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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章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
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张聂尔写道:这个纪要确实出自于新野的手笔,
并据分析确是林立果他们的想法。要说这个《纪要》是满纸胡言并不准确。从某个
角度某些内容讲,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说出了某些人想也不敢想或敢想不敢说
的话。但这个纪要通篇充满极端情绪,自我膨胀,杀气腾腾,令人想起19世纪2
0年代俄国的“十二月党人”――那些指望靠军事密谋推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贵族
军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其中有“用民
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一句,看起来《纪要》写这句话是有来历的,这就是
林彪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阐述的思想。
张聂尔没有就此对林彪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内容展开分析,但在其他章节
中讲到由此引发毛、林之间裂痕,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九大”之前,大约是1969年2月,毛泽东指示林彪准备在“九大”上作
政治报告,并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林彪把这三个人召来商量起
草之事,谈了自己的想法。张、姚推陈先写出一个稿子。结果,陈的稿子受到以江
青为首的“文革”小组的激烈批判,说是鼓吹唯生产力论。毛泽东遂决定由康生与
张、姚另行起草一个稿子。在“九大”预备会期间,中央会议讨论康、张、姚的稿
子,陈伯达提出意见:“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
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两天之后,
在另外一次会上,陈伯达受到了严厉的斥责和批评。陈伯达不服,把他写的稿子亲
自封装在牛皮纸袋里,送呈毛泽东。结果毛泽东给退回来了,陈伯达发现牛皮纸袋
根本没有拆封,伤心得哭了一场。林彪也很不高兴,在政治报告的定稿上,他曾批
示:不掠他人之美。“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1
分钟,也没看一眼这个报告稿子。他上台念报告,所有的人都以为是他搞的报告,
其实根本不是。林彪曾对着叶群自言自语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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