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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类
孟轲:《孟子》
孟轲(约前三七三~约前二八九),字子舆,在战国中期,生在邹国(山东邹
县)。
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
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这又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
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学生而已。
孟轲的地位是累积起来的。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
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
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
《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
气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
《孟子》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
《孟子》中最精华的思想,乃是它的政治哲学。孟轲主张义利之辨,此利乃指
自私自利,不是民生乐利,孟轲从不反对民生乐利,把两种利混为一谈的,不足以
知《孟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
董仲舒(前一七六~前一○四),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
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以见次相授业”(间接
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
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一个学生害了他。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
子,发了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
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汉武帝
一听,火了,于是把董仲舒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他再也不敢谈
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
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
治的第一罪人,也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的第一罪人,这种跟统
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
秋代谢了。
韩愈:《韩昌黎集》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北昌黎(唐朝的昌黎是今天的通县)人。
他是唐朝进士,官瘾很足,可是时升时降,官运却不怎么样。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
寺的护国真身塔里有释逸文佛的指骨,特派宫人三十六名去奉迎,满朝大事铺张的
时候,韩愈大表反对,并说东汉皇帝信了佛以后都短命。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广东
潮州。到潮州后,他上表谢不杀之恩,并歌功颂德一番,所以只待六个月,就放回
来了。
韩愈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
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严然以道统自任。他是公然主张“抵排异端,
攘斥佛老”的,他在思想上的心态,是非常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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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虽然在思想上不过如此,但在文章上,却卓然成家。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
一作文就是“四六体”――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
常讨厌。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
造成“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局面。虽然他的文章,讨厌之处也不少,但
比起八代的来,总算是进步了。
朱熹:《朱子大全》
朱熹(一一三○~一二○○),字元晦,人称朱子或朱文公,安徽婺源人。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
典整理上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布局,而
成为继往开来型的大人物。
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
而是玄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
之需。例如他不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
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
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大大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于、孟而言、对后代
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盂”了!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
统说。他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
有大多的歧途,但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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