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水利建设（2） 我们知道，嘉南平原是台湾主要的蔗作农业区，在这个区域内有东洋、大日本、 明治、盐水港四大制糖会社，在规划水利计划的时候，他们是一片反对之声，其理 由是：“这样广大的看天田若一旦变成水田了后，即耕种甘蔗的面积，一定大大的 减少起来，那是难得赞成的。”官方则对此答复说：“嘉南大圳的水量不足，年年 要灌溉十五万甲的土地是不可能的，照组合的计划是每年要灌溉五万甲，三年轮着 一回而已，所以不得不使农民们‘三年轮作’，就是一个年耕种米、一个年杂粮、 一个年甘蔗，这种办法，岂不反倒是会社的利益吗？”由此可见，日本殖民当局从 一开始就充分考虑到了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利益，并尽可能的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当 时人们就揭露说：“（三年轮作）这个意见，不过是组合和会社们妥协的条件吧！” 《嘉南大圳的灌溉问题》，《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18日。这样一来，当地原来 可以种水稻的田地，因纳入了嘉南大圳的灌溉系统，就也必须同样实行3 年轮作制， 这种无理且违反农业生产规律的做法理所当然的激起农民的反对。据《台湾民报》 报道，虎尾郡仑背庄一部分由天河井灌溉的土地，原本年年可以种稻米，嘉南大圳 完工后，水利组合便不分青红皂白的将天河井封了起来，强迫实行轮作，引起了当 地农民的反抗。原先不能种稻的土地，自大圳给水之后，“农民的希望是年年要种 米的，反之，组合却强制他们实行‘三年轮作’”。但是，由于低洼土地种甘蔗一 甲收成不过四五万斤，比别的农作物不合算，而耕种杂谷的，比耕种甘蔗反而利益 更大，“农民们哪里肯把应得的利益抛弃？”《嘉南大圳的灌溉问题》，《台湾民 报》大正14年12月27日。仑背庄农民强烈抨击道：“将来乌头山的灌溉区域，或者 它的水量有些不足亦未可知，现在仑背方面的水量是十分足的，组合故意要三年灌 溉一回，不过是为拥护制糖会社的利益起见而已。”《嘉南大圳的灌溉问题》，《 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18日。 其次，3 年轮作制规定以150 甲为经营单位，50甲种水稻、50甲种甘蔗、50甲 种杂作，这样的划分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和制糖会社所有地自然没有什么妨碍，但对 中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及佃农来说，却产生了根本性的生产变革。他们的土 地一般来说都在50甲以内（如据1929年8 月和 1930 年8 月的调查，虎尾郡农户耕 地集中在一个耕作区内的达到总户数的26% ，北港郡为29% ）川野重任：《台湾米 谷经济论》，台湾银行，1969，第 103页。，由于实施3 年轮作，在轮到他们种植 价值低的甘蔗或杂作的年份，恐怕是要大受其苦了，同时又由于3 年中各年份的收 入不同，小土地经营者的脆弱性加剧了，其生产及扩大再生产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尽管水利组合曾动员农民实行小组合，对耕地偏在一个作物区内者，相互交换使之 分布超过两个作物区。这虽使得情形有所改善，但农民仍然没有选择种植利益高的 作物的自由。因此，3 年轮作制明显有利于制糖会社和大土地所有者，同时经营的 集中化也一定程度上促成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趋势，加剧了部分地区农民向无产者转 化的进程。 mpanel(1); 最后看看嘉南大圳灌溉区域内的水租问题。水租一向是台湾农民一项相当重的 负担，据1930年的统计，在国税、州税、街庄税、农会费和水租诸项负担中，水租 所占比例最大，自耕农占34?1%，半自耕农占22?76% ，佃农占32?8%。涂照彦： 《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人间出版社，1993，第233 （日文）页。据报道： “嘉南大圳区域内的地主农民，对于该大圳的水租的征收，认为过重的负担，屡次 惹起物议纠纷。”《嘉南大圳评议员筹设大圳问题研究会》，《台湾新民报》昭和 6年12 月19日。为缓和不满，1930年地方行政当局实施减半征收，但仍有相当部分 人由于不堪负担而滞纳，以至土地被当局收押，甚至连个别大地主也不例外。如台 湾总督府评议员黄欣因滞纳水租600 余石而将7 甲土地用以抵押。报道称：“原来 同君是该区域内的大地主，故对于体面问题，确是大有看重，然于这回也不得不受 这样的处分，可见其他受处分的一般穷窘的农民地主之困难是更加尤甚，值人可怜 的。”《嘉南大圳的水租依然不能缴纳》，《台湾新民报》昭和6 年11月28日。水 租问题甚至影响到了其他的水利建设，如1930年10月高雄州曹公圳水利组合决定扩 张凤山大寮水圳，引起区域内农户的反对，主要理由就是认为水租负担“恐怕要陷 于桃园大圳、嘉南大圳等的覆辙”《是谁的利益？凤山大寮水圳扩张》，《台湾新 民报》昭和 6年10月24日。。可见，水租负担给台湾农户带来了沉重压力，以至于 危及水利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