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化协会（2） 思想进步及其言行给全岛民心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时至1920～1930年代， 中部上流社会和青年知识分子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在台湾民族运动中发挥主导作 用，上面所列名单上，中部出身者达22名，占总数的52?38% ，雄居首位，加上台 湾民族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林献堂本身就是属于台中州大屯郡雾峰庄，则更凸显了这 一点。其二，文化协会的中坚属于日据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年 龄结构上看，平均年龄为30?47岁，其中40岁以上者仅6 人，29～39岁者19人，1895 年日本侵据台湾后出生者17人，以受教育年龄为计算起点，假设当时的受教育年龄 为8 岁起始，则1887以后出生者中除个别仍遵循汉学传统外，日本殖民地教育体系 下接受教育的这一辈人数达33人，比例为85?71% 。这表明殖民地时代成长起来的 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台湾民族运动的骨干力量。其三，从这张表也可看出， 文化协会是台湾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反日民族力量的统合体，在这个统合体中，地主、 贷地业者10人，律师、医生、记者、公司职员等白领阶层22人，小本经营者2 人， 木匠、裱褙师、送报夫等蓝领阶层4 人。总括来说，台湾文化协会基本上是一个由 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有相当部分工农民众参与 其中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其基础便是建立在反抗日本殖民主义这一共同点之 上的。 前面提到，台湾文化协会的中心任务，就是启发民智、宣扬民族文化、促进台 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这就需要动员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为达成这一目标， 文化协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启蒙宣传活动： （1 ）举办各类文化讲习会。它们是：台湾通史讲习会，由连横主讲，听众每 天多达300 余人，据总督府称：连横在讲习会中“常露诅咒总督政治，挑拨民族的 反感之口吻”。通俗法律讲习会，由蔡式谷主讲，讲词中“有讽刺台湾总督府的施 政压迫台人的言辞，谓有扰乱治安之嫌疑”蔡培火等：《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 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544 页。，遭到禁止。此外，还有通俗卫生讲座、通 俗学术讲座、西洋历史及经济学讲座、汉文讲座等等，因主讲者多借讲座抨击日本 殖民统治，故常有警察临场监视。这些讲习会的目的在于普及新文化知识并激发台 湾民众的民族反抗意识。 （2 ）创办报社，发挥舆论的广泛宣传作用。文化协会创建伊始，就筹划出版 《文化协会会报》，但因其中包含许多民族意识强烈的内容而遭禁止。《台湾民报 》成为文化协会的事实上的机关报，后改为《台湾新民报》，由周刊进为日刊，报 纸利用汉文记事，积极为台湾人民的利益呼吁呐喊，揭露总督府的专制统治，宣扬 中华文化和大陆的情况，“专用平易的汉文，满载民众的智识，宗旨不外欲启发我 岛的文化，振起我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的幸福”。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 》，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95页。蔡培火称：“（《台湾民报》）除做台湾 人的喉舌，呼吁诉苦，对总督府的恶政加以指责批难，对民间日人的歧视曲解予以 纠正外，对台湾人的思想、文化的启蒙也有甚大的帮助。”蔡培火等：《台湾近代 民族运动史》，学海出版社，台北，1979，第39页。尤其是对祖国的介绍和大陆作 家作品的转载，为殖民地新闻封锁下的台湾民众和祖国人民间系起了一条情感和文 化联系的纽带。 （3 ）改良、普及文化艺术活动，寓教于娱乐之中。在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影响 下，陈嵌、周天启等组织成立彰化新剧社，开创台湾新剧运动。台北陈凸也成立星 光演剧研究会，研讨“五四”以来的新剧并将其移植到台湾。此外还有新竹新光剧 团、基隆民运新剧团等，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以宣传民族意识、讥讽总督政治为中心 内容，世人称之为“文化剧”。另外，在1925年又成立了美台团电影放映队，在放 映的同时以台语配音，言语中不时讽喻政治，当临场警察出来干预，台下民众便发 出一片抗议声。《台湾民报》报道：在凤山郡的放映中，“往观的人实在是空前未 有的多，而警察方面却有些神经过敏――即有一个巡查某，公然拿出手指簿记着男 女儿童多少人去看戏。看着的人多是抱腹而笑，听着说这是上司的命令，真是命令 的丝毫无意义，难免受人民误解警察当局过于干涉了。”《台湾民报》1928年11月 25日。放映前还同声高唱美台团歌，密切了文化协会与广大民众的感情联系，促进 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mpanel(1); （4 ）文化讲演会。文化协会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宣传动员手段即是遍及全岛 各地的文化讲演会，日人史料记载称：“讲演会是文化协会最重视的活动。在一般 民众知识程度较低的台湾，文化协会的启蒙如采行文书宣传，难免缺乏大众性，所 以说它几乎全以讲演会来达成目的，并非过言。”“因为他们所讲述的民族主义， 以及对台湾统治的诽谤，激起地方民众很大的回响，很受欢迎。”“地方会员每当 有事，便召集干部开办讲演会，动员无智的民众，名为欢迎，鸣放鞭炮，进行一种 变相的示威运动，有时则召开旁若无人的大欢迎会，一壮气势。干部们对地方民众 的这种态度，颇为自得，以志士自居，一味煽动起民族反感，不加省察，以致造成 空前的反母国风越发加深。” 若林正丈：《台湾总督府秘密文书“文化协会对策” 》，（日本）《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1978年）。在这当中文协干部无形中 成为集聚民众的领导者。讲演会听众踊跃，如1924年有132 次，讲演者432 人，听 众44050 人；1925年讲演会315 次，讲演者1165人，听众高达117880人。王诗琅译 《台湾社会运动史》，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第273 页。 高两贵台北市蓬莱 町26公学校毕业送报夫同上黄氏细中国福建省泉州府晋江18台北女校退学同上同上 娥县石溪乡资料来源: 《警察沿革志》，第194 ～197 页。警察沿革志》，第194 ～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