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东 无可置疑，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中，近东的所有社会变化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起因于 我们西方社会的影响以及西方的技术和思想的侵入。 　　　　　　　　　　　　　　　　　　　　 H・A・R・吉布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它对俄国的影响，中东诸民族的反应也同样地不同。 诚然，受到影响并作出反应的有不同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可是，还存在着一个不同的 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期间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诸民族、 诸宗教以及种种相冲突的忠诚的一个聚集体。我们在第三章中已提到，这帝国是在教士 居民群而非种族集团的基础上作为一个神权国家被组建起来的。这些居民群――其中最 重要的是希腊正教居民群、罗马天主教居民群和犹太居民群――能在他们各自的教会领 袖的领导下享有充分的自治。因而，若干世纪以来，各种穆斯林民族（例如：土耳其人、 阿拉伯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库尔德人）和各种基督教民族（例如；塞尔维亚人、希腊人、 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川一直以自治的、自给自足的居民群并肩生活在一起。每个居民 群只要承认苏丹的权力、向帝国国库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 政府。 这一松弛的帝国组织的意义在于西方的思想和压力遇到了种种文化和环境。因而， 西方对奥斯曼各地确没有相同的影响。所以，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性质时，必需考虑各种 地区环境和各种地区反应的明显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将不是整个地考察奥斯 曼帝国，而是依次考察它的三个主要地区――拥有占优势的基督教居民的巴尔干半岛、 拥有居统治地位的穆斯林土耳其居民的小亚细亚和拥有诸穆斯林阿拉伯民族的小亚细亚 以南各行省。最后，我们还将考察波斯王国的某些重要的发展。波斯王国构成近东的一 个重要成分，尽管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一、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诸民族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常常以为，这些世纪是暴政 未得缓和的世纪，被压迫的基督教徒渴望自由，急切地等待反抗的机会。这一解释未能 说明实际的事态发展的原因。巴尔干的各种民族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生活在他们中间的 少数土耳其人。他们生活在密集的群体之中，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如果他们渴 望反抗，他们给土耳其人所带来的麻烦原可能超过他们实际上带来的。然而，在早期的 世纪里，土耳其人在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臣民时并不比统治亚洲的穆斯林臣民时更 麻烦。 解释在于，土耳其征服者与从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拜占庭皇帝、法兰克贵族、威 尼斯贵族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君主相比，是有能力的、仁慈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 严格而公正，税收很轻，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基督教欧洲所空前未有的信仰自由。 然而，18、19世纪期间，这种形势急剧地改变了。这一时期中，由于土耳其的势力和实 力已衰落，出现了普遍的腐败和敲诈勒索；这种情况又驱使此时身受压迫、心怀怨恨的 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巴尔干诸民族正受到来自西 方的种种影响，并为这些影响所唤起。 巴尔干诸民族较奥斯曼帝国的其他任何种族集团更早、更深深地受到西方的影响， 他们多半是基督教徒，所以比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更易于接受基督教西方的影响。 由于巴尔干各国在领土上与欧洲的其余地方邻近，人、商品和思想较易于从多瑙河、亚 得里亚海、地中海和黑海的那一边集中到巴尔干半岛上。因此，随着18、19世纪期间商 业、工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西欧对进口粮食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 业，尤其是促进了新的殖民地产品棉花和玉米的栽培。这些商品的出口又转过来有助于 巴尔干一批土著商人和土著水手的成长。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要量和产 量。重要的制造中心出现干半岛各地，时常是出现在孤立的山区；在那里，工匠们能在 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况下从事其行业。因此，商业和工业的兴起还有另一激响： 它们促进了沿达尔马提亚海岸、阿尔巴尼亚海岸、伊庇鲁斯海岸和在爱琴群岛中间行驶 的商船队的发展。新兴的巴尔干商船队运走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类 的产品，通常运回殖民地产品和制成品――香料、糖、毛织品、玻璃、手表、枪炮和黑 色火药。 mpanel(1); 这一经济复兴的意义在于，它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对西 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别敏感、特别有好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本来就对奥斯曼的统治不满， 因为奥斯曼的统治这时已变得无能、腐败起来。商人和海员旅行到外国，并时常侨居那 里，他们不仅把自己在国外所亲眼目睹的安全和开明的状态同国内的悲惨状况作对比。 不用说，他们会得出结论：他们自己的前途和他们的同胞的前途取决于尽可能早地除去 土耳其的梦魔般的压迫。希腊商人约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叹的话可代表这种看法。 他曾在阿姆斯特丹发财；当居住那座城市时，他对处理商务时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 很深。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讲秩序，也不 讲公正。如果资本为一千，他们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穷 困，而不认识到其臣民的财富也就是其王国的财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们 除了只是破坏外，不创造任何事物。愿上帝将他们毁了，使希腊可以成为基督教的，使 正义可以占上风，使政府可以象在欧洲一样得到建立；在欧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权 益而无须担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对巴尔干的民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不仅是因为他们从 事政治活动，而且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祖国和外部世界之间起了中间人的作用。匈牙利 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散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 腊商人，都促进了其同胞的智力发展。他们能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本国语出版书籍和 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国大学受教育 提供资金。所有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教育。它不再主 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当时西欧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当时的一个新 教传教士抱怨说：“希腊的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腊人后裔中有才华的杰出人 物，习惯于呷吸伏尔泰和卢梭的毒汁，因为后者的著作已被翻译成现代希腊语。我遇到 过一些希腊人，他们热心地为自然神论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学说辩护。要对付他们的诡辩， 需要才能。”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时代变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 煽动性。有政治觉悟的人对巴黎的起义、对“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对拿破仑推 翻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景象印象极深。一个当时的希腊革命者证明：“总的来说，法国革 环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 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作出行动时，他 们开始采取使自己获得解放的措施。” 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觉醒的速度迥然相异。最先觉醒的是希腊人，因为他们具有某 些有利条件：他们与西方的交往频繁，他们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荣传统促进了民族自 尊心，他们的希腊正教体现和保护了民族觉悟。继希腊人之后的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 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尔维亚新拓展地的促进性影响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 自治。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有利条件暗示了巴尔干其他民族的民族复兴速度较缓 慢的原因。保加利亚人与西方没有直接的联系，并定居在靠近奥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 其在色雷斯和马其顿东部的坚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罗马尼亚人遭受着巴尔干半岛上独特 的尖锐的社会分化之苦，这种社会分化产生了有教养的上层阶级和无生气的农民群众。 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其原始的部落组织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宗教所致的分 裂而境况最坏。 这些因素说明了为什么从19世纪初叶到2O世纪初叶，在巴尔干半岛上不是出现一个 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共同革命，而是发生一系列单独的起义。希腊人在经过1821至1829年 的持久的独立战争之后，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更早在1804年时 就举行起义，但只是到1815年时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塞尔维亚公国直 到1878年才获得完全的独立，成为塞尔维亚王国。其后是罗马尼亚人，于1859年赢得自 治，于1878年赢得独立。保加利亚人更迟些，至1878年获得自治，至1908年获得独立。 巴尔干的这三个民族――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于1912年结成联军，把土耳 其人完全逐出半岛。他们在战场上是成功的，而且，尽管胜利者之间发生了自相残杀的 战争，土耳其人还是不得不于1913年交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所剩下的全部领土，仅保留 了从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峡周围的一块飞地。 如此，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自1653年起从维也纳城墙开始退缩，至1815年退缩到多瑞 河，至1878年退缩到巴尔干半岛中部，至1913年退缩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随着帝国的退 缩，巴尔干诸独立国家――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1912年独立的阿尔 巴尼亚起而代之。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通过促进准备在这一思想 意识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中产阶级的发展，通过不时地帮助巴尔干革命者从事反对土耳 其统治的斗争，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各民族的复兴。 二、土耳其人 西方对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它对巴尔干基督教徒的影响小得多，也为时晚得多。有各 种因素可以说明这一差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兰教和缺乏土 著中产阶级。 如果说巴尔干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构成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 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相 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不仅存在着相互敌视的这一传统，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来讲， 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缘故，还存在着一种干自身不利的优越感。以往好几个世纪里，土耳 其人一直打败欧洲的基督教势力，胜利地越过多瑙河、将他们的星月旗插到维也纳城墙 下。诚然，17世纪末叶和18世纪时，他们曾在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手上吃败仗。但是，直 到19世纪末叶以前，他们继续统治着拥有数百万基督教臣民的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其本身的优越、对其宗教信 仰的优越、对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种优越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穆 斯林和一个土耳其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土耳其人对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轻蔑反映在他 们在提到欧洲各种民族时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称号中。他们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香肠的 人，称保加利亚人为“流浪者”，称荷兰人为“乳酪商”，称英国人为“无神论者”， 称法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称罗马尼亚人为“吉普赛人”。不用说，这种态度无助 于奥斯曼帝国和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 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响。他们对商 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 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 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 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持自己的职位和晋级感兴趣）。这种 形势的意义在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的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时可清楚地看出米。正是他们，建立起与西方的联系、宣传西方的思想并从事政治活动。 然而，在土耳其人当中并不存在一批履行类似职责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间难得出现 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 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苏丹谢里姆三世的命运明显地说明了改革缺乏群众支持这一点。谢里姆于1789年― ―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负的革命性质而言，这是具有象征性的、合适的一年――登上奥 斯曼王位。谢里姆并不是第一个认识到有必要在帝国中进行改革的苏丹，然而，他是第 一个认识到改革措施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苏丹。他最先根据借用西方的东西而不 是回到苏里曼一世时代这一点来考虑改革。他的计划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进教育和彻 底改造近卫军。 近卫军从切曾是奥斯曼步兵的精锐部队，这时已蜕化成无用的、不顺从的禁卫军。 这一点在18世纪末叶与俄国交战时变得很明显，那时，近卫军的一些团在前线露面的总 共才5、6个人。近卫军士兵一见敌人，多半溃散和逃跑，仅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营。 过去，有几个苏丹已试图控制或除灭这支有害的军队。他们都失败了，因为法律和宗教 的统称为乌力马的首脑站在近卫军一边。重要的经济利益也支持现状，因为从对近卫军 的发薪证的投机买卖中可得到收入。每个近卫军士兵都有一个密封的发薪证，用作领取 薪金的折子。1740年，苏丹允许买卖这些发薪证。它们很快成为一种股票，由那些与近 卫军毫无联系的官员和投机商迫不及待地大量买下。由于争夺发薪证的缘故，不可避免 地出现大量虚报的名册。已死去的近卫军士兵的名字给保留在名册上，他们的发薪证被 买卖。 军事、宗教和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有力的结合，说明了为什么早期的苏丹未能 改革近卫军，为什么谢里姆也注定要失败、注定要丧失他的王位和生命。开始时，由于 近卫军对俄国人的恶意中伤引起民众的反感，谢里姆能取得某些进展。他先采取旨在改 进帝国防御的各种表面措施，然后，1793年时，他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建立一支称为 新制军队的新的军事力量。这是一支西方式的军队，有着一式的制服、明确的募兵和征 兵措施、欧洲的训练方法以及现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传统的短弯刀的刺 刀。这些计划要求最初征兵1600人，以后逐步增加到12000人。 新军在几次交战中证实了它的价值，但是，这仅仅加剧了近卫军及其盟友的恐惧和 反对。他们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惧、偏见和狂热的一个精心组织的运动来进行反 击。他们散布谣言说，新军是基督教异教徒的一个发明，谢里姆创建新军就是因为他不 再是伊斯兰教的真正的保护者。如此，引起了大量的骚乱，使近卫军能迫使谢里姆于 1808年5月退位。两个月后，当谢里姆的支持者们试图将他从囚禁他的宫殿住室里营救 出来时，他被绞死了。 回顾起来，很清楚，谢里姆试图做俄国的彼得大帝在早一个世纪时就已完成的事情。 他失败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并不象俄国沙皇那样是一个强有力的、起决定性作用 的人物。然而，他的失败更多的是由于这一事实：近卫军与他们在乌力马委员会、官僚 机构和宫廷中的盟友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比彼得所曾面临的任何反对派强大得多的反对集 团。此外，谢里姆没有可依靠的中产阶级、群众党或群众运动。给果，奥斯曼帝国在 1808年末时似乎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没有变化且不可改变。 然而，19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同俄国人一样，为西方以直接和间接的许多方式所 渗透、影响和控制。渗透的几条途径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军事途径。土 耳其人同俄国人一样，发现要自我保存就必须采用欧洲的军事技术。19世纪后半世纪中， 西方诸强国为了阻挡俄国对中东的扩张，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 但是，军事西方化不仅仅包括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访问。事实证明，要支持一支现代化的 军队，除了必须教授军事科目外，还必须教授欧洲的语言、数学和科学。必须建立医科 学校、医院、技术工厂、制造重武器的铸工厂、海军兵工厂和造船厂。而且，被派到国 外去上外国军事学院的许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军事技术 外，还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识。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机构中，军队成为不仅在组织上而且 在观点上最西方化的机构。1908年当旧制度在奥斯曼帝国被最后推翻时，实行这政变的 不是一个政党，也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个军队集团，这一点并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领域，西方也对穆斯林中东有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和建立学校。到 1875年，仅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有学生80O0人。学生中大多是亚美尼亚 人，其余的是基督教徒，因为改宗在穆斯林当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于整个帝国 的外国学院如美国人经办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学院和罗伯特学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 在贝鲁特的圣约瑟夫的法国耶稣会大学里，可发现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土耳其人自 己这时也已建立了几所高等学校，包括医科学校（1867年）、帝国高级中学（1868年）、 君士坦丁堡大学（1869年）、法律学校（1870年）和政治学学校（1878年）。这些年里， 土耳其的新闻业也正在迅速发展。1859年时。帝国中只有一份官方周报和一份半官方周 报。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报和几份周报。此外，在诸如君士坦丁堡、士麦那和亚历山 大之类的城市里，出现了6份法国日报，为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阅读。 至少与这种文化影响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由法国外交官和 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为首的一家欧洲辛迪加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于1869年使苏 伊士运河通航。这运河的作用是使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的商人 路线上。当时，奥斯曼政府正绝望地陷入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债务中。他们 于1854年借了第一笔贷款，到1875年，他们的债务总数达英币2亿镑。他们每年约需英 币1200万镑来支付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这笔款子等于帝国总岁入的一半多一点。事 实证明负担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欧洲诸强国于1881年强行设立奥斯曼国 债管理处。这一机构主要由外国代理人组成，其任务是照管来源于各种专利事业和关税 的岁入、为偿清帝国的债务服务。 外国势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财政以外，还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 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公用事业。此外，帝国仍受制于外国人自15世纪起就在奥斯曼帝 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条款即治外特权。这些治外特权包括免受奥斯曼朝廷的管辖和免交 包括个人税和关税在内的某些赋税。这些赋税被规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奥斯曼政府不 得擅自提高，除非经欧洲诸强国同意；不用说，欧洲诸强国是不会轻易同意的。因此， 我们可以断定，奥斯曼帝国甚至出俄国更多地处于与欧洲的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中。 西方的所有这些压迫和控制的影响不可能得到精确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它们 逐渐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坚如磐石、难以攻破的伊斯兰教结构。运河、铁路、银行、传教 士、学校和报纸构成了一个背景，从而说明了19世纪后半世纪在土耳其人中间发生的文 化思想方面的觉醒。 这一觉醒的最著名的领袖是易卜拉欣・希纳西、那米克・凯马尔和阿卜杜勒・哈米 德・齐亚。这些人并不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然而，他们确具有某些共同的经历， 确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则。他们都曾在西欧生活过，都不仅对西方的物质成就而且对西方 的思想和文学印象极深。他们回到君士坦丁堡，决心消灭他们这时认为是波斯的古典主 义的暴政的东西，这种东西以往长期地支配着奥斯曼的语言和文学。他们丢开波斯和阿 拉伯的言词、措词而采用更纯正、更简单的土耳其语。他们翻译外国的著作，尤其是法 国作家加拉辛、拉封丹，卢梭、孟德斯鸠和孔多塞的著作。他们创办了第一份独立的土 耳其报纸；这份报纸虽然发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馆和市场有广泛的读者群。 这些早期的改革者没有组成一个政党。当时，奥斯曼帝国仅有的真正的政党是在个 别的政治领袖周围聚集起来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但是，到1865年，由倾向于西 方的青年作家们组成的一个界线相当分明的集团已围绕报纸“Mushbir”即《喜讯先驱 报》而形成。这家报纸除了支持别的事物外，还主张引进某种形式的立宪代议制政体。 这一点是帝国政权所忍受不了的，它于1867年查禁了这家报纸。报纸编辑及其同事这时 发现他们所处的境况与19世纪初谢里姆三世所处的境况相同，由于缺乏群众支持，他们 不得不逃到巴黎和伦敦，在那里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抨击帝国政权。 当时，土耳其少数政治家已认识到，一个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纲领是帝国的生 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杰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 －1858年），他们两人都担任过最高的大臣，颁布过许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 哈特利用国内的一次财政危机和巴尔干地区的一次革命而迫使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退 位。然后，他制订了一部宪法，该宪法规定了一个民选议会、一部权利法案和一个独立 的法院系统。新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接受这一宪法，然而，他无意遵守宪 法。1877年1月，他撤销米德哈特的职务，将他逐出君士坦丁堡。当时，仅有的抗议迹 象是在墙上出现了少数标语。土耳其的改革者仍面临着一种群众的惰性，这种惰性可与 1825年使俄国十二月党人彻底失败的那种群众的惰性相比。因而，阿卜杜勒・哈米德能 在19世纪其余的时间里作为其帝国的无人挑战的主人进行统治。 在那数十年间，阿卜杜勒・哈米德通过无情地反对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分裂性力 量来执掌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阻止人们去国外旅行、学习，保持一大批密探， 并对新闻界实施严格的检查制度。他的特务们时常将小批小批的不满分子撵走；这些不 满分子多半是知识分子和官员，通常逃到巴黎避难。他们在那里出版批评哈米德独裁政 权的期刊和小册子，因而在西欧一般被称作青年土耳其党。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的 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人和犹太人在内的各从属 民族的革命领袖们也加入这些土耳其的流亡者。所有这些民族的代表为了组成一个反对 独裁政权的共同战线而于1902年2月在巴黎举行一次大会。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除 了他们都不喜欢这个苏丹外，他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取得一致意见。一群人希望土耳其 人占优势和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而另一群人则赞成实现一个权力分散的、各从属民族 享有充分自治的帝国。 当流亡的知识分子在巴黎争吵不休时，倾向于改革的土耳其军队的领袖们正为打破 苏丹对帝国的控制而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他们大多在西方学习过，或者与在帝国国内的 西方军事代表团有过交往，因此，他们已开始认识到苏丹的僵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是过 时的、危险的。他们组织了“奥斯曼自由协会”，总部设在萨洛尼卡。陆军军官是这一 团体的骨干，不过，他们得到了其他团体的大力援助，尤其是得到了在萨洛尼卡的人数 最多、最富裕的犹太人的大力援助。自由协会被组织成5人小组，因此，每个人仅了解 组内的4个成员。新加入者必须由一个正式成员做保证人，并在预备期内受到仔细观察。 为了通讯联络，每个小组都有一个“指导者”，他从另一小组的“指导者”那里接受最 高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且必须立刻传递命令。有人对协会的活动作了如下描述； 为了应付开支，每个成员不得不将自己固定的一部分收入捐献给委员会的金库，而 富裕的成员除交纳这笔会费以外，还要在委员会需要资金时作慷慨的捐赠。委员会秘密 地购置武器和弹药，并每年拨出很大一笔款子供那些在为事业奋斗时失去了生命或自由 的成员的家属维持生计。分派给成员们的任务有好几种。有些人任通信员，以各种方式 乔装打扮之后，往返于帝国各地传送口头的报告和指示。……有些男子必须暗杀那些被 委员会到处死刑的人――正在以危险的热情反对运动的政府官员和正在找到猎物的臭迹 的宫廷密探。另有一些成员为了事业起见而奉命充当间谍，终于将反间谍活动进行得非 常彻底，以致挫败了宫廷的间谍活动。……当然，最重要的任务……是说服马其顿驻军 即第三军站到事业一边。……渐渐地，许多青年军官被接纳为会员，接受指示去把普通 士兵们争取过来。……最后，整个马其顿军队被争取到青年土耳其党的事业一边。 这些谋反者于1908年7月公开造反，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发展有两个。一个发展是 外来干涉的威胁。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于1908年3月提出成立马其顿自治政 权。这时，所有土耳其人，不论老少，都知道自治是独立的序幕。稍后，有人宣布，英、 俄两国的君主将于6月10日在雷瓦尔会晤，讨论马其顿的改革问题。萨洛尼卡的组织这 时被称为“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它担心雷瓦尔会晤的最后结果是瓜分奥斯曼帝国，所 以决定立刻来取行动。 委员会用电报向苏丹发出最后通碟，威胁说，如果1876年宪法不在24小时内得到恢 复，他们就要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国务会议劝阿卜杜勒・哈米德答应最后通牒的要求。 伊斯兰教法典权威即帝国最高的宗教和法律的权威拒绝作出同意镇压造反者的判决。因 此，7月24日，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宪法。为了充分利用这一形势，他又说，他 以往一直赞成立宪政体，但是，被邪恶的地方议员们引入了歧途。英国大使说：“我想， 这位苏丹是当代喜剧演员中最伟大的一个，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在大众面前摆出 了这样一付姿态：他是人民的纯朴的、慈爱的父亲，只是40年来在关于人民的真正愿望 的问题上一直为其顾问们所欺骗。” 苏丹投降的消息受到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欣喜若狂、在街上互相 拥抱。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恩维尔帕夏大声说；“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 犹太人和穆斯林。我们都是同一蓝天之下的兄弟。我们人人平等，我们为自己是奥斯曼 人而自豪。”这种欣快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很久。以往使在巴黎的流亡者分裂的中央集权 与权力分散的问题，这时必须作为一个迫切的政策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予以 正视。此外，新的领袖通常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而保守分子不信任所有的青年土耳 其党人。1909年4月12日保守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反革命活动、夺取对首都的控制 时，这种不和达到了顶点。青年土耳其党聚集起他们在马其顿的力量，向君士坦丁堡进 军，经过数小时的战斗之后占领了这座城市，然后强迫阿卜杜勒・哈米德退位，尽管他 在这场政变中的同谋犯罪未得到证实。根据新苏丹穆罕默德五世自己所讲，他10年里没 读过一份报纸。因此，他充当了青年土耳其党的温顺的傀儡，青年土耳其党这时已成为 君士坦丁堡的无可争辩的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他们试图加强他们的帝国，使其现代化，但是 没取得什么成功。他们试着推行中央集权和土耳其化的政策，但是他们愈坚持这样做， 引起的反对愈多。这时，要拒绝接受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 其他从属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觉醒，已为时太晚。因而，结果是镇压和反抗的恶性循环。 阿尔巴尼亚人于1910年拿起武器，两年后，巴尔干各国结成一个联盟，反对土耳其人。 其时，意大利也已于1911年侵入非洲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地区。因而，直到1914年青年土 耳其党决定与同盟国共命运以前，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不断地处于交战状态。 显而易见，土耳其人为适应于西方而作的努力证明是异常无效的。因为宗教传统和 历史传统，他们比俄国人更不受西方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最后更易受到西 方的攻击。他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工业，因此。他们的军队除一直依靠西方的指导者外， 还一直依赖于西方的武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本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诸强国 的相冲突的利益和政策而不是因为它自己的力量。它的幸存不应掩盖以下事实：这帝国 仅仅经西方的勉强同意才生存下来，它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方面们毫无希 望地不如西方。 三、阿拉伯人 阿拉伯诸民族同巴尔干基督教徒一样，受到奥斯曼的统治达四个世纪。他们并不象 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沉重的外来枷锁。首先，早期的奥斯曼的行政 管理是有效的、通常可接受的。阿拉伯人如同穆斯林那样，用西方的神权政治的思想方 法而不是用西方的世俗的思想方法进行思考，他们认为土耳其人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 说是同道的穆斯林，因而，感到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奥斯曼帝国有一种真正的密 切关系。在近代，这种感觉由于欧洲人的侵略性而得到增强；欧洲人征服了北非、中亚 和南亚的古老的穆斯林王国。面临如此可怕的威胁，阿拉伯人很自然地把土耳其人看作 是保护卷土耳其人虽然在后期变得愈来愈腐败和暴虐，然而仍比异教徒好得多。这些原 因说明了为什么阿拉伯人在感受西方影响和发展民族主义抱负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巴尔干 基督教徒。 西方对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那一 天就已开始。拿破仑的真正目标是打击英国在东方的地位，但是，在海军将领纳尔逊在 亚历山大附近歼灭拿破仑的舰队以后，拿破仑放弃他的目标，回国了。不过他的远征对 埃及有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事件。它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 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解释古代象形文字的科学家和制订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 起来的计划的工程师带到埃及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有个阿拉伯学者曾参 观由这些新来的人建立的一个实验室，法国科学家的影响就反映在他以下这番表示惊讶 的话中： 我在那里看到了一些最奇妙的事，其中有件事是，一个负责人拿一个装有蒸馏水的 瓶，从瓶里取一点蒸馏水倒入一个试管中，再从另一瓶里取少量液体倒入蒸馏水中。两 种液体上升，一朵彩色的云从液面上升起，直到它消失为止。试管里的东面完全变干， 成为一块黄色的石头……一块我们摸过、检查过的干石头。他又用不同的水如法炮制， 制造出一块蓝色的石头。他第三次用其他的水重复这一实验，制造出一块鲜红色的石头。 接着，他取一撮白粉放在一块铁砧上，用锤轻轻地敲，结果是响起一种可怕的声音―― 类似于枪声的声音，使我们十分惊讶。所以，他们都嘲笑我们。 拿破仑在他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还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权力。这为天 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的历史意义在 于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有效地利用西方技术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中东 的统治者。他取得的成就很多，都是革命的。他开始兴修近代的灌溉系统；引进棉花的 栽培，棉花迅速地成为国家最大的资源；重新开辟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学生 到国外去学习；开办各种学校，不过他自己是文盲；建立一所翻译学校，在1835至1848 年间将大约2000本欧洲的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穆罕默德・阿里还聘请外国专家帮助他建 立中东第一支新式的陆海军。他甚至勇敢地试图在埃及建立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结构，而 且他的确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量的工厂。不过，这些企业最后由于国内的不足之 处和欧洲诸强国的反对而失败。 这些成就使埃及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强国。穆罕默德不太费力地侵占了阿拉伯半岛、 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日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这 些征服提出了穆罕默德与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名义上的霸王马哈茂德苏丹之间的关系的问 题。马哈茂德曾试图阻止穆罕默德沿黎凡特海岸扩张，但是，也很快就被决定性地打败 了。实际上，只是外国的干涉才阻止了埃及军队开进君士坦丁堡去结束有50O年历史的 奥斯曼王朝。同样，也正是外国的干涉阻止了穆罕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