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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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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 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

瑞金医院建在一座庭院里,这座庭院,以前是一个大户人家,苏区建起来之后,大户人家便举家迁到了长沙,扔下这套房子,后来这个庭院便成了瑞金苏区的医院。庭院分上房下房及东西厢房,大小有几十间,庭院中间有一个花坛,花坛里的秋菊,正浓艳地开着。

陈毅正住在正房的一间病房里,他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多月了。8月下旬,他随周恩来去兴国前线,正赶上高兴圩那场战斗,陈毅亲临前线指挥,一发炮弹在指挥部门前爆炸。就是那发炮弹让陈毅的腰及臀部多处受伤。这使陈毅异常恼火。

现在医院里上上下下显得有些冷清。大部分伤员都出院了,就是有些重伤的,经过一段时间调养,也被部队接回去了。医院外面就是一条街道,这些日子,那条街道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一天到晚,不停地是人喊马嘶,部队似乎在不停地集结,还有母亲送子参军,媳妇送丈夫参军的,他们的告别声清晰可辨。医院里,那些医生护士也在不停地进进出出,一些坛坛罐罐的家当,也不停地在搬来搬去。

凭经验,陈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部队要有大的行动了。这更增加了他对腰伤的恼火。

更让他恼火的是眼前苏区的现实。早在1929年,陈毅便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和他们并肩战斗,风风雨雨东拼西杀,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亲眼目睹了这拥有35个县、300多万人口的土地上在1931年11月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瑞金成了红色首都。可以说,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国元勋。可这一年多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却接二连三地失利,红色苏区在一点点地缩小。他眼见着眼前这种局面,急在眼里痛在心上。

就在部队即将又要行动的时候,他仍躺在病床上。他想到外面院子里走一走,他喊了几声护士,想让她们帮自己一把,可那些忙碌的护士医生们居然没有听到他的喊声。他想骂娘,想摔东西,他伸手抓过喝水的缸子想摔出去,想了想,又停下了。这时,他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他从那沉稳又矫健的脚步声中听出是周恩来在向这里走来。果然,门帘一动,周恩来走了进来。陈毅握着喝水缸的手慢慢移开。

周恩来笑着开玩笑道:你这病号泡得也差不多了,是不是该出院了。

陈毅想从床上坐起来,可他刚一动伤痛使他重又躺下了,他愁眉苦脸地冲周恩来道:周总政委,你算猜对了,我做梦都想离开这个鬼地方。

周恩来帮陈毅掖了掖被角,拉了把椅子坐在陈毅的床边。

陈毅歪过头冲周恩来说:我知道部队要有大动作了,让我干什么,快说吧。

周恩来也不想兜圈子,他这次找陈毅就是为这次部队行动而来的。他拉过陈毅的一只手,用力握了握,然后正色道:中央委员会决定几天后撤离苏区,向西转移,再建立新的根据地。

陈毅点点头,他从周恩来的手中已感到这次决定的重要。

周恩来又说:中央委员会决定你不随主力撤退,仍留在苏区。

留下的还有谁?陈毅从周恩来手中抽回了手。

项英。周恩来缓缓地说:你负责军事指挥,他负责全面工作。

陈毅半晌没有说话,他清楚,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苏俄”路线的支持者。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直是“苏俄”路线在领导着红军,使红军遭受了一次比一次惨重的损失。

周恩来又把留守人员的情况简单地向陈毅做了介绍:留守部队是一支2.5万至3万人的部队,其中至少有1万人是伤员,许多人是重伤员,根本不能参加战斗,这些人中受过正规训练的只有六七千人,其余的都是赤卫队,很多人从来没有握过枪。而敌人方面,蒋介石能够调集起几十万人的部队。

陈毅一言不发,他甚至没有询问将留给他多少武器弹药。他知道,武器弹药是不多的,因为从红军初创时期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够过。

周恩来心里也清楚,他这次向陈毅传达这种命令,不可能激起陈毅的热情。

当时考虑到把陈毅留下,作为周恩来,他了解也相信陈毅。陈毅在这里战斗多年,不仅了解城市,包括农村的山川河流也是了如指掌。一个多月前,陈毅又受了重伤,若让陈毅随大部队转移,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周恩来见陈毅不语,又问起了他的伤情。

陈毅皱着眉头说:医生还没有把那些碎骨片取出来,真该死!陈毅狠命地用手擂了一下床头。

周恩来喊了一声:警卫员。警卫员应声走了进来。周恩来说:去把院长找来。

警卫员去了,不一会儿40多岁的戴眼镜的院长走了进来,叫了声周总政委,便立在一旁。

周恩来说:给陈将军照一个片子吧,要想方设法把碎骨取出来。

院长为难地搓着手道:根据指示,我们已把X光机打了包装。

那就再拆开。周恩来说。

好吧。院长眨眨眼,冲陈毅歉然道:我们也是根据上级命令把X光机打包装的,请您别在意。

陈毅冲院长理解地点点头。

院长退出做准备去了。

周恩来再一次握紧了陈毅的手道:那我就告辞了。

陈毅意味深长地点点头,一直看着周恩来的背影消失。

作为一个军人、将军,陈毅明白也理解什么是命令,他心里再不痛快,在任务面前还得想方设法去努力完成好这项工作。即使到后来,他与项英合作时,出现截然相反的意见,他还是顾全了大局,在赣南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

就在周恩来去医院看望陈毅,并把中央委员会留下陈毅的决定转达给他时,博古也在和项英进行一番有意味的交谈。

项英的住所是一座古旧但却宽大的庭院,他的庭院中不仅盛开着菊花,几株丹桂也在散发着浓香。庭院的一间房子里,摆着一张木板床和一张杉木桌。此时是晚上,一盏油灯忽明忽暗地在两个人之间燃着。李德坐在床上,处于灯影的暗角处,此时项英看不到李德的表情。李德说的每一句话,都得靠博古从中担任翻译。警卫员倒水后,项英就让他出去了。他们心里清楚,他们交谈的内容,最好不要让外人听到。

博古瞅着项英的脸一字一句地道:留下的这些人,你是中央分局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对留下的其他人你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项英沉思了一下,声音不大地道:意见么倒是没有,不过,有些人你是知道的,在路线、原则上总是不那么令人放心……

博古知道项英说的是陈毅,他喜欢干脆,不喜欢项英的吞吞吐吐,他不等项英把后半句话说完,接过话茬说:让陈毅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是否合适,可以考虑。一是他现在的身体,主要是他的情绪,这也是李德最关心的。

博古说完看了眼床上的李德,李德似乎明白了两个人交谈的内容,也在暗影里点点头。

项英沉吟道:这个人我清楚,他的出身决定了他的动摇性,很容易倒向右倾机会主义。他这段时间身体不好,关于办事处的事,我可以兼管,至于他的情绪,可以展开斗争嘛,真理总归是真理,反正他也是在分局的领导之下……

博古很快把项英的意思翻译给了李德,李德一动不动地听着,最后冲两人点了点头,然后郑重地道:红军主力西征,苏区斗争将会是艰苦的,政治上我们对你是放心的,你可以兼任根据地的司令和政委。

项英听了博古翻译出李德的话,他的腰在不易察觉中向上挺了挺,他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同时他又异常感激李德、博古两人,他觉得这是领导对他的信任,这种信任让他周身的血液流得更加畅快和汹涌了。他同时也清楚,中央分局书记这一职务,按理说应该由中央苏区的奠基者毛泽东担任。正因为临时中央对毛的不信任和戒心,才把这一艰巨而又沉重的担子交给了他。李德又把贺昌留下了,让贺昌当政治部主任,贺昌历来都比较听话,这一点项英很感激李德、博古考虑问题的细致,陈毅暂时不能工作,这也是项英求之不得的。在工作中,他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那样才是自由的,顺畅的,可他仍觉得留下的兵力少了一些,少得几乎干不成什么大事,于是他把这一想法提了出来。

李德自然有李德的考虑,他心里清楚,这次部队西征转移,前途将会有许多艰难险阻,关于苏区的兵力多少那是次要的,中央红军的主力都不能保卫苏区的安全,难道留下一两万人就能使苏区不落入敌人手中吗?这是不可能的,中央苏区留下一部分人,他们曾经过多次的考虑,留下这些人,对伤员的安置是一种办法,他们这次西征,一不能带着伤员走,二也不能不给敌人留下一个包袱,那就是让一部分武装力量牵制敌人,使主力部队的转移能更从容一些,另外那就是他们都坚信苏区还是有生还希望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主力部队还会打回来。现在项英向他叫苦兵力的事,使他有些不快但还是沉稳地说:恐怕不能再留更多的部队了,西征任务艰巨,主力的西征,敌人必然围追,这也减少了苏区的压力,另外关于兵力问题,除归你指挥的一个师和三个独立团外,还有江西军区的三个团,再加上一些各县的独立营和赤卫队,全部武装差不多已有3万人了……

博古也说: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了,还有近两万的伤员,早晚也都是战斗力量。

可眼下这些伤员只会是负担。项英苦着脸说。

那就把他们疏散到群众中去,这是革命的种子,让他们在群众中发芽,开花。

博古一边说一边挥着手。

项英又想到了这次留给他的那些年老体弱的老同志,像何叔衡、瞿秋白这样的老同志,他明白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随大部队走,一来是这些人的身体不允许,二来大部队的负担也够重的了。看来只有等以后有机会把这些老弱病人送到上海去养病了。想到这儿,他冲李德点点头,算是对决定接受认可了。

李德从床上下来,站到墙上贴着的那张地图旁,项英端着油灯走过来,博古插着腰站在了两人中间。

李德指着地图上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之间的空地说:你们的分局就是要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另外要死死地拖住敌人。

博古补充道:你们要有信心。

项英刚才对苏区的存亡还是抱着悲观的态度,此时面对着苏区这张地图,使他又坚定了自己乐观的想法,他坚定地说:你们放心好了,等你们回来时,苏区的面貌将会大变的,你们这次西征,我担心的不是敌人的强大,倒是周恩来,你们应注意这个人,我发现此人对国际路线是动摇的,这个人很容易转向……

李德没急于说话,他点燃了支“美丽”牌香烟,这不用项英提醒他也清楚,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周恩来仍提倡毛泽东那套游击战术,在正式场合就提出过两次,都被他和博古给否决了。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战术、打法,虽然周恩来没再说什么,但他可以看出周恩来一直不太满意,只是暂时保留意见而已。他当然对周恩来有独到的见解,虽然这种见解带着个人的好恶和恩怨,但也不能不说是反映李德当时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在以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中,有这么一段:

共产党领导人中精力最旺盛、策略最灵活的是周恩来,周受过中国的古典教育和欧洲的现代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国际经验,有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外交才能,然而在政治上,他总是力求见风使舵,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变化,在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最高司令时,他曾任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27年组织了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但作为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常委,他在20年代末也参与或容忍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错误……

项英在长征前夕,提醒李德和博古注意周恩来的转向情绪,李德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和夸大,他相信部队这次西征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目的达到了,他不相信周恩来会转向。直到此时,他仍坚信自己牢牢地控制着红军最后的决策权,他一点也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就是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放弃了与2、6军团会师的想法,北上陕北,他也没放弃自己的主张和想法。至于红军在陕北会师,最后发展壮大起来,那是后来的事情,况且若坚信自己的与2、6军团会合主张,也不能说以后红军就没有出头之日。

当李德和博古走出项英的庭院时,夜已经很深了,远处红军营地里仍是一片忙乱的景象,李德看到眼前的一切,心里说不上踏实,也说不上不踏实,他不知道十几天以后,部队转褹E时,会遇到什么样的不测。

早在拟定走留人员名单时,周恩来曾给毛泽东看过一份名单。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被编入了中央纵队的休养连,毛泽东面对着这份长长的名单,并没有说什么。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走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还是西征也颇费了一番脑筋。

毛泽东现在在军内已无职无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苏维埃之后已毫无意义。如果把毛泽东留下,他很可能东山再起,当初毛泽东也就是率领千八百人马来到井冈山,后来与朱德的队伍会合,创建了大片苏区,使红军这支队伍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他们相信毛泽东有这个能力,如果把毛泽东留下,让他再把苏区闹得红火起来,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希望让苏区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那样,即使再有十个八个苏区,对他们来说也是无益的,最后他们选择了项英。

李德当然对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认识,在他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是一个身材修长,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的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次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讲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来似乎无关紧要,但总有一定含意或暗示。很长时间,我一直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毛泽东家乡很普通。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的革命者的粮食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关的话,回答说:“良疱岁更刀,割也;族疱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片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硼。”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我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常常讲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那些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农、手工业者……

基于李德对毛泽东的认识,他们把毛泽东放在中央纵队,跟董老、谢老、徐老等人放在一起,觉得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李德和博古认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的接触机会,因为在西征的情况下,不可能创造出那样的机会,即使是洛甫、王稼祥,他们身体都不好,连行军都要坐在担架上,他们之间又能有多少活动机会呢?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对毛泽东是放心的。

他们最后决定,让毛泽东随队伍西征。

毛泽东在看过周恩来给他的那份去留名单后,久久不语。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离开亲手创建的苏区,从感情上他是难过的,让他离开部队,他同样的失落。他一时说不清孰重孰轻?那时他甚至有一个闪念,走与留利弊各占一半,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平静的。即使在那时,他也不曾预料到此次红军西征的命运。他在等待时机,然而在西去的征途上,是毛泽东最后的时机,部队在湘江岸边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之后,使人心再一次倾注到他毛泽东这一边,于是才有了以后决定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也就从那时起,毛泽东重新树立起重整红军命运的决心,毅然抛弃与2、6军团会合的打算,一直向北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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