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殷鉴纪 殷鉴不远，就在夏后　把神拆穿，把人看透 　　文星被迫结束后，我虽然自顾不暇，但我仍尽力照顾一个人，他就是殷海光， 国民党自从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他们检讨失败的原因，可分两派：一派认为专 制得不够，今后要多专制才行；一派认为自由民主得不够，今后要抛弃老套，要做 深刻的进步的反省才行。做这种反省的人数极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 这一成功，表现在《自由中国》杂志上，精彩无比。最后，国民党决定动手了，弄 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国》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时代，风光八面， 如日中天，《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后，他顿失地盘、渐形索寞。一九六0年以后，到 一九六九年死去，这九年问，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却正好赶上我在文 星时代，由于我的帮助，他虽在迫害频仍、衰病侵寻之中，却得以在出书上、生活 上、医疗上和精神上，获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间，他在 文星书店共出了四本书，都是我主持的。四本书是：一、《思想与方法》、二、 《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国文化的展望》。在出这 四本书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 《自由中国》的首席余孽，他要出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自不消说；第二 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兴风作浪，给文星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麻烦，自己作孽之 不足，还要勾结余孽，双料出书，“廿目所视，廿目所指”，也不消说；第二方面 是文星内部的，文星虽然是进步的书店，但是还没进步到要甘愿赔钱的程度。“杀 头生意有人做，赔钱中意没人做”，给殷海光出书，出到后来，简直已是又杀头又 赔钱的玩意，劝说文星主人萧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朽，是需要费些力气的，虽然萧 孟能礼贤下士，但冥冥中老板老板娘“四目所视、四手所指”的画面，却也不可不 知、也不可个稍为人家设想。殷海光是不怎么通人情的书生，我调剂其中，希望出 书第一，不要枝枝节节因小失大，这种苫心，我想殷海光和萧孟能都不尽知道。例 如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为了给殷海光较高的稿费，就在萧孟能肯出的槁费 之上，暗中自己贴了不少钱，此中调剂，当事人不知也。 　　殷海光有一封给何友晖的信，中有一段自道他和我的为人： 　　李敖从前托人告诉我，说我“为人应世笨拙不堪”。我想他的话是有相当道理 的。第一，他为人应世比我灵巧得大多；第二，他跟人接触，最根本的着眼点就是 自卫，因此他总先假定人是坏的。我的自卫意识远落在求真精神之后。我跟人接触 时，尤其是跟青年接触时，常不假定他别有用意，除非确有明证来证明他是别有用 意的，我不轻易下这样的判断。 　　可是，等到有了明证时，我已经吃亏了。然而，我无悔，我并不因此对人类绝 望。一个理想主义者常常不免要为他的理想付出这类吃亏的代价的。我们没有决定 性的理由（decisive reason）来断言这个地球上没有真诚的人。我们可以碰，也可 以寻找，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我想你们在香港可能交接到不少朋友。当然，时至 今日，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我们还得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 　　在时过境迁以后多年，回想大家“在共同的工作里交友”，萧孟能确是真诚帮 助他的出版家，因为以殷海光当时的处境，这样年复一年的支援，确属难能可贵。 萧孟能虽然与我反目，但他做的好事，不应埋没－李敖为人侠骨柔情、恩怨分明， 也由此可见一斑吧？至于殷海光说的“仅靠言词不足以知人”，这倒真正有感我心。 殷海光“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是真正笨拙之尤的，乃在于他专门被他“仅靠言 词”的学生所欺所卖。殷门弟子与殷海光的关系，多是“单向会”、多是靠他提拔 而不能有像样反馈的，他们在殷海光生前死后，投奔彼党者有之、投奔宿敌者有之、 冒充传人者有之、拿他做演讲会纪念品者有之……但他们除了“仅靠言词”之外， 从未对殷海光援之以手。殷海光一生寻与他“共心通灵”的人，结果找到的，多是 “仅靠言词”的学生骗子耳！这真是他的悲哀！ mpanel(1); 　　他“为人应世笨拙不堪”，还可举例以明：此公爱书成寐，有一次他看一本Ar isiotle（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他女儿殷文丽过来，他就教文丽念Aristotle这个 字，没想到文丽正在换牙，没有门牙，念到totle，口水应声而出，喷到书上，殷海 光大叫：“哎哟！哎哟！”急忙掏手帕擦口水。多好笑呀！还有，此公一辈子只打 过四次电话（至多四次），有一次他太太教他如何打，把他带到公用电话旁，替他 把号码拨好，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紧握听筒，满头大汗，打完了，要昏倒 的样子。他太太赶忙抓住他，发现两手冰冷、两眼发直，好一阵子才恢复正常。再 谈他的鲜事。有一天，他和政大的另一书呆夏道平教授，忽然要开洋荤，跑进观光 饭店喝咖啡，咖啡厅在十二楼，他们就进入电梯，可是很久很久还不到，空气闷得 难过。殷海光说：“这么久了，即使一百二十层也该到了。”于是紧张起来，还是 夏道平聪明，他看电梯墙上有许多阿拉伯数字，就乱按了一个，门突然开了，原来 还在一楼！两人得庆重生，吓得不敢再坐电梯，决定走楼梯上去。走到二楼，就发 现没有上三楼的楼梯了，只好又下一楼。殷海光说： 　　“我们到别家去，何必一定要在这里。”夏道平说：“不行，既来了，一定要 找到。”于是两人四处去找，找至一座有人开的电梯，总算到了咖啡厅，不巧那天 咖啡厅休息。两人只好再摸索到另一较的房子，一进去，发现都是一对对情侣，两 个老头也顾不得了，挤进坐下。看到一位歌手正在边弹边唱，夏道平碰碰殷海光， 大声说：“你看，是真的人在唱歌呢！” 　　殷海光虽然“为人应世笨拙不堪”，但仍处处不忘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他 生活细节上，也可看到一斑。他从不坐公共汽车，他认为人的尊严会给挤掉；他喝 高级咖啡，吃英国饼干，去贵族医院看病……这些都表示他也满布尔乔亚的。 　　另一方面，他除了不大会用电话机、不会用自动电梯外，要替人做衣服的殷太 太向人收两种工钱－有钱的人要多付，没钱的要少付……这些都表示他也满书呆的 一面。以这样层次的知识分子，来了解人间万象与真相，当然要受到很多限制。殷 海光虽然天姿英明，但在生活面上和人事面上，却很容易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 我举一个例子。《自由中国》停刊以后，殷海光对国民党的厌恶更深了，一个人只 要同他骂国民党，他便轻易相信这个人。有一次，台肥六厂图书室请我讲演，我认 为来者不善，拒绝了；他们改请殷海光，我劝他不要去，他被封锁已久，还是去过 瘾了。讲完了，一个人走过来，向他大骂国民党，立刻谈得投机起来。后来登门拜 访殷海光，殷海光还把《自由中国》编辑胡虚一介绍给这陌生人。牵累到胡虚一身 陷黑牢，原来那陌生人是卧底的！殷海光就是这样容易被钓的人！农村小孩钓青蛙 只要用根线，往草里一放，青蛙就咬住不放，全身暴露而出。殷海光容易被小人利 用，也正如此。雷震也犯同样的毛病。我同殷海光玩笑性地表示过：“你们的为人 最容易被小人包围，你们搞政治，若当了政，恐怕小人当道的情形，更要严重呀！” 　　在我写《老年人和棒子》发表后，不久就发生了“中西文化论战”。文德（陈 宏正）在《殷海光教授年谱简编》中说： 　　“在文化论战中，李敖独得盛名，但殷却背着黑锅。”因为“西化派中殷的学 生李敖、许登源、洪成完攻击胡秋原，引起胡秋原的误会，以为西化派是殷在背后 策动”。以致殷海光“以后被胡秋原、徐高阮连续不停地施以人身攻击，对其后迫 害殷不能在台大授课，形成一大压力与不利环境”。这段内幕，殷海光留下一篇回 忆－《我被迫离开台湾大学的经过》，其中说： 　　在论战中，胡秋原君知识上的短缺，思想上的混乱，被我的一，群学生指破。 尤其是他参加“闽变”的往事，被李敖君指出。这一下使他的名流声威扫地。他痛 心疾首之余，认为系我在背后策动，于是在《中国杂志》上参加徐君对我的围攻。 这二位先生的言论，充满对我的污蔑、毒骂及构陷，但却伊然为学术尊严及自由民 主而仗义执言。标榜历史文化儒家道德的某君（李敖按：徐复观也），则从旁助威…… 　　……本年上学期末，各校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的 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 章可算官方雇用文入的写作精华。彼等立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 世界大势。其实，费正情等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 第七舰队保卫，恐怕早在一九五0年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 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 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 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 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 　　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 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 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 十三年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 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 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 来，所以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 　　一九六二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 在所谓文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 出诽谤案之诉讼，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 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 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宜、 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 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 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 郑学稼“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一九六六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 奈特趁机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 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 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 原、郑学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联合 报》，当时新闻局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台湾学人教授一 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五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 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 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部总政治部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 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 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 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 百余名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 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 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 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由签 名事，参照文星被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升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是媒 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 跟王升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 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胡秋原事后自己这样透露，才真相大白。 　　王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马屁说他是正统军 人出身，这是美化王升的说法。事实上，王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 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 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曹敏，还不如王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任何正式学校。 他在一九二六年混迹北伐队伍中，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离开大陆后，逃到 香港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来台湾，一九五二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升， 自此扶摇直上，伊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胡秋原等从曹敏这根线上攀王升，完 成“文武合一”的挂钩，这种人是什么水准，可想而知矣！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 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签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电影手法的“远景”，因为这一甄 别“忠”与“不忠”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对殷海光个人的文字围剿 和台大出局，却是电影手法中的“特写”、“大特写”。受害人首当其冲者，则是 殷海光。殷海光说国民党迫害他是“用一种十分复杂和隐闭的方式，不易观察到”， 确是事实。当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围剿，却不知道骨子里胡秋 原等的勾结国民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