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出版家周铭谦 大约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我经光华大学同学沈子复的介绍，认识了周铭谦同 学。他比我小两岁。在我从光华附中直升光华大学念书时，没有看到他。后来我离 开光华，去北京学习，可能他才进入光华念书。 第一次和周铭谦同学晤谈，是由子复陪同，在我工作的永祥印书馆二楼编辑部。 他告诉我说，他想办一个出版进步文艺作品的出版社，希望能够得到我的支持，组 织一批书稿。当时我正在编辑《文艺春秋》月刊，接触的进步作家不少，手头的书 稿也积存不少，要编一套丛书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就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第二次和周铭谦同学晤谈，是在他寓所的客堂间里。我把准备组织的作家和作 品开列清单给他看，并声明在先：大家都是光华同学，我不取任何报酬。他看了清 单，表示同意。初步确定丛书的名称是“一知文艺丛书”，“一知”是从“益智” 演化而来的。后来他征得合作者方德修同意，确定采用“一知”的名称。这是因为 “益智”太偏于知识性，缺少文艺气息的原故。 第一次开列的作家作品有：骆宾基的中篇小说集《一个倔强的人》、王西彦的 短篇小说集《眷恋土地的人》、臧克家的散文集《磨不掉的影像》、梅林的散文集 《红花集》、李广田的论文集《文学枝叶》、顾仲彝的剧本《白莲花》。 到了一九四八年，为了在经济上援助已故作家王鲁彦的遗孀，又增加了鲁彦的 短篇小说集《短篇集》。这些小说都是在鲁彦生前尚未结集成书，是由他的朋友们 汇编起来，解决鲁彦家属经济困难的。 作为一位进步文化的出版家，周铭谦同学在短短的解放战争期间，给我留下了 以下三方面的深刻印象： 一是他义无反顾地慷慨支援了贫病或有难的作家家属。王鲁彦家属贫病交迫， 他知道后捐助了一笔钱。那本鲁彦的书稿《短篇集》，是在鲁彦家属得到经济支援 后，觉得无法偿还，才请鲁彦的生前友好辑佚汇编起来的。再如骆宾基，当时因去 东北策反一支武装部队接受党的领导，而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长春，后转解沈阳， 有被处决的可能。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冯雪峰组织下，大造舆论，并找寻关系，设法 营救。周铭谦同学在获悉这些情况后，还没有拿到书稿，就预支了稿费，从经济上 支援了骆宾基的母亲和妹妹。 二是乐于结识一批进步作家。他常常带了一些礼品，跟我一起去拜访住在上海 或路经上海的进步作家，有时还请他们吃饭，而绝不是为了达到个人的功利目的。 也就是说，他不仅去看望为他提供书稿的作协梅林、剧专顾仲彝等，还曾敦请那些 不为他供稿的翻译家黎烈文、何家槐、吴景崧等吃饭或茶叙。 三是在发行区域日益缩小、通货膨胀几乎月月变本加厉的情况下，周铭谦同学 仍能坚持出版，很有感情地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以《文艺春秋》月刊为例，一九 四七年一月，二百页的刊物定价三千元；六月，一百五十四页的刊物定价八千五百 元；十二月，一百页的刊物定价一万五千元。一九四八年一月，二万元；三月，四 万元；四月，八万元；五月，十二万元；六月，十六万元；八月，一百万元；九月 改革币制，定价金圆券五角三分；十一月，金圆券五元；十二月，定价空白，等出 版时填写（打橡皮数字），可见物价时刻在变，无法控制。到了一九四九年三月， 仅仅五十页的《文艺春秋》，填写的金圆券定价是八百元。从以上数字，可以证明 印刷机已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出版事业是可以停办了。但是周铭谦同学却并不 后悔，在他路经福州路到我书店的办公室来看我时，反而非常乐观地对我说：“我 不灰心，因为越是困难，出版事业的大好时光越是接近到来。我们还是严肃地工作， 一本一本出。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我们干！”他在出版工作最困难时期说的话， 使我真正看到了不为个人名利、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一位出版家的高大形象。 mpanel(1); 有不少人抱着唯利是图的目的，出版发行过不少书，这是出版商；也有少数出 版工作者，以社会效益为重，甚至为谋求社会效益而不顾经济效益的，这是真正的 出版家。周铭谦同学虽在困难时期出版过少量进步书籍，但是从他的思想感情和工 作风格看，他却是一位真正的出版家。 光华大学第一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邵洛羊在《抗日战争时期光华大学建党始 末》一文中，说到一九三八年秋，他在入党后因革命需要，进入光华大学，秘密组 建“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光华大学工作组”时，周铭谦就是参加工作组活动的积极 分子之一。可见周铭谦同学思想一贯进步，长期来靠拢党，四十年代后期他能不计 得失投身于进步文化的出版事业，绝不是偶然的。 可惜他在四十一岁时因病而过早地伤逝。我为失去这样一位思想进步、热爱祖 国的出版家而感到无限悲痛！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