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隧道尽头是曙光吗：俄罗斯道路之谜 为什么我的耳边总能听到你那飘荡在辽阔国上上的凄婉歌声“在这歌声里蕴涵 着什么意义，是什么在召唤，在悲泣，在令人忧心如焚‘是一些什么声音痛苦地在 耳边回荡；钻到我们心灵深处，在我的心头萦绕。――俄国作家果戈理。 数百年来，俄罗斯如同一个迷途的孩子，迈着不算坚定的步子疾步快行，天真 般地追逐着远方那一闪即逝的光亮。尽管屡屡跌倒，但却无怨无悔，仍然是执著前 行。俄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普列汉诺夫解释为：“在俄国历史过程中，有些特点使 它显然有别于所有西欧各国的历史过程，而与东方伟大专制国家发展过程相类似。 此外，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的是，这些特点本身也都有其极为特殊的发展过程。它 们时增时减，因而俄国仿佛是动摇于西方和东方之间。在俄国历史的莫斯科时期， 这些特点的范围要比在基辅时期大得多。但在彼得一世改革以后，这些特点又减少 了――最初减少得很慢，后来却越来越快。俄国社会发展这一新阶段――最初既迟 缓又表面，后来则越来越迅速和深化的俄国欧化阶段――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远未 结束。这一切对于全面阐明我国的历史过程，是再重要也没有了。” 那么，什么是俄罗斯道路，隧道尽头是曙光吗？ 　　　　　　　　　　　　一、彼得大帝盛世的背后 几百年来对彼得一世评价众说纷纭。恩格斯说“彼得是真正的伟人”；彼得一 世时代的农奴说“彼得是制造孤儿寡妇的沙皇”；现在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则称他为 “俄国现代化的奠基人”。 不管如何，无法否认的事实是：1689年，年仅17岁的彼得一世放眼看世界，以 过人的胆识和气魄，推行“欧化”改革，建工场，办教育，迁新都，搞扩张，把封 闭落后的俄罗斯，变成了欧洲大陆的强国。俄国的强盛是从彼得一世开始的，从那 时起，俄国开始走向世界。彼得一世小的时候，随母亲住在莫斯科郊外普列奥布拉 任斯基村。周围有许多来自各国的侨民。他常常与他们来往，向他们学习航海知识 和造船技术，因此深受西欧文化影响。1697年 3月2 日，一个2000人的俄国“大使 团”正式出发前往欧洲。其中有一位下士，名叫彼得・米哈伊洛夫，这是沙皇的化 名。这次他隐姓埋名随同俄国使团一起出国旅行，考察西欧，学习西欧先进的科学 技术。 荷兰是当时以工业和商业闻名于世的欧洲富国。1967年8 月初，荷兰造船业的 中心一萨尔丹城的造船厂出现了一位身材高大、神情威猛的工人。虽然他穿着萨尔 丹人的服装一厚绒布短上衣和粗布灯笼裤，手里还拿着一套工具，混在装束像他一 样的工人群里似乎并无不同。但到过莫斯科的荷兰人很快就把他认出来了，他就是 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他手里的工具是从一个寡妇那里买来的。好奇的萨尔丹人注视 沙皇的一举一动，而且还有外地的一些人，专程赶来一饱眼福，看俄国沙皇如何熟 练地驾驶快艇，或者打制石磨，或者到有亲戚住在莫斯科的萨尔丹人家去做客。一 位同时代的荷兰人写道：“他处处都表现出不寻常的求知欲，他经常寻访那些知识 渊博的人，不耻下问。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不同一般的理解能力，以及非同寻常 的记忆力，对于他熟练的技巧不少人叹为观止、有时他甚至超过那些较有经验的工 匠。据说，有一次，他到了一家造纸厂，参观了他感兴趣的所有地方之后，从工匠 手里拿过来一个舀纸浆的模子，用它舀起做样品的纸浆，任何人也没有像他做得那 样在行。”他学会了“一个好木工应该知道的一切”。 1698年8 月25日，彼得一世返回莫斯科，沙皇返驾的消息次日才在首都传开。 领主们来到普列奥勃拉任斯科耶，祝贺他平安归来。一见面，沙皇命令侍从递给他 剪刀，二话不说，动手便去剪领主们的胡须。曾指挥忠于政府的军队击溃了射击军 的舍英，此时却成了沙皇注目的第一个牺牲者。罗莫达诺夫斯基那一把“恺撒大公” 式的大胡子也未能幸免，然后沙皇依次剪掉其余领主的胡子。 过了几天，剪胡子手术又重复一次。这一次操剪刀的不是沙皇自己，而是他的 侍从。在舍英家的宴会上，他一会儿跑到一个领主跟前，一会又跑到另一个领主跟 前，剪光他们的胡子，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这种改变俄罗斯外观的做法看来微不足 道，但对彼得一世未来的统治，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对胡须的崇拜是从东正教开始的。教会认为这种“上帝赐予的饰物”是俄罗斯 人自豪的标志。彼得一世的同时代人阿德里安大主教把不留胡须的人比做公猫、公 狗和猴子，他宣称剪胡子的作法是大逆不道的。尽管剪胡子遭到指责，某些大胆的 和追求时髦的人仍然冒险在彼得采取强硬措施之前把胡须剃了。但是宽阔密实而且 完整的一部大胡子被认为是威严和端庄的表征。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在得知领主戈 洛文在维也纳身穿德国服并剃了胡须时，愤怒地喊道：“我不相信，戈洛文竟敢如 此胆大妄为！”罗莫达诺夫斯基的胡须后来是沙皇亲自剪掉的。剃须一举在宫廷实 行起来毕竟要容易些。彼得把胡须上的变革视为政府政策的象征，并宣布剪胡子是 全体居民的义务。 就这样彼得一世的改革就从剪胡须开始了，之后的历项改革都充满了沙皇的意 志，雷厉风行、坚决果断。革新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但不难看出，目的只有一 个，那便是使俄国欧化，把俄国提高到现代化国家的水平。彼得有一个极为明确的 目标，就是要使古老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与先进发达的世界连接起来，与蓬勃兴起的 欧洲工商业沟通血脉。他大力发展工商业，奖励出口，废除臃肿庞大的衙门，组建 技术学校，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会数学和一门外语，否则不得结婚，也不得保留贵 族身份，建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所。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创办了规模庞大的 科学院。 从两座冬宫的建造可以看出，彼得一世对西方文化的推崇。1710年-1711 年彼 得一世下令在涅瓦河边，仿照荷兰的建筑风格建立了一座皇宫――冬宫。1719年― ―1721年．根据彼得一世的指令，在距原皇宫不远、今天艾尔米塔什剧院的地方修 建了第二座冬宫，其形式明显受北欧建筑的影响。当年，彼得一世决定在荒蛮的涅 瓦河口建城，只考虑到了战略意义而忽略了周围满是森林沼泽。传统的木结构建筑 不仅难抵敌人的炮火，而且已落后于欧洲的先进国家。于是他在1714年颁旨：禁止 俄国其他城市用石头建房；从全国各地征募石匠到彼得堡；城市每个新移民必须带 来100 块石头；每辆大车进城要缴 3块石头抵税，每只船则须缴 10 ―30块。到18 世纪末，彼得一世的宏图得以实现：市中心完全用石头建成，石头建筑的数量在俄 国首屈一指。 彼得一世性格粗扩，甚至凶残无情．他处死了反对改革的“太子帮”头头、自 己的亲生儿子阿列克塞。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一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然而，即使是伟大的君王，也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彼得一世的梦想是尽可 能地通过仿效欧洲的政治和社会上层建设，而不是通过对俄国进行基本的改造来实 现的。 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仅未曾触动农奴制度，反而使它得到了加强。彼得一世大 力发展工业，由于俄国自由劳动力缺乏，为解决劳动力问题，他于1721年下令准许 商人将整个村庄连同农奴一起买去，让农奴一边种田一边做工。但是农奴和土地不 得分开，以维护农奴制度不可侵犯。改革后，千百万俄国农奴仍然一贫如洗，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俄国又历经两次变革，才废除了农奴制度， 走上了农业现代化之路。 　　　　　　　　　　二、农奴制：俄罗斯大地上的悲歌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这样写道：“谁看到这一片荒凉的、至今尚无人烟 的、落寞的旷野而不感到忧伤，谁在我国大土地的凄婉歌声中听不出对他本人，正 是对他本人的痛苦责难，谁要么是很好地履行于自己的义务，要么就不是一个具有 俄罗斯心灵的人。”‘索绕在果戈理心头的“凄婉歌声”是什么？是那俄罗斯广阔 大地到处可见的、农奴的悲惨命运。 当俄罗斯人走出那片大森林，在周边空地上开荒种地起，农民的自由也开始渐 渐地失去。1497年对俄罗斯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俄罗斯制定了一部法典， 这是俄罗斯国家第一部全国统一的法典，是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这部法典中，对农民的地位作了严格的规定。法典限制农民从一个地主名下转到 另一个地主名下的权利。只有在每年的指定时间，也就是秋收后的尤里耶夫节前后 一星期，农民才可以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去。那时，在很多 农奴家庭中，妻子儿女分别属于不同的主人，一家人长年不能见面，尤里耶夫节是 他们各自离开主人，回到自己简陋贫困的家，过几天家人团聚的日子惟一机会。但 是在离开主人之前，要离开的农民还必须事先向主人缴付一定数额的房租――叫做 “居住费”。 农奴不堪忍受农奴主的压迫时，往往会选择逃离主人。可是这一点也越来越难 以实现了。最初法典规定，逃亡的农奴可以在5 年内被追回，不过，如果5 年内主 人没有追回这个农奴，那么农奴就可以获得自由人身份。统治阶级还是不满意这样 的权利，后来不断地延长追回农奴的期限。1637年颁了9 年寻找期，1641年寻找期 限增加到10年；如果农民被其他主人带走，期限延长到15年。1649年，俄罗斯又颁 了一部新的《法律大全》。这部法典共分25章，967 节；头几章都是拥护沙皇、教 会和国家权力的条文，如阴谋反对教会者处死；叛国、阴谋反对国家者处死，手持 武器进入宫廷和在宫廷内打架和杀人者处死。从17世纪50―60年代衙门保留下来的 文件可以看到，老百姓常因为偶然过失就受到沉重的惩罚。1659年，莫罗佐夫家的 一个农奴用火枪击中一只停在克里姆林宫楚多瓦修道院屋顶上的鸟，子弹落在王宫 里。他因此被判死刑，后得到沙皇的“恩赦”，仍被砍去左手和有足c 法典许多章 大量涉及农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法典完全取消了追回逃亡农奴的时间限制， 也就是说逃亡农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追回，永远失去了成为自由人的机会。这样 一来，农民及其子孙后代都被牢牢地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屈服于地主的奴役，不 得离开一步。对于窝藏逃亡农奴的人，也给予惩罚。除了要归还逃亡农民和他们的 牲畜、粮食外，还要罚款10卢布。否认窝藏逃亡农民而被查出者，要在商业广场受 鞭打3 天，监禁一年。逃亡农民嫁了他人，连同她丈夫一起归还原主。农奴的丈夫 如果原来有妻子月D 么他同原妻所生的子女应归还他原来的主人。追回农奴时丈夫 一起追回，因为那时人口普查登记时只计男性，不计女性，实际上把妇女附在男性 权力之下。 在农奴制的压迫之下，俄国农民过着低贱、痛苦的生活。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 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承担着沉重的封建义务，而又受尽地主的凌辱。这种残酷的农 奴制，除了地主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以外，与奴隶制几无区别。当西欧已经进入 资本主义时代，农奴制早已消失的时候，俄国的农奴制还方兴未艾。 为了控制农奴，封建统治阶级想出一大堆惩罚不听话的农奴的方法，并且在法 令中明文规定。根据法令，地主甚至可以把农奴流放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但他们很 少选择这样的方法，因为流放农奴就少了劳动力，他们觉得得不偿失，不合算。他 们惯用的是残酷的责打。农民犯了一点点过失，就要用木棍、鞭子或树条在背上责 打几百甚至几千下。俄国历来的体罚是使用木棍和鞭子。而树条是从开明的西方， 由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的德国地主那里传到俄国来的。“慈祥的”俄国地主们认为用 树条抽打虽然也是很难受的惩罚，但仿佛比木棍对健康的害处少些。一开始，俄国 地主们放心地使用这种“温和”的体罚形式，他们规定抽打几千下或几万下。慢慢 地他们才相信，用树条甚至比用棍子更有可能把人抽死。可是，这一经验的取得， 大概不止牺牲了一千个农民的性命。但没有一个地主为此付出了任何代价。因为虽 然有禁止地主杀害农奴的法律，但实际上只对“老爷”亲手的、直接的杀人行为才 予以审理（而且会不会真正上法庭还是另一回事）即使农民因残酷的惩罚而致死， 那么地主也几乎永远是有理的，而有罪的是执行惩罚的人。即同样是农奴的车夫和 仆役，似乎他们敢于不听地主老爷的话而行刑。 责打农民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就像快鞭打马让它快走一样。例如受过教育 的乡绅波洛托夫，为了逼农民供出行窃的同伙，连续鞭打一个农民5 次。这个农民 死不开口，或者说出一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于是又鞭打这些人，可是从他们那 里当然仍是一无所获。最后由于害怕把盗贼打死，波洛托夫“吩咐把他的手脚绑起 来，投入烧热的浴池中，强迫他多吃最咸的鱼，派人严加看管，不许给他一滴水喝， 只要他不吐真相照样来折磨他，以期这样对他产生极大作用。他渴得实在无法忍受， 最后才向我们供出了与他同伙的真正盗犯。”波托洛夫为自己的好主意得意非凡、 沾沾自喜。在他笔下，一些受尽折磨不得不反抗的农奴成了“真正的坏蛋、叛徒和 恶魔。”彼得一世的后继者，穷兵黩武，意欲称霸欧亚。打仗靠的是实力，除了兵 强马壮，军需给养也要确保无虞；而俄罗斯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农业生产发展缓 慢。为实现帝国霸业，统治者置民生于不顾，硬要从农民身上榨出油来．而农奴制 恰恰是一部最好的“榨油机”：农奴手无寸土，又无人身自由，只得依附农奴主和 贵族，他们不仅为主人无偿劳动，还要缴纳苛捐杂税。靠搜刮民脂民膏补充军力， 俄国在对外战争中连连得手，版图不断扩大。对沙皇来说，农奴制法力无边，不仅 毫无必要废除，还需不断强化。1765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一纸诏书，便将5000万俄 亩新扩国土，连同土地上的农民，赏给皇亲国戚和立功战将。到19世纪初，俄国农 奴超过2000万，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农奴常常像牲口一样在市场上被买卖。出 卖农奴的广告同出卖骡马、狗的广告一起刊登在官方的报纸上。当时10个卢布可以 买到一名少女农奴，而一条良种狗却值几千卢布。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专横的封建农奴制不断加强对农奴的压迫，地主 阶级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统治，连绵不断的战争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这一切进 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激起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强烈不满，俄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仅1762―1772年，起义就达160 次以上。此外，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 他们的土地、草场、林场统统被地主、工厂主、修道院霸占，而且要缴纳各种贡税， 服各种劳役，如同奴隶一般。压迫越重，反抗越强烈。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起义具 有更广泛的性质。整个沙俄帝国堆满了干草，随时都有可能燃起熊熊的起义烈火。 时势造英雄。1773年俄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农民起义领袖斯杰潘 ・拉辛和康德拉季・布拉文出生地的顿河畔培养了杰出的农民领袖叶・伊・普加乔 夫。这位顿河哥萨克人利用广大劳动人民“对沙皇的朴素的宗法式的信仰”，自诩 为彼得三世，是劳苦大众期待的“好沙皇”，于1773年9 月17日，聚集一支80人的 当地哥萨克队伍起义，开始发动农民起义。他仿照皇家的体制设立朝廷发布文告， 宣布要解放农奴，分配土地，取消人头税，处罚贵族。这些纲领得到了广泛拥护， 成千上万的农奴投奔起义军，参加起义的还有工场工人和少数民族。到1774年初， 起义军已有3 万人；3 月，发展到5 万人86门火炮。起义军一度攻占喀山城，威胁 莫斯科。起义最终被沙皇血腥镇压下去。 统治者对普加乔夫恨之人骨，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处死了他，并把普加乔夫描绘 成杀人放火的强盗，然而在“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笔下，普加乔夫是一个 热爱自由、宁死不屈的英雄。在《上尉的女儿》这本小说中，描写他英勇机智、坚 定乐观、很有气量，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场震撼沙俄统治的农民战争，席卷了俄国东南60余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域， 其规模之大、参加入数之多、反沙俄统治旗帜之鲜明，是俄国历次农民战争所无法 比拟的。这次农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使人民对沙俄专横的封建农奴制不可破除的信 念产生了动摇，加速了封建农奴制的崩溃。 这次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发展了俄国先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和革 命的世界观，哺育了俄国革命的先行者亚・尼・拉吉舍夫和贵族革命家――十二月 党人，客观上对俄国的社会发展起了进步作用，推动了俄国历史的前进。 农奴制度已经越来越成为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贵族社会中一些有识 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冯维辛、诺维科夫、拉吉舍夫就对 农奴制不断加以抨击和鞭答。普希金早在1817年在《农村》一诗中就写道： 在一片花的原野和峰峦之间， 人类的友人都会悲哀地发现， 处处是令人窒息的愚昧！ 看不到眼泪，听不到呻吟， 命运把人们抛入无底的深渊， 这儿的地主老爷野蛮无情，无法无天， 他们用强制的皮鞭占据了农民的劳动、财产和时间， 这儿贫苦的奴隶听命于残酷的地主的使唤， 弯着腰拉着沉重的犁， 在无情的鞭下训顺地苟延残喘。 拉吉舍夫是俄罗斯第一个知识分子，他忧国忧民，为农奴的命运和祖国的野蛮 与落后痛心疾首。他写道：“狼吞虎咽的野兽，喂不饱的吸血鬼，我们给农民留下 的是什么呢？留下的只是拿不走的空气。除了空气还是空气，我们从他们那里不仅 夺走大地赐予的粮和水，而且连光也夺走了。法律禁止要他（农民）的命。但难道 一定要一瞬间就把命要去吗。有多少方法可以一步步要他的命啊！一方几乎具有无 限权力，而另一方则孤立无援，无以自卫。因为对农民来说，地主是立法者、法官、 自己的裁决执行者，如果他愿意当原告时，被告是什么也不能说的。”根据法律， 在任何情况下，农奴都不得控告主人。 1825年12月14日，十二月党人带领士兵在枢密院广场举行起义，要求推翻帝制 政权，取消农奴制，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但起义最终被镇压。十二月党人不仅几乎 全是贵族，而且多数是军官。起义失败后，被捕审讯的人中军官占79％。起义失败 后被定为肇事者的121 人中，其只中3 人超过34岁，其余大都不超过30岁。这年轻 的军官许多都到过法国，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平等和自由观念的影响， 从法国他们看到了自己国家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与落后。一个回国军人写下这样的 文字：“我们从法国取道海路回到俄国，……听副主教杰尔查文吟咏感恩诗。祈祷 时，警察冷酷无情地殴打着试图移近排列成行的军队的人们。这给我们留下了回到 祖国时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后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在卫兵队的伴随下出现 了，他们都高兴地看着他。然而，就在此时，一个农民几乎是在他的马底下穿过了 街。皇帝催马前进，握着出鞘的剑冲向那个正在奔跑的农民。警察也用棍棒攻击那 个农民。我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过脸去，替我们敬爱的沙皇感到羞愧。”在 之前，他会认为这是正常的，或许还会为沙皇的威严而赞叹。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把诗人普希金召到莫斯科，问他道： “普希金，假如你在彼得堡，你也会参加 12 月 14 日的那次起义吗？”普希金直 率地回答道：“一定的，皇上。我所有的朋友都参与谋事，我不会不参加的。”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社会矛盾更加尖锐。1836年，果戈理创作了讽刺喜剧 《钦差大臣》，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邪恶。在这部戏里，果戈理把 他“所知道的俄罗斯的全部丑恶，把一切非正义的行为聚成一堆”，“同时嘲笑这 一切”。 　　　　　　　　　　　　三、沙皇自上而下的革命 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的浪潮越出了西欧，扩展到了东欧的俄国。俄国 工业革命的前提是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艰难而缓慢地发展起来的。随着工 业革命的进展，工场在俄国大量建立起来。这些工场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 比还是非常落后的。农奴制度成为俄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1861年改革 前，俄国农业技术多么落后，农奴主短视，不重视提高改进生产技术。大部分农奴 被束缚在土地上，这样就使工厂得不到的原料和自由劳动力，于是导致了整个俄国 的国内市场狭小，工业落后。 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降低粮食进口关税。以农业为主的俄国，粮食 出口激增。看到种粮有利可图，农奴主便变本加厉，再一次在农奴身上做文章，让 农奴无偿劳动的时间，由每周3 天增加到5 天。‘官“逼民反，农奴不堪其苦，不 得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这一时期，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多达300 多次。除了” 内忧“，还有”外患“。1853―1855年，俄国对土耳其发动克里米亚战争，结果被 增援的英法联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痛定思痛，俄国统治者终于明白，英法 之所以取胜，不光在于装备精良，而是由于它们早就完成农业革命，实现了工业化， 国力强拳头自然就硬。 早在1856年3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已经对莫斯科贵族谈到了废除农奴制的问 题。他在一次讲话中公开声称：“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 上而下地解放他们为好”c 从此就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工作。 1861年2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1861年2 月19日宣言》和《关于脱离 农奴关系的农民法令》。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在法律上取得独立，农奴主不能再 买卖农奴，也不能干涉他们的生活。法令还规定，农奴可以得到一块份地，虽仍需 向农奴主购买，但只需缴纳20％的现金，其余由政府以有息债券代付，购买者可以 在49年内向政府还本付息。1861年的法令，使1000多万农奴“受益”，1863年和1866 年，俄国又先后颁布两个法令，改变了“皇族农奴”和“国家农奴”的身份，这样 一来，俄国农奴全都由此获得“解放”。一时之间，亚历山大二世被誉为“解放者 沙皇”。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中，农民究竟得到了什么？ 人们常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正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法令颁布前在最高 国务会议上对贵族地主所说的那样：“诸位请相信，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凡是能 做的一切都做到了。”农民赎买的份地，代价实在是高得惊人。当时国家把地价抬 得老高，原本只值6 ．5 亿卢布的土地，而卖给农民却要9 亿卢布，加上偿付国家 贷款本息，农民实际花销不下20亿。不仅农奴主从中大捞了一笔，而且国家也收取 了大量的利息，倒霉的只有农奴，为了赎回自由身，他们被狠狠宰了一刀。尽管如 此，农民还是有了指望：只要辛勤劳作，省吃俭用，多年后或许会无债一身轻；说 不准哪天手头宽裕了，还能再买地盖房，过上好日子。而原来的农奴主，钱更多了， 人手却少了，于是便不再广种薄收，开始购置农机，使用化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废除农奴制，终归是解放了生产力，使俄国农业出现了重大转机。 可是，农业发展的枷锁，至此尚未打碎。也许是让农奴暴动吓破了胆，当权者 在宣布解放农奴的同时，又下令在各地普遍恢复“村社”，给农民套上了新的“紧 箍咒”。根据新法令，农民必须带着份地，加入村社组织。未经村社允许，农民无 权出卖、转让土地，也不能擅自脱离村社。原来的农奴主，摇身一变，成了村社的 “保护人”，有权撤换村长，驱逐村民，未经其允许，村社不得改变耕作方式，不 得开垦荒地。农户之间实行“连环保”，互相监督，哪户若不服从村社管理，作奸 犯科，邻里会因知情不报受累遭殃。几个村社组成乡，乡一级设行政、司法、警察 机夫，是维护帝国秩序的根基。建立村社组织，牢牢缚住了俄国农民。难怪几十年 后，列于对这段历史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俄国农民获得“自由”的时候，已经被剥 夺得一干二净了。 　　　　　　四、理想与现实的困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改革 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何把俄国这样 一个落后的国家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是摆在刚刚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 道难题。当时的他们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刚经历完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又正激烈 进行着。苏俄经济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境地，粮食危机、能源短缺、交通破败。在莫 斯科，1918年 1月全市只能得到计划供粮总额的 7．1 ％，4 月下降为6 ．1 ％， 5 月更降为5 ．7 ％。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每天只能得到1 ／4 的面包。饥饿笼 罩着全国，士兵和工人得不到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最起码的食品供应，粮食成为当时 仅次于军事的重大问题。很多工厂因缺乏能源而无法正常开工，交通失灵使国家想 方设法集到的粮食和原料无法从产地运出来。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机之中，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确保战争 的胜利。 于是以列宁为首的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提出“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并宣布全国为军营，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转人战 时轨道，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保证国防需要。政府陆续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颁布了 余粮收集制法令，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政府组织工 人征粮队下乡，以确保征粮任务的完成。在大城市，除大工业外，中等工业也收归 国有，对小工业则实行监督。国家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总管理局 对工业的管理、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集中领导。排斥自由贸易、实行粮食 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对全国成年人实行劳动义务制。所有这些应急措施，后来 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的确有逼不得已的客观条件。应该 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保证了在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粮食和物 资极度匮乏的俄国，仍能收集到供给军队和工人最低限度的口粮与生活用品，从而 使苏俄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诚如列宁所说：“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是一种功劳，”“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是正确的。” 然而，这个功劳是有限度的。许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度。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本来只能是战时的政策。然而直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这些 非常政策不仅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与当时 的客观条件有关，也与苏俄领导人的共产主义热情与理想密切相连。当时在列宁和 其他一些领导思想中都有一种“直接过渡”的想法。也就是认为可以经由战时共产 主义政策可以跃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列宁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当时我们…… 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另外在当时那些纯洁的共产党人中，包括列宁，还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当然 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在当时他们却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他们始 终认为市场、商品买卖、流转自由、贸易自由、经济核算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列宁曾说过：“恢复商品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 自由也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 后来，列宁为摆脱苏俄经济的困境，宣布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与资产 阶级暂时妥协的“新经济政策”。尽管做了许多工作，表明这样做不过是取得宝贵 的喘息时间，喘息完了马上就要对资产阶级发起新的更猛烈的进攻的，仍然不能说 服那些相信“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人们。 理想主义的诗人写道：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 机。两年间共青团有一半人退团，许多俄共党员退党，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 知识界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自杀浪潮，党内一些高层人物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富 农方针”，“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官僚主义邪恶，那这条新路线就是资本 主义邪恶”，似乎官僚主义邪恶比资本主义邪恶要可爱得多。1922年的共产国际会 议上，甚至还有人“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 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陶大哭”。 到1921春，由于战争的破坏，“战时共产主义”的加紧推行，以及收集余粮过 程中的滥用职权现象和趋势过度的消极后果，苏俄国内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 治危机。俄国的农村在经历了革命风暴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 富农的势力在削弱，户数减少了2 ／3 。革命前，贫农是大多数，现在占优势的是 中农。广大农民为了保护分得的土地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曾接受余粮收集制。但是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外国入侵威胁的消失。农民不肯再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们 强烈反对征粮队的活动，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但遭到否定和拒绝。农民的不 满与日俱增，反苏维埃暴动频繁发生。1921年3 月，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海军基地 哗变。该驻军中有15000 名来自农村的士兵，对余粮收集制及对农民的残酷镇压表 示不满。骚动最初是自发的，没有任何阴谋集团在背后操纵。他们提出“拥护苏维 埃，正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口号。1917年曾准备为革命牺牲生命的人现在起来 反对共产党，这确实让人不得不深思。暴动虽然镇压下去了。教训却是深刻的。如 果不改变政策，就可能失去民心，失去好容易才得到的胜利。 列宁敏锐地注意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危害。他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 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 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 一天，一个美国青年来到克里姆林宫前，路上的人们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他。 很快人们就得知他就是受列宁热情邀请而来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1921年6 月， 他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苏俄，原本想帮助医治当时流行的斑疹伤寒，但大规模的饥荒 所引起的灾难却使他大为震惊。他立刻用100 万美元购买了100 万普特小麦，用船 运到苏俄销售。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热情邀请哈默前来。在办公室里，列宁用英语和哈默交谈 着，他问起哈默在苏俄旅行的印象。哈默告诉他说自己刚在饥荒地区和乌拉尔地区 呆了一个月。列宁听到这里，脸色露出忧郁的神情，缓慢地说：“是的，饥荒。我 听说你本来想做些医务救济工作，当然这种工作很需要，不过，我们最需要的是美 国商人，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列宁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 》杂志，一边翻，一边说：“瞧！这是你们人民做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 高楼大厦，发明，发展机械来代替人的双手。”他放下杂志，“我们是个落后的国 家，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你们和我们可以取长补短。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料和 销售机器的市场，以后还可以在这里推销工业产品，而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 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哈默谈起访问乌拉尔区的印象，认为俄国的物资人力都很充足，许多工厂的状 况比他预计的要好。列宁点点头。“不错，内战使一切陷于停顿，现在我们必须从 头做起。我们刚刚制定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求重新发掘我们的经济潜能。我们希 望建立一种给外国人的工商业承租权的制度，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发展。它将为你提 供很好的机会。” 列宁在这里所提到的新经济政策是在1921年3 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 大会制定的。大会通过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标志着“战时 共产主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实行。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意味着在农、工、商几方面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退却， 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个正确的退却，才使苏维埃政权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所谓新经济政策，简单说来就是：农业上，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农民交纳一定的粮食税后，其余部分归自己自由支配。这一作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直接体现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速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 发展。到1925年，农业总产量达到战前的87％浓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工业上，也把以前的全部工业国有化转变为将部 分工业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各自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恢复私人小企业；同时 进行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允许小商品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振 兴经济，也促使工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20年工业生产指数只及战前1913年的 13．8 ％，到1926年已开始超过战前，为1913年的108 ％。商业上，同以前的国家 垄断贸易改为自由贸易。在国家的调节下，商业经济由开始的商品交换制逐步转为 货币交换制的自由贸易的正常轨道，商品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速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步伐。 哈默从同列宁的谈话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不久后，哈默就成了第一个在苏 俄经营租赁企业的美国人。他还劝说坚决反共的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到俄国开办企 业，经销汽车和拖拉机，于是其他一些公司也蜂拥而来。后来，福特还在俄国修建 了一个汽车厂。虽然福特一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敌，但对这笔生意却颇为满意。 因为苏维埃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外国商人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也使苏俄冲 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顺利恢复起来，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22 年12月，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 苏联），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五、新政权的光荣与梦想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 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在这一观点作用下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思想都是会产生资本主义，是右 倾的。于是他用反右倾的政治斗争手段取消了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迫切关注的是使苏联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早在1925年4 月， 斯大林就在俄共（布）14大上，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提法鼓 舞了人民的信心，得到人民的拥护。代表会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指出“社会主 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1925年12月，俄共14 大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之后，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时期。 斯大林的工业化纲领就是必须高速发展，从重工业开始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斯 大林说“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只要发展了重工业就 是实现了工业化。至于轻工业。农业等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为发展重工业服务的 各部门；至于各经济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可以不予考虑的。 斯大林用各种行政手段来确保工业的发展，政府把国有企业。矿山、铁路、银 行以及贸易部门的利润尽可能多地缴上来，作为工业化基金。向农业征收高额税来 补贴工业；再就是号召人民艰苦朴素，用发行公债等办法把消费基金转为建设基金。 然而，这些仍不能解决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要。 斯大林对付这个问题的绝招是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开始是不断抬高工业品 价格，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向农民再额外收税。斯大林认为要搞好工业化，必 须改造小农，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成大规模集体经济”，纳入计划经济， 这样的农业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化的后盾。1930年1 月，斯大林要求在几年内实现全 盘集体化。 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诗人用动听美妙的诗篇来描述集体农庄的美好。特瓦尔多 夫斯基的《春草国》描述了一位中农寻找乐土“春草国”的经过。家乡办起了集体 农庄，主人公中农莫尔古诺克不愿意参加，就骑上马远走他乡，寻找梦中的“春草 国”，在农民传说中，春草园是个自由富饶的、没有集体化的乐土。他想着在春草 园过着完全独立自主的日子：“前后左右的土地／都是自己的／你哪怕种一棵小草 ／也都属于你。／遇事谁也不用问／惟你为尊／你要割草就割草／你想出门就出门”。 这样的乐土他当然没有找到，但一路上的经历告诉他，集体农庄制度带给农民的正 是他所盼望的自由劳动和丰衣足食，所以他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准备加入集体农 庄。在作者笔下，有一个村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屋顶、完整的木屋／每个角落都有 破洞／33个院子里／一共只有三根烟囱”，全村只有一只公鸡，而且老得昏了头， 啼叫没有定时，所以村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人们闲着什么事也不干，任凭麦 秸腐烂，篱笆倒塌。一问，才知道这里都是单干户。 诗写得像童话故事一样优美，可是这真的是当时历史的真相吗？集体农庄在当 时农民的眼中真的是“乐土”吗？不是的。在新经济政策下，农民已经渐渐富了起 来，俄国的大部分农民是有一定生产工具和财产的中农。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富农 和中农不可能那么穷，而集体农庄也不可能那么富。对农民来说，加入集体农庄的 代价是可怕的。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就好像是对苏联农村的宣战。富裕农民或被送 进强迫劳动营，富裕农民中比较穷的或影响较小的被用武力驱赶到集体农庄里去。 农民对此予以回击，有时发生激战。强迫集体化的恐怖甚至使心肠很硬的官员们也 受到精神打击。一位秘密警察上校在火车上流着眼泪对他的同伙说：“我是老布尔 什维克，我曾在地下反对沙皇，然后我参加内战。我做的这一切难道是为了今天我 用机关枪包围村庄，同时命令我的部下不分青红皂白向一群农民开火吗？啊，不， 绝不广‘农民战败了，但他们不愿交出他们的家畜，他们宰杀牲口，面对不可避免 的饥馒纵酒狂饮，大吃大喝。农村牲口减少了一半，庄稼没有种上或者没有收获。 1931―1932年，有几百万人饿死。 工业化在多方支持保驾下展开了。从1928年到1937年，苏联完成了两个“五年 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38年开始，但是被德国的入侵所打断。两个五年计划 期间，苏联建成了6000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和轻 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194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 年增加6 倍多，超过法、英、德，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六、赶超是要付出代价的 “落后就要挨打”，斯大林时刻记得这一点，他认为帝国主义时刻会发动侵略 苏联的战争，在他看来，苏联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接着正常步骤和速度发展工业。 所以用尽各种手段进行赶超式的发展。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建 成了庞大的工业化基础。表面看来，苏联在经济上也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事实 上，却为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如前所述，苏联工业化最大的牺牲者是农业和农 民，片面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产量，在全盘集体 化运动之前的1925-1927 年间平均每年为7527万吨，“一五”期间降为7320万吨， “二五”期间再降为7290万吨。畜牧业的状况更差。“一五”计划期间，马的头数 从3210万头降为1730万头。牛从6010l 万头降为3350万头；羊从1077万头降为3730 万头。猪从2200万头降为990 万头。“M 五”计划期间，大牲口的回栏数在所回升， 但都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轻工业产值虽然1940年比1913年增加了3 ．6 倍，但同 期重工业却增长了12．4 倍。这种不同的增长比例造成农轻工重经济发展严重失调。 在一路赶超的思想下，苏联的工业化一味地追求高速度，强调产量和产值，却 忽视了质量问题。生产出来的许多产品质量低劣，根本无人问津。 由于斯大林式的强制集体化的结果，全国各地经受了严重的供应短缺，一些地 方遭到了可怕的饥荒，甚至像土豆和卷心菜这些革命前最便宜的食品，在斯大林的 不合理的农业政策下也变得稀少起来。国营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乌克兰发生了大 饥谨，那里约有七百万无助的人在这次饥馑中死去。为了使工业化能够按照确定的 目标前进，苏联必须从海外购买工业设备，因此就必须出口食品，而且要尽可能多 地出口。但是价钱却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萧条而被灾难性地降低了。就这样，处 于“面包篮子”中的乌克兰人，为了国家的强盛而饿死无数。 斯大林抛弃了新经济政策，建立了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体制。这是一种什么样 的体制呢？这种体制，后来也被人们称为“斯大林模式”，其最主要的特征是“高 度集中”与“高度集权”，也就是把国家的一切权力，如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 教育科学技术等所有的决策权都集中到联共（布）中央的最高领导，即斯大林手中。 一切重大问题，往往都是斯大林一锤定音，例如五年计划的全部原则，甚至某些细 节，“都得由伟大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来制定。”这种模式权力过于集中，几乎 没有民主，只可能是一种僵化的体制，缺乏自身调节的能力，也最利于产生个人崇 拜。这样一种体制被后来的领导人继承下来，虽然几经“改革”，但一直到80年代 中期，仍在苏联顽强存在着。成为苏联发展的最大障碍。 公正一点来说，斯大林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特定的作用。 可以让苏联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工业化，尤其他的重工业水平在短 时期内赶上并超过了世界上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可以取 得战胜法西斯的最后胜利，也得归功于战前所建设的强大的重工业基础。但是，苏 联人民付出了代价也是相当高昂的。 借着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1954年2 月，意气风发的赫鲁晓夫开始了 他的经济改革。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时代就曾多次负责过农业工作，向来以农业专家自居。苏联 农业的灾难已成为社会的大问题。1954年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 于进一步扩大苏联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3 月，苏共中央就这 一报告通过了决议。规定1954―1955年至少开垦1300万公顷荒地，要从这些土地上 收获11―12亿普特粮食，其中要有8 ―9 亿普特商品粮。以后这个数字又上升到1500 公顷，甚至3000公顷。在赫鲁晓夫等人的大力倡导以及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支持下， 垦荒最初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954―1958年，苏联的播种面积增加了29％。与1949 ―1953年的4 年相比，1954―1958年粮食每年平均收购量增长37.6％，其中1956年 来自垦荒地区的谷物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1％。从1954年起农产品的商品率在上升， 基本保持在45％上下。 赫鲁晓夫认为农业的出路在于畜牧业的重点发展。他说：“不能离开畜牧业问 题来看粮食问题”。为此，他强调要大力发展新的饮料资源一玉米，提出要在1960 年使全国的玉米种植面积达到2800万公顷。赫鲁晓夫以极大的热情，频频会见各地 方领导人，与他们谈话，向他们施加压力。就连他政治上的对手莫洛托夫也承认： “赫鲁晓夫跑了很多地方，他经常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他本人经常呆在庄稼汉 中间，在这方面是无可指责的，他的优点恰恰在这方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现在苏联已拥有一切 必要条件，通过和平竞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在按 人口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随着农业的丰收，赫鲁晓夫取消了义务交售制，国家开始实行统一的农产品收 购办法。这样一来，在集体农庄中的农民总算可以稍稍松了一口气。之后为了鼓励 农业生产，国家又不断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提高农产品价格。 在工业方面，赫鲁晓夫也作了一些调整。应该说，在改革的前期，赫鲁晓夫的 头脑是比较清醒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民积极性提高，生活水平改善， 到1958年止。农业生产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便好景不长。从1959年开始，苏联农业 就开始走下坡路。改革中的急功冒进和瞎指挥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1958年， 苏联粮食大丰收，赫鲁晓夫头脑一热，提出了苏联在“3 ―4 年内在人均肉类、牛 奶和黄油产量方面赶上美国。” 其实，当时美国人均每年消费肉类96公斤，苏联只在36公斤，还差得远着呢。 在垦荒和种玉米过程中，一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为了讨好赫鲁晓夫，采取虚报、 浮夸办法。赫鲁晓夫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很沮丧地谈到了这一点：“当我开始为 种植玉米开展宣传运动时，我真诚地相信――并且我仍然相信――这是做得对的。 但有些干部奉迎我。说得粗一点，他们好像一群马屁精。他们不首先让农民作好适 当的准备，就坚持大面积种植和收割玉米。最后，人们对玉米可以作为青贮作物产 生了怀疑，而我作为第一个推广委员会玉米的倡议人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 在开垦荒地过程中，不注意保护，破坏了生态平衡。而有些地方根本不适合种 玉米，却因为领导人的喜好而被强行种植。在工业调整方面采取的许多措施也遭到 了相同的命运。本来出发点是好的，却往往没有计划，一哄而起，操之过急，产生 了不少消极后果。赫鲁晓夫为了对抗集权的害处，强调经济中的分权，权力下放， 结果越分越散，造成管理中的混乱。这一场改革没有解决苏联经济中的根本问题。 　　　　　　　　　　七、盛世挽歌：20世民70年代的苏联 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曾经问过俄罗斯人民，如果可以选择， 他们最想回到什么时代。大部分人的答案是“勃列日涅夫时期”。 勃列日涅夫时代是苏联历史上惟―一个稳定和发展的时期，其间由于政策得当， 环境稳定，致使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将苏联带上了其发展历史中的巅峰，也真 正在国际上确立了堪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地位。但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的政治经 济政策也为苏联国家分裂和经济崩溃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全面检查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内外政策，并没有全面否定。 对赫鲁晓夫时期在农业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尤其慎重，错则改之，对则坚持并使之 完善。勃列日涅夫也很重视农业，他认为近几年来农业增长速度减慢了，农业发展 计划没有完成，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产量提高很慢，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 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针对赫鲁晓夫时期经济管理权过于分散的局面，把 一些权力重新收归中央。 这次改革比较重视引进“物质利益”原则。允许农庄庄员发展个人副业。提高 农产品的价格，从1965年到197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共提高7 次，价格指数抽调60 ％以上。 此外，从1956年起，集体农庄也和国营农场一样，实行月工资制度，提高了集 体农庄农民的待遇。加大在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重视把最新科学技术 成就运用于发展农业。苏联农业向着集约化发展。尽管有这些方面的改革与调整， 苏联农业的问题却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症结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这显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作一些重大的体制调整。 1965年起，苏联在5 个企业中试行新的管理办法――“利别尔曼建议”。就是 在重工业企业中，国家只下达产量计划和麝香计划，其余各项经济指标由企业自行 制定；轻工业企业的产量计划也由企业自行制定。当完成计划时，企业可从利润中 提取奖励。利润与奖金挂钩，利润越多，奖金越多。后来，试验扩大到莫斯科、列 宁格勒等大城市。经过这次试验，苏共中央于1966年起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 其主要内容有：减少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多用价格、信贷和利润等经济方法， 少用行政手段，收人与生产挂钩。经济管理的基本结构为：部一总管理局一企业， 以部门管理为主，兼顾地区利益。 新经济体制实行的是一种集约化的发展方针，抓住了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增强 了经济手段的作用。企业自主权有所扩大，并注意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 结合。在改革初期，收效比较明显，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苏联“九五计划” 期间，经济增长率达6 。4 ％。与美国相比，苏联国民收人占美国的百分比由1950 年的31％上升到1970年的65％，工业总产值占美国的百分比由1950年的30％上升到 1970年的80％。 勃列日涅夫时期，人民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都上涨了，不仅肉、奶、 蛋、鱼、面包、瓜果、蔬菜等消费量，甚至电视、手表。照相机、电冰箱、洗衣机、 吸尘器、自行车、摩托车、小型汽车等高档、长效消费品也“飞人寻常百姓家”； 这一时期，苏联社会物价长期稳定，房租、交通费较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显而 易见的。可谓安定富足，国泰民安。 但在成就面前，苏联领导人惯有的过于自信和骄傲自满的毛病再度爆发。1967 年，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的报告中正式宣称：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 会”；1970年纪念列宁诞辰100 周年的大会上，他又重申了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 社会主义”这一论点。后来在许多场合勃列日涅夫多次讲到这一点。应勃列日涅夫 的要求，1977年苏联宪法载入了这一点，称“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事实上，这 样的思想也是一种超越阶段的想法，苏联的发展状况离“发达的社会主义”还很远。 一位西方观察家说：“勃列日涅夫时代压倒一切的特点，是这个国家社会政治 上的稳定。”在这种稳定背后，悄然出现的却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停滞。 对于苏联来说，70年代是改革旧体制的最好时机。前期的改革有了一定的成效， 积累了不少经验教训；从国际上来看，东西方之间的“缓和”渐入佳境。法国，德 国与苏联暗传秋波已久，美国也迫于局势，显示了愿意“修好”的姿态。有利的国 际条件，使苏联可以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关起门来搞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脱节。可以 更方便地获得西方的技术与资金，为国内的建设服务。而且，高度集中的、斯大林 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到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成熟，并且发挥完了它的历史作用，开 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检桔。新经济体制则己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来经济管理体 制存在的弊病，部分地调整了苏联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不适合生产力发展 的某些环节润而符合苏联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 的发展。这正如197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宣布的：苏联在最近十年 获得的成就相当于前40年的总和。但勃列日涅夫集团没有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抓住 时机进一步对传统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相反，把稳定看成了目的，提出压倒一切 的是稳定，并把维持现状看作实现稳定的手段，从而使固有的因循守旧观念和教条 思想不断发展。所有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国家的颠 覆行动和对党的挑战而遭到无情的镇压。直到经济增长的势头渐趋减弱，甚至出现 某种倒退，苏联进入了一个相对停滞的阶段。 政治体制僵化，权力不断集中。联盟的部级单位后来达到了160 个，被看作是 法律的各行政部门的大小命令法规达到以20多万种，一千多万条，可以说差不多小 便的动作也有规定了。行政命令体制的加强，缺乏民主监督的机制，必然令国家机 构臃肿和官僚作风大增。到1985年，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副部长领导干部达到800 多 人，一件普通文件的审批，经常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二个月。 同时，苏共党内风气的败坏和各级官员的种种腐败事件广为流行，贪污受贿、 任人唯亲、盗窃国库等毒素迅速蔓延，不仅党内高官涉嫌腐败，就连勃列日涅夫的 家人和他本人也都身陷其中。例如，谢洛科夫在当内务部长的17年间，实际上将内 务部第一大型国家别墅和曾作为内务部迎宾馆的第八国家别墅据为己有。他还在赫 尔岑大街24号占有一套很大的公寓。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 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在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一张叠一张地堆放了7 层； 而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都放在了床底下。身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丘尔巴诺夫一 勃列日涅夫的驸马爷，在几年的时间里，贪污受贿达654200卢布，约合美元105万。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前期，苏联借着新经济体制改革之强劲春风，似乎“一飞冲 天”。然而坐失改革良机却使它瞬间又落下。1980年“勃列日涅夫”号火车正式熄 火。这一年起，苏联经济最终陷入了停滞。当戈尔巴乔夫接手这个世界“超级大国” 之时，他所接的却是一个实际上已经崩溃的国家，只不过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