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译的通信① 来信 　　敬爱的同志： 　　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翻译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尤其是苏联的名著， 因为它们能够把伟大的十月，国内战争，五年计画的“英雄”，经过具体的形象， 经过艺术的照耀，而供献给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虽 然，现在做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Z同志②的努力；可是，谁能够说： 这是私人的事情？！谁？！《毁灭》《铁流》等等的出版，应当认为一切中国革命 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 一个胜利；虽然这还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译文，的确是非常忠实的，“决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这 也可见得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的。二十 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劳力求得最大的”声望；但是，这种人物如 果不彻底的脱胎换骨，始终只是“纱笼”（Salon）里的哈叭狗。现在粗制滥造的翻 译，不是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书贾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 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 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 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 　　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穷乏，甚至 于日常用品都是无名氏的。中国的言语简直没有完全脱离所谓“姿势语”的程度― ―普通的日常谈话几乎还离不开“手势戏”。自然，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 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的余孽，还紧紧的束 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是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 常重大的任务。欧洲先进的国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经一般的完成了这个 任务。就是历史上比较落后的俄国，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当的结束了“教堂 斯拉夫文”③。他们那里，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做了这件事。例 如俄国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④。中国的资产阶级可没有这个能力。固然，中国 的欧化的绅商，例如胡适之之流，开始了这个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等于它 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去彻底完成这个任务，领导这个运动。 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 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现代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 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 ・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 是： 　　译须信雅达， 　　文必夏殷周。⑤ 　　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 著”，⑥我不知道这是“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 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现 在赵景深之流，又来要求： 　　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⑦ 　　赵老爷的主张，其实是和城隍庙里演说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这是自己懂 得了（？）外国文，看了些书报，就随便拿起笔来乱写几句・所・谓通顺的中国文。 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国读者，信口开河的来乱讲海外奇谈。第一，他的所谓“顺”， 既然是宁可“错”一点儿的“顺”，那么，这当然是迁就中国的・低・级言语而抹 杀原意的办法。这不是创造新的言语，而是努力保存中国的・野・蛮・人的言语程 度，努力阻挡它的发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错”一点儿，那就是要朦蔽读者，使 读者不能够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说：赵景深的主张是愚民政策，是垄断智识的 学阀主义，――一点儿也没有过分的。还有，第三，他显然是暗示的反对普罗文学 （好个可怜的“特殊走狗”）！他这是反对普罗文学，暗指着普罗文学的一些理论 著作的翻译和创作的翻译。这是普罗文学敌人的话。 mpanel(1); 　　但是，普罗文学的中文书籍之中，的确有许多翻译是不“顺”的。这是我们自 己的弱点，敌人乘这个弱点来进攻。我们的胜利的道路当然不仅要迎头痛打，打击 敌人的军队，而且要更加整顿自己的队伍。我们的自己批评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 敌人的武装。现在，所谓翻译论战的结论，我们的同志却提出了这样的结语：“翻 译绝对不容许错误。可是，有时候，依照译品内容的性质，为着保存原作精神，多 少的不顺，倒可以容忍。” 　　这是只是个“防御的战术”。而蒲力汗诺夫说：辩证法的唯物论者应当要会 “反守为攻”。第一，当然我们首先要说明：我们所认识的所谓“顺”，和赵景深 等所说的不同。第二，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 话，就是朗诵起来可以懂得的。第三，我们承认：一直到现在，普罗文学的翻译还 没有做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继续努力。第四，我们揭穿赵景深等自己的翻译，指出 他们认为是“顺”的翻译，其实只是梁启超⑧和胡适之交媾出来的杂种――半文不 白，半死不活的言语，对于大众仍旧是不“顺”的。 　　这里，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 到“绝对的白话”。 　　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并不就不能够“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这是很困难， 很费功夫的。但是，我们是要绝对不怕困难，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难。 　　一般的说起来，不但翻译，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现在的文学家，哲学家， 政论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现现在中国社会已经有的新的关系，新的现象， 新的事物，新的观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仓颉”⑨。这就是说，要天天创造新 的字眼，新的句法。实际生活的要求是这样。难道一九二五年初我们没有在上海小 沙渡替群众造出“罢工”这一个字眼吗？还有“游击队”，“游击战争”，“右倾”， “左倾”，“尾巴主义”，甚至于普通的“团结”，“坚决”，“动摇”等等等类…… 这些说不尽的新的字眼，渐渐的容纳到群众的口头上的言语里去了，即使还没有完 全容纳，那也已经有了可以容纳的可能了。讲到新的句法，比较起来要困难一些， 但是，口头上的言语里面，句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只要拿我们 自己演讲的言语和旧小说里的对白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新的字 眼和句法的创造，无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着・中・国・白・话・的・文 ・法・公・律。凡是“白话文”里面，违反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 说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够存在。 　　所以说到什么是“顺”的问题，应当说：真正的白话就是真正通顺的现代中国 文，这里所说的白话，当然・不限于“家务琐事”的白话，这是说：・从一般人的 普通谈话，・直・到大学教授的演讲的口头上的白话。中国人现在讲哲学，讲科学， 讲艺术……显然已经有了一个口头上的白话。难道不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写 在纸上的说话（文字），就应当是这一种白话，不过组织得比较紧凑，比较整齐罢 了。这种文字，虽然现在还有许多对于一般识字很少的群众，仍旧是看不懂的，因 为这种言语，对于一般不识字的群众，也还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这 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内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这种文字已经有了生 命，它已经有了可以被群众容纳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语。 　　所以，书面上的白话文，如果不注意中国白话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着中国白 话原来有的公律去创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谓“不顺”的方面去。这是在创造 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时候，完全不顾普通群众口头上说话的习惯，而・用・文・言 ・做・本・位的结果。这样写出来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语。因此，我 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 你以为怎么样？ 　　我的意见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 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这样的直译，・ 应・当・用・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 来・写。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 “多少的不顺”（就是不用口头上的白话），反而要多少的丧失原作的精神。 　　当然，在艺术的作品里，言语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论文要更加来得 精细。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情绪，……并 且这并不限于对白。这里，要用穷乏的中国口头上的白话来应付，比翻译哲学，科 学……的理论著作，还要来得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只不过愈加加重我们的任务， 可并不会取消我们的这个任务的。 　　现在，请你允许我提出《毁灭》的译文之中的几个问题。我还没有能够读完， 对着原文读的只有很少几段。这里，我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