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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记抗战时我和他一段交谊
听见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这是两年前于野声枢机猝逝罗马的噩音
所给我心灵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学术界一颗巨星又收敛了它的光芒,顿觉天宇
沉沉,一片漆黑。海内外认识方豪神父的人,闻悉此事,当无不抚膺悲惜,并不止
我个人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谊建立甚早,到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这就是说当民国廿
二、三年间,他尚在宁波神哲学院当修士时,先写信给我,后便以他所著的杨淇园
(廷筠)、李振之(之藻)的传记寄给我,考证精详,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的
传记文学。我对于这位少年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无涯,必成学术界的
重镇。民国24年,他升任铎职,主教派他在金华、永康、武义、汤池四个县境作传
教工作。他一面传教,一面写作,又有多本著作出来,但多偏于天主教名流的传记,
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问题。
26年抗战爆发,我于次年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方神父在浙江金华任
天主堂本堂职务。忽一日来信说:敌氛日急,沿江一带陷落,浙省全境均将入敌手。
现在金华县城里,稍有能力者纷纷逃亡,形势混乱。主教连生活费都不汇来,教友
也大都走避,没个人可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为敌杀亦将饿死。想投奔大后方,
但旅费筹不出,奈何!奈何!那时候汇兑幸而尚通,我立刻汇了一笔钱去,并寄了
一封快信,嘱咐他立刻动身,不可迟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汇款后,取道江西、广西、贵州,辗转而达云南。那时天
津益世报已在昆明复刊,他就在报社里任总主笔及副社长,生活才安定下来。方氏
自浙抵滇,走的都是旱路,绕了那样一个弯,真可谓“万里长征”,辛苦可想,他
沿途常有信给我。桂林十万大山和漓江风景片也附寄来几张,尤其宝贵的是贵州某
处宋代党人牌(就是所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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