想请李敖到我这边来。”当有人转达这一好意后,我 表示:“我已经后悔去陶希圣那边了,我再也不要跟他们有任何干系了。”虽然此 事息于未萌,我也从不认识张其昀,也没见过此人,我倒觉得他不无知人之量。   我进文献会时,已投稿《文星》;到文献会后,与文星关系愈来愈近;离文献 会后,索性全部文星了。跟文星合作,首先改变了我的“经济结构”,当文星老板 萧孟能把第一批写书稿赏一万元交到我手的时候,我真是开了洋荤-我有生以来, 从来手中没有握过这么大的数目,当然我看过一万块钱是什么模样,但那是在银行, 钱是别人的,这回可是自己的,感觉完全不同。与文星合作,虽然最后成为“魔鬼 终结者”,但不论自己怎么“声名狼藉”、怎么得、怎么失,在经济上,我却从此 走向“有一点钱”的不归路,我终于逐渐摆脱了穷困的岁月,“一钱难倒英雄汉” 的日子,对我终于远去。文星结束时,我有了一户三十二坪的公寓房子,这是我生 命中的大事,-从二十六岁时还向朋友李士振借钱二百二十元付房租做房客,到三 十岁时迁人自己价值十二万的“国泰信义公寓”做寓公,当然对我是大事。我心里 至今感谢萧孟能,虽然这是我劳心劳力冒险犯难所应得,但有此机缘,不能不说和 他有关。一一笑以蔽之:恩怨情仇何足数,能数的,起自一万元最具体了。   这一“国泰信义公寓”,是囚楼公寓的顶楼,总价十二万,六万元付现进门, 余六万元分期付款。我这户东面两户是文星资料室、西面一户由陆啸铡买到,四户 相通,在起造过程中,我发现房子盖得不老实,偷工减两、面积也不足,我单枪匹 马,跑到国泰建设公司去理论。它的老板蔡万霖亲自出来,很傲慢地向我威胁说: “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的?”我说:“你们是流氓出身的。” 他听了我这种单刀直入的口气,吓了一跳。我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 什么出身的?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 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万霖不愧是聪明的土蛋,他识时务,文刻屈服了,赔钱 谢罪了事。他之有今天,富而好“李”而不好讼,自是原因之一。这土蛋当年没今 天这么胖,今天纯粹已是脑满肠肥兼满脑肥肠的家伙了。这土蛋变成世界十大富翁 之一后,深居简出,住在我的隔邻大楼“霖圆大厦”,警卫森严,有一夭我在京兆 尹吃饭,“霖圆大厦”豪门突开,我遥望对面蔡万霖家过年大张红慢,上写“金玉 满堂”四字,觉得好笑。《老子》书中说: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当然土蛋蔡万霖是不懂这段 古书的。蔡土蛋不懂古书,却懂颠覆三民主义,且和孙中山好有一比。孙中山做钦 命要犯时,清政府按照惯例,把他的姓名更改以丑化他,在公文书上,“孙文”变 成了“孙汶”;蔡万霖做一代财阀前,土蛋按照迷信,把他的姓名更改以美化自己, 在公文书上,“蔡万林”变成了“蔡万霖”。两人不同的是,前者加水、后者加雨 而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发明土地“涨价归公”之说,自以为得意。但这种闭门 造车、一厢情愿的主义,其实是没有可行性的,因为“涨价归公”要能实行,乃以 土地有无移转为要件,若土地根本没买卖,则对有买卖者而言,即为不公;若对没 买卖者抽税,则因根本没买卖而增加负担、因根本未获涨价所得而增加税捐,又是 不公。可见没那么容易!如今国民党伪财政部赋税署官员表示:大财阀炒作房地产 获取暴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逃税,而是政府课不到他们的税,因为他们 买到土地以后根本就不卖,所以土地增值税也就无从课起,“涨价归公”也就徒呼 负负!土蛋蔡万霖已经阔到不卖房子只租房子了,孙中山想得到吗?多可怜呀,会 做梦的革命家!做了半天梦,加雨的,打倒加水的。孙中山被蔡万霖打倒,我却打 倒过蔡万霖,只是小规模的一次而已。而在颠覆三民主义上,他和我却有志一同。 虽然各搞各的,却正巧殊途同归,亦足发噱也。 mpanel(1);   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共产党出身的谢然之接任国民党第四组主任。在他接任 后五个月,同年十一月一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从此兴风作浪, 使国民党怒形于色、谢然之喜上眉梢。国民党怒的是,李敖从文化思想上挖它的老 根;谢然之喜的是,又有一票封杀的大买卖可做矣。在谢然之的带头媒孽下,《文 星》处境日渐恶化。拖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好发生了谢然之与余纪忠公开冲突 事件,余纪忠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以社 论《党纪国法不容诬陷忠良-请谢然之交出证据来!》为题,质问这个国民党“败 类”,我索性“趁火打劫”,一方面请萧孟能去找余纪忠,取得联合作战共识;一 方面以《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用矛盾战法,引蒋介石言论以讽 谢然之。十二月四日,《中央日报》登出《中央四组与征信新闻报双方表示误会冰 释》。后来余纪忠向萧盂能抱怨,说你们出手这么重,可不太好。同时十二月三日 的《公论报》上以短论评论,说:“有兄弟两人,因细故误会,偶尔失和。做邻居 的人,应该善意规劝,使他们重修;日好。绝不可以大唱‘反调,,推波助澜。” 我看了一笑,心里想:一点也没错啊,他们是“兄弟”,我们是外人,说得可真好! 我写《我们对“国法党限”的严正表示》一文,表面上,是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第 四组主任谢然之的作风,事实上,只是。、为例,,以概其余,隐指国民党总裁言 行不一,未按宪法规定,把党部自司法界和军队中撤出。这篇文章构成了《文星》 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身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身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 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可是十二月 十五日,警务处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 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身)的警员直扑中山 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水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部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高玉树 出面做狗腿,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 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进入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 杀身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 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 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 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 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 在那种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 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 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 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 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 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 (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 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 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 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 人之叛,毫无法子。   一九八一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 然老脸皮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 鄙人因病滞外,纯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惺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 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 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 党中“有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 防范我们的思想,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 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 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 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 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   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 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 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 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 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 移阵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评论》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 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八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 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九月一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 叛国的话;十月一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 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体”的 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十 月九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 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 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 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 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 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 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 但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 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时穷节先见,, 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朋友的, 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吧!” 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 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 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六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 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 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 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 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者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示 遗憾:”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 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 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 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一九六三年 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 举了。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 国民党的法院配合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 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 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 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 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 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 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光明争取言论自由 而面对黑暗法律审判,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有趣的是,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的 “听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 案上被我打败,因为解严后、有些法官终能有点自主了、不看风色了,所以偶有胜 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赔了我三十五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 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为花儿子的钱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钱,才更痛快 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对我是一件大日子,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 书――《传统下的独自》。出版后,我的风格与“一些浅人们”眼中的李敖风格, 便从此确定,“游戏文章”与“专爱骂人”之溢便跟了我一辈子了,我也乐观此溢, 老子就这样写了、这样骂了,又怎样?《传统下的独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后被国 民党伪政府查禁,禁后各种盗版蜂起,前后一二十年,愈禁愈流传,自非国民党伪 政府始料所及,这书刚出版时,在中国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中国小姐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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