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特殊地位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我认识了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 尔布利斯。就在那时候他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很快就了解到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另外一面，他这个人最初给人的印象 是温和的、与世无争的样子，但他绝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理论家或者是为上级领导 随便驱使的执行者。 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上紧了发条、充满了活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们相互不认识，就像人们常说的，当时我们“旋转” 在不同的轨道上。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根，有关于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回忆，这在我 们的相互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后，还有一点，他在青少年时代酷爱足球，曾在 军队足球队踢过球，与我一样，他喜爱体育运动。 他作为我的助手第一次直接担负的任务是领导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选举活动， 他是那一地区选举俄罗斯议会人民代表的总部负责人。过了一段时间，布尔布利斯 被任命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全权代表。 这个职位原来是没有的。这是“为了布尔布利斯”而专门设立的，是为了强调 他的特殊地位。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市我们的交往尤为密切。我在那个城市过得很舒心。坦 率他讲，与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在那一时期的谈话使我油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 他颇有远见，善于对当前的事件作出战略性的、全球性的评价。于是，关于俄 罗斯新政治、新经济、新国家制度、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成形，这些概念的表述越来 越鲜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 ……不过我做出最终选择是我于１９９１年９月在索契休假的时候，当时，西 拉耶夫在那里，布尔布利斯也在那里。 在那些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我有可能再一次对谨慎行事、善于妥协的西拉耶夫和 充满活力、年轻奔放的布尔布利斯进行比较。我深切地感觉到我身边必须有一个朝 气蓬勃的人：我自己来决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与战略，而委托这个人考虑前景规划， 选择具体方向，调配人材…… 当时，我就把期望寄托在布尔布利斯身上。 我不仅喜欢他那独特无比的智慧，而且喜欢他那善于洞察他人思想与观点的能 力。他对同一代人当中的年轻政治家与实干家颇为了解。我让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去 选择新班底，谢天谢地，我没看错人。只要举出两个布尔布利斯主张提拔的人就足 以说明问题，那时他竭力推荐、“拉住”的两个人是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他还推荐 了另外一批能干的人物。 这样，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务秘书和第一副总理。 新闻界一些人常把他称之为“灰色枢机主教”，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为了成 为“枢机主教”，首要的条件是总统的宝座里须坐着一个优柔寡断的、软弱的、冷 漠的人物（现在，时过境迁，我倒觉得苏斯洛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关系颇似上述 情况）。 mpanel(1); 布尔布利斯有两个严重的不足之处：病态般的自尊心和不善于社会应酬。 有时候事情竟弄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有一次，电视评论员约定采访盖达尔， 因故临时让布尔布利斯顶替一下，他坐在摄像机前象背书似的一本正经地“道出” 一些枯燥无味的台词。 当然，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不能说明问题。不过，应当承认，尽管一再努力， 布尔布利斯试图成为社会舆论界头面人物的想法未能成功。 １９９２年刚过，年初几天就在独联体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最令人担忧的问题― ―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问题。 开始，乌克兰国防部和最高苏维埃采取了积极的单方面行动，力求使黑海舰队 的人员宣誓效忠于乌克兰。随后，俄罗斯苏维埃做出了并不高明的“回答”，宣布 １９５４年将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是不合法的。 危险的紧张局势出现了。 局势表明，乌克兰政府与议会领导人准备在不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采 取积极的“武力”行动。 应当承认，这件令人头疼的事件发生得真不是时候。乌克兰议会不可能不知道， 俄罗斯正在准备实行“休克”式的经济改革，准备放开物价。独联体成立之后，立 刻出现了一系列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例如，德国人的自治，波罗的海诸国要求俄罗 斯立即无条件撤出军队，高加索曾被镇压的一些民族要求还他们以历史的公道，同 样是要求立即与无条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人们纷纷扬扬地谈论着“军队解体”的问题。 仅仅为了列举我们为解决两年期间围绕黑海舰队发生的问题所做的全部努力， 足可占去本书的一章：没完没了的互派代表团，反复的协商、各种级别的会晤，还 有什么过渡性协议，记者招待会、声明…… １９９２年初在去联合国安理会演讲之前，我匆匆飞往克里米亚，在停泊于新 罗西斯克港的军舰“莫斯科号”上会见了黑海舰队的军官们。 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首先是对于舰队军官们极为必要。这对于消除海军的“隔 阂”感十分重要，因为的确存在着与俄罗斯、与俄罗斯领导人的、与莫斯科的“隔 阂”，但是，身处威力强大的军舰上，在这艘巨型战舰上，它的威力与伟岸，使我 感觉到，这次会见对我同样是必要的。军官们脸上的焦虑神情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他们仿佛在问我：俄罗斯和以前一样仍将是个海上强国吗？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是个 强大国家？ 是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在“休克疗法”这一章中写海军问题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客观 上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客观存在是：乌克兰议会想显示一下他们的独立性。谁也没 准备把军舰从一个基地开往另一个基地（即令是有人想这样做，也办不到），任何 人也没有向装备有核武器的舰队发布命令瞄准俄罗斯的目标。 然而，仅仅在几天之内就闹得满城风雨，新闻界拿这个所谓危机大作文章。 与上述情况差不多， 新闻界还大肆宣扬什么“通货膨胀会日趋严重” ，什么 “大规模失业”，什么盖达尔的经济改革遇到另外一些“可怕的麻烦”，当然也包 括什么“人民贫困化”等等。 改革所引起的心理性休克远远超过了它给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带来的实际危机后 果。简而言之，鬼并不像人们描绘得那样可怕。 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表明，盖达尔政府从第一天起就是在极可怕的道德气氛下 工作，这个政府遇到一个又一个打击，新闻界和议会又在不停地起哄喧哗。实际上， 这个政府从未得到过宽松环境，甚至没有过相对的自由……实际上，按照政府的计 划，本可在１９９２年年底，或在１９９３年上半年大幅度缩减通货膨胀率。 为什么没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让我们作些分析。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当时即１９９１年秋季，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些为人们 所熟知的人物如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纳西耶夫等未进入总统的亲密圈子。 不错，１９８９一１９９０年期间这些人是民主浪潮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物。 可是此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波波夫和索布恰克是强有力的具有独立精神的政治人物。他们选择了独立自主 的道路。但是，他们俩人的命运却不同。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在被 选举为莫斯科市长后不久走出了十分英明的一步，他任命了尤里・卢日科夫为第一 副市长，此人是个经验丰富的经济工作者，在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 干了很久。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乍一看来是一个在波波夫这样强悍的人的庇荫 下的不显眼人物，可他突然完全出入意料地脱颖而出。１９９１年８月事件之后， 人们对民主政权的信任产生了明显的危机。卢日科夫的品质诸如具有经验、可靠、 善于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大城市等等，使他脐身于那些人们颇为信任、期待的第一流 政治家行列。莫斯科新市长逐渐地，一步步地迫使执行机构在莫斯科地区开展工作。 在他周围工作的，有３０岁上下的年轻副市长，也有颇具经验的如弗拉基米尔・列 辛，他有数十年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卢日科夫证明，共产主义后期发生的诸种严 重问题不是民主的过错。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市政机关同样可以正常地发挥自己的职 能。 而波波夫则善于体面又及时地离开“刚刚坐热的”市长宝座，回去教书并从事 纯政治。他仍然是从前的加夫里尔・波波夫。可是那位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却没能 做到这一点，他在任圣彼得堡市“父母官”的岗位上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改变自己以 前的形象。他从一个令人尊重的政治家、法学教授变成了一个严厉的、爱发号施令 的行政官员。 至于说阿法纳西耶夫，他永远是个反对派人物，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对他抱有 很大的好感。看来，此人同任何政权也搞不好关系。这类人物是非常难得的材料， 但政府不需要他们。这类人只得处于旁观者地位，居高临下地观察…… 于是，在这些人当中――所有这些人都是我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的战友－－ 布尔布利斯几乎是唯一能够承担如此浩繁工作量的人选，既要负责机关行政工作， 又要抓政治工作。 ……１９９１年秋天，布尔布利斯与盖达尔相识。就在那时，布尔布利斯请求 经济研究所所长叶戈尔・盖达尔制定一份关于经济问题的总统报告，布尔布利斯是 个富有指挥才能的人。就在莫斯科郊外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里（这里正在起草报告）， 他认识了盖达尔的写作班底。他立刻喜欢上这个团结、精干又富有人情味的志同道 合者组成的集体。于是他选择了这个集体。 叶戈尔・盖达尔生长在一个苏维埃文学世家。这是一个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 父是著名儿童作家、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极为丰富的人――阿尔卡基・盖达尔。他 的外祖父是著名的乌拉尔童话作家保尔・巴若夫――俄罗斯语言大师。叶戈尔的父 亲是海军少将、著名记者铁木尔・盖达尔，他多年担任《真理报》驻国外记者。叶 戈尔随父亲一道在古巴生活过，后来又去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中学毕业。１９ ７８年叶戈尔获得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红色毕业证书”，在整个学习期间他 没得过一个“良”，成绩全部是“优”。他们系主任是加夫里尔・波波夫。 盖达尔在科学院属下的几个研究所工作过，后来在《共产党人》杂志社任职， 还曾任《真理报》经济部的编辑。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已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担 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有３个孩子。这就是这位出头的学者的大致经历。 后来，盖达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 当时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列举我们缺乏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我自己 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为什么在１９９２年不能进行改革。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 的支持，没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权机制（军队、海关、警察机构），这些机构已 经被９０年代初的政权危机所伤害。 １６个中央银行代替了原来的统一的银行，没有私人经营的传统，在波兰有强 大的私人经济成分，而在俄罗斯却没有。没有一分钱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 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再也不能 什么也不做，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 最初我审阅了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构想，后来又认识了作者本人，我同意了布尔 布利斯的意见。又过了几天我签署了关于任命叶戈尔・盖达尔为副总理、经济部长 的命令。与此同时，还任命了与盖达尔意见一致的几个人担任政府中经济部门一些 关键岗位的领导。 当时，对于盖达尔的工作班底来说，布尔布利斯的威信是不容置疑的。部长们 提交给总统的问题是通过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来解决的，即部长们来到他的办公 室，如果有必要，他便按下电钮与我直接通话。 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比起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就其潜力而言作为政治人物并不 弱。盖达尔的部长们和盖达尔本人的宗旨是：你们的事是政治领导，我们的事是搞 经济。不要干扰我们，让我们正常工作，那我们就不会闯入你们的高层范围，不会 闯入你们的机变莫测的“制作间”，反正我们对此一窍不通。 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布尔布利斯在那一时期是内阁的实际首脑。他提出一个 准确的策略思想：为了避免因总理人选问题导致局势再度紧张，在代表大会上暂不 进行表决，在这一过渡时期，委托叶利钦总统实行对政府的领导。这个建议通过了。 每星期二，内阁成员中分管经济的人在第一副总理主持下开会。布尔布利斯还 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就喜欢无拘无束的工作环境，如今如愿以偿，大家喝着茶， 吃着面包片夹香肠， 决定着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 还有干部的调配问题。在这种 “亲密的小圈子”里工作有其长亦有其短。例如，来自伏尔加格勒的原来在执委会 工作的干部马哈拉泽当了副总理，而他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建树。还有，阿列克谢・ 戈洛夫科夫原是盖达尔那个研究所的初级研究员，当了部长会议机关事务管理局负 责人，这个位置要求麻利能干和有经验的领导人，需要有行政管理才能。结果，文 件管理中出现了偏差…… 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些细节呢？这是因为，这些细节证明着根纳季・布尔布利斯 的工作风格，他不喜欢作为一个阶级的官僚群，蔑视机关事务工作，他喜欢盖达尔 的那些部长们的慷慨激昂的斗志，这些人真想用牙齿撕碎官阶森严和垂直领导的日 益衰微的那一套。 后来我才懂得，盖达尔与布尔布利斯的不同之处是盖达尔更适合从事国务活动。 一般说来，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我指的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他们根 本不善于落实自己的纲领、计划。一遇到逆境，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会化险为夷。 布尔布利斯由于天生厌恶机关行政事务、起草文件等事，不能给这些部长以支持。 而盖达尔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倘若让彼得・阿维彦担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我只是举例而言，如果阿 维彦离开岗位一年后来担任此职，他会在今日俄罗斯经济活动中得心应手地工作， 如果真能这样，说实在的，可以让他担任经济领域里的任何职务，因为他思维敏捷， 国际联系甚广，具备足够的条件。 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在俄罗斯想建成些什么是很困难的，而想摧毁些什么 就更困难。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迅速地接二连三地作出一些决议之后，盖达尔政府处于完 全孤立之中。 盖达尔的人没有到全国各地走一走――根本没有时间。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哈 斯布拉托夫的议会是向他们施加压力的工具，是所有反动势力的象征，而对这些反 动势力则应进行斗争。他们对鲁茨科伊也持这种态度。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上述所有的不利情况更加严重了。到这时情况已很清 楚，人们已不把盖达尔政府看作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班子，而是把它当作布尔布利斯 的一支队伍。而布尔布利斯本人同议会的所有派别、同副总统、同以尤里・彼得罗 夫为首的总统办公厅都闹翻了。 这简直就像幼儿园的某种游戏那样把一伙人分成 “自己人”和“外人”。 显然，这里也表现出布尔布利斯的妒嫉心，他总是竭力“清除”强大的竞争者 ――概而言之，他的病态的自负本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布尔布利斯终究是正确的，他有理由不喜欢那位副总统、议会和总统办 公厅主任，这里用“不喜欢”这个词，算是个缓和的说法。人们对我这样说，是有 道理的。但今天追溯往事，再来看一看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为人处世的次要方面， 我可以说，那种“分成两伙”、“游戏后算帐”的幼稚想法在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 过了好几个月，鲁茨科伊当众抱怨说，他被置于真空中，无所事事。这里他还真道 出了一些“农夫的”真理。也许，当时应当让这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同志担任点差事， 使他找到释放自己能量的地方――倘若如此做，许多事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可他 ……如今他只能写一写关于农业的大部头著作了。 现在似可作一个小结。布尔布利斯为俄罗斯领导层找到了新的经济政策的执行 者。然而，这些执行者比他本人更有才华。 可以说，盖达尔的班底书生气十足地决定“洗手不干，远离肮脏的政治”，把 全部政治倡导权拱手让给自己的上司――这便是盖达尔等犯下的策略性错误，为此 我们全体付出了极高代价。 依我看，盖达尔本可以打破别人关于他、关于他的班底和他的纲领的预言，但 是他稍迟了一步。他和他的政府全力以赴地积累经验。他们开始到全国各地巡视。 例如，盖达尔在陶里亚蒂市会见了一些工厂的厂长，一些隔阂解除了。遗憾的是， 盖达尔的班底没来得及正常地与人民代表们接触，而恰在此时在人民代表营垒中发 生了某些积极进展，这些进展有利于接纳这位年轻的副总理。 时间就差了一步。 还有一个与布尔布利斯有关的重要情况，那就是以前我认为根纳季・爱德华多 维奇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是偶然的，如今我把它们同他的为人处世的整个体系串在了 一起。 在俄罗斯新的领导班子中，布尔布利斯是第一个乘坐“吉尔”卧车的。他有一 个庞大的卫队。我感觉到，当他看到在他的“吉尔”前边的汽车闪着车灯、呜着警 笛、急驶前去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便是典型的外省人对权力点缀物的 爱慕。布尔布利斯可以不经邀请出席任何会议，无论会议是什么内容什么形式，他 一来便坐在总统的右手位置。他知道，我不会提出异议。 总起来说，这纯属我为人当中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对他来说这种表面的显赫于 众的权力是如此重要――这一点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个谜。其实，这个聪明人实际上 已经具有大权在握的代理资格，在执政方面他握有战略手段。 但是，恰恰是他性格当中的这些特点妨碍了他恰如其分地审视自己的自负的愿 望，尽管他大有潜力可挖。 我不想隐瞒，在某一时刻我开始隐隐地觉得一种已形成的疲惫――我每天在自 己的办公室，在会议上，在接待室，在自己家里，在别墅，在网球场，在桑拿浴室， 我见到的是同一个人……可以而且需要竭力向总统施加影响――但那是为了事业的 兴旺，为了落实自己的计划。但是做这一切时总该有个限度！有时候，当根纳季・ 布尔布利斯出席任何一个我参加的会议时，他一步人会场，就仿佛进入了我的体内。 在个人交往方面达到了某一个极限。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常有的事。 直到现在我仍旧高度评价布尔布利斯所做的事。毫无疑问，他是个天资很高又 有创造性的人。但是与他一道工作――这是另一码事。工作乃是每日苦役般的劳动。 在这方面光有天资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