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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第 5 章 汪记“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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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汪记“驿站” 汪精卫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 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不仅害怕蒋帮特 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 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1136弄 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34号汪公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 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 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 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他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 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 核心人物之一。 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 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赴日谈判。 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 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兴趣。5月11日,今井武夫 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 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田尻 爱义在发给日本外相有田的电报中称:“重庆方面,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 外,还有以50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 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虽说以孔祥熙为首的‘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 且在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离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 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 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 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 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3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 “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 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 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日本期望建 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 的傀儡政权而已。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 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 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10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 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 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 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 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劈头的一句话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 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 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但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 摆布,便迎合板垣说:“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 于受到严密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 重庆崩溃。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本计,给予 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mpanel(1); 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后,只 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 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板垣警告汪精卫,日本 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 汪精卫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懒中,表示了不满情绪,道:“如果 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 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 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 府。” 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 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 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 用意何在?” 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 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接下,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 较大的自治权限;而对“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 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 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汪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 板垣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 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 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 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 果,不能改变。” 汪精卫只得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方案,在技术上再想办法。 汪精卫在6月18日,带着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国。 汪精卫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信中写道:“国民党人当此厄运, 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 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 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 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 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 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 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 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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