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保留 　　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 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Ｑ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 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Ｑ”来称他自己 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１〕，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 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２〕，靠俄款〔３〕享 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 “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 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４〕：御侮要 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５〕抵 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 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 “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 还有。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 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 说一句话。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从清朝的文字狱〔６〕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 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 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五月十七日。 　　〔１〕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 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 《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 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 七日该报。〔２〕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 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 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３〕俄款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 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 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 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 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 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４〕某机关通知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 布的特别通知。 　　〔５〕黄委员长即黄郛。 　　〔６〕清朝的文字狱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 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