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业帝国主义（3） 那么，在实施甘蔗原料采取区制后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在表面上，甘蔗原料 采取区域内双方地位平等，农民不受约束，可自由决定作物品种，但实际上，蔗农 境况并没有如我们想像那么好，且情形似乎更糟。首先，蔗农的作物种植选择权并 不自由。规则本身虽然没有明确限定，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 不少农家耕地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事实上只能以种蔗为最佳选择，尤为重要的是， 制糖会社对蔗作农家的耕作资金（常常还包括生活资金）的预贷，也束缚了蔗农的 选择权；再者，制糖会社对民有地实施了水利建设，作为代价，要求蔗农必须种植 甘蔗。对于种植甘蔗的农民制糖会社依据《蔗作奖励规定》予以各种奖励，这也吸 引很多缺乏农业生产经营资金的蔗农从事甘蔗的种植。据统计，1936～1937年度新 式糖厂贷款金贷放情形为：耕作资金673 ?5 万元，肥料费 910?1 万元，蔗苗费 86?6 万元，其他58?4 万元，共计1728?6 万元，平均每户蔗农所贷资金约150 元。川野重任：《台湾米谷经济论》，台湾银行，台北，1969，第95～96页。 其次，甘蔗收买价格由制糖会社单方面决定，蔗农无权参与。一般地说，甘蔗 收买价格的高低取决于竞争作物的市场价格，譬如以相同面积的双季水田、看单季 田或旱田种植水稻、陆稻、甘蔗时所能收获的生产物总价格为标准，以决定每千斤 甘蔗的单价。其中蔗价与米价的关系最为密切，如 1938 ～1939年度帝国制糖会社 甘蔗收买价格乃比照粳米稻谷价格而定，米价3 元，甘蔗收买价（水田）亦3 元， 其3 元以上的比价分别为 3?25∶3 ?45、3 ?75∶3 ?95、4 ?50∶4 ?60、4 ?75∶4 ?９0 ；川野重任：《台湾米谷经济论》，台湾银行，台北，1969，第 95 ～96页。而这些价格都是由制糖会社单方面决定的，联系到蔗农只能将甘蔗售予区 内制糖会社的规定，这无异于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收买。发布收买价格的日期通常在 甘蔗种植前夕或当时，也有在甘蔗生长期间，甚至在制糖开始之后，农民实际上无 法预先做出决断，以便拿定主意是不是还种甘蔗。由于制糖会社拥有原料价格决定 权，它所制定的价格往往偏低，经常激起蔗农的抗议浪潮，如1923年林本源制糖会 社与二林蔗农的纷争，即是蔗农要求提高甘蔗收买价格、降低肥料价格以及要求在 甘蔗收割前公布收买价格而引起的。 第三，蔗农没有自主经营甘蔗耕作的自由。以当时的《甘蔗收买价格及栽培奖 励规程》为例，其有关条文如下：“本公司依据耕作者之申请贷放甘蔗肥料。甘蔗 肥料之种类、施用量、施用时期、施用方法等，无论肥料是否由耕作者自给，均应 依据本公司直接指导。”“种植用蔗苗本公司指定之特设苗圃配给，或以本公司承 认使用者为限。”“收获顺序、数量及其他作业均应依据公司之指定。”“合于下 列情形者扣二成以内之原料费及特别补助费。一、各项收获标准作业实行不良者； 二、收获前擅自切尾、除去青叶者。”“合于后列情形者扣五成以内之原料费及特 别补助费：烧甘蔗、擅自收割原料、收割超出指定数量者。”显而易见，一旦与制 糖会社订立甘蔗种植契约，蔗农的经营权基本丧失，从甘蔗苗种的选择、耕作的日 期和方式、施肥的种类和方法、收获日期及数量，乃至甘蔗的处置，一律都受制糖 会社的支配，农民不能依据自己的意志实施耕作，须接受糖业资本家的指挥和监督， 蔗农的实际地位类似于糖业资本的契约隶农。制糖业资本家就是通过这种半封建的 超经济强制手段来获取超额利润的，日本制糖株式会社在台湾成功的秘诀也正在于 此。 上述可见，制糖工业的发展似乎没有给周围地区的蔗农带来什么大的好处，却 将他们束缚在糖业资本的奴役圈中而难于自拔，蔗农的身份地位不仅没有提高，相 反是在原地踏步甚至后退。至于蔗农的实际利益也未见多大的改善，据某制糖会社 透露，每甲收获甘蔗6 万斤，假定收买价格每千斤5 ?50 元，则每户（劳力3 人、 水牛1 头、栽培地3 甲）年收入800 元，除去苦力工钱、肥料费用等等，大体已无 剩余。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1964，第119 页。也 就是说，仅仅依靠种植甘蔗，蔗农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必须依赖其他农业及非 农业收入来补其不足。因此，蔗农生活能维持或有所提高，并不是制糖会社的功劳， 而是蔗农增加劳动力投入的辛勤所得，把这笔账算到制糖会社的头上是不公平的。 mpanel(1); 以上人们看到的基本上是自耕蔗作农家的经营状况，他们与糖业资本的关系是 一种“实质性的雇佣关系，是糖业资本预贷资金的奴隶”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 义下的民族革命运动》，未来社，东京，1978，第130 页。。至于在制糖会社直营 农场范围内的佃作蔗农，他们的境况与前者相比更为困窘，他们不仅生产经营受到 会社的支配，并且有向会社直营大农场提供劳动力的义务，禁止从事农业以外的兼 业活动，甘蔗原料的收买价格也当然的归制糖会社片面决定，租佃契约的解除与否， 亦由会社单方面操纵。日据时期台湾糖业从原料获取的角度而言，究竟是农民糖业 （sugar ?with?peasant ）还是雇工糖业(sugar?with?proletariat)？学界存 有争议。诚然，台湾糖业大部分向农家收买甘蔗只有小部分（20% ）靠自营的雇工 栽植农场取得，但是，台湾农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一方面自耕农受糖业资本的控制， 另一方面农民被剥夺的历程一如既往的进行着，农民的“普罗化”或无产化更以其 经典化的进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马克思“资本将依自己的形象重塑整个世界”的 论断依然被证明着。参阅柯志明《糖业资本、农民与米糖部门关系》，收入陈秋坤、 许雪姬主编《台湾历史上的土地问题》，“中研院”《台湾史田野研究室论文集》 （1 ），台北，1992。在台湾，农民糖业和雇工糖业并存，而雇工糖业又是以台湾 农民的“普罗化”为基础的，它强烈的改变着台湾一些农村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下面的例子不仅反映了殖民政府对糖业资本家的扶持和保护，而且展示了台湾农民 向无产者转化的过程，它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台湾工业发展与农村生活间相互关系的 一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