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4） 日据时期台湾由于其殖民地社会性质，在殖民当局专制政权机器的庇护下，无 论政治、经济还是教育、文化等等所有方面，作为统治民族的日本人和日本资本都 占据了主导地位，台湾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夺的境地。因此，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 是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主义的矛盾，台湾人民开展民族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日本殖民 统治者、日本资本家及其帮凶或“协力者”，这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斗争的主 流。然而，除了民族矛盾之外，台湾社会同样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地主阶级与 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仅有日本资本家剥削台湾工人农民，台 湾本地资本也不是慈善家，他们也是靠剥削台湾工人的剩余价值来积聚财富，台湾 本地地主照样不会免除台湾农民的租税。也就是说，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阶级和阶 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不过是受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阶级矛盾居 于次要的地位，服从于民族矛盾的需要罢了。 什么是阶级？列宁曾给它下过经典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 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 （这种关系大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 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 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 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 卷，第10页。阶级的划分主要是由各 集团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决定的。资本家占有全 部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从而在生产体系中处于雇佣和被 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主权国家中阶级关系如此，在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关 系也是一样，其实质没有任何的改变。同样的在殖民地台湾，正如《台湾民报》所 指出的：“贫弱的人们，受了富强的人们的虐待，世界上到处都是一样，因此人心 发生一种阶级感情，是诅咒的感情，是争斗的感情，是贫弱的人要团结起来对富强 的人宣战复仇的很可骇怕的感情吧了。”《台湾铁工所的劳资争议》，《台湾民报 》昭和2 年5 月8 日。如此看来，民族矛盾并不能掩盖阶级矛盾的存在以及在一定 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激化，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 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之所以能蓬勃开展，是全体台湾民众在台湾人民与日本 殖民主义这一主要矛盾加剧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奋起反抗的结果。正因为只有全民 动员、全民参与，民族运动才有成功的希望，台湾工人、农民被普遍卷入到民族运 动的大潮中来。而随着世界被压迫民族反抗运动的崛起和共产主义思潮对台湾的冲 击，台湾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逐渐从一个自在的阶级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在 台湾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引导下，他们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阶级意识空前高涨。 农民组合、工会组织遍及全岛，“宛然春笋似的，一直簇生起来”《台湾铁工所的 劳资争议》，《台湾民报》昭和2 年5 月8 日。，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和所谓租佃争 以及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矛头主要针对日本地主资本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针对了 台湾本地的剥削者，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mpanel(1); 日据时期台湾的民族运动从本质上说，是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抗日本殖民主 义的民族民主斗争，其主要领导人林献堂等的指导思想是以体制内的、合法的反抗 来争取参政权，减轻台湾人民所受的专制统治的痛苦。体现在政治诉求上就是要求 成立台湾议会，实施台湾地方自治，代表的是殖民地社会台湾本地地主资产阶级的 利益。由于它反对的是殖民主义和日本殖民专制统治，所以能够团结广大群众并将 他们集合在了民族斗争的旗帜之下。然而，一旦工农大众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斗争 开展起来，就不可避免的与之发生阶级的冲突，阶级利益成为拦在民族运动内部两 个阶级之间的深深的鸿沟，在矛盾激化的时候，阶级的决裂表面化为组织的分裂， 文化协会的分裂原因在此，民众党的分裂原因也不例外，甚至在本身即主张阶级斗 争的台湾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如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关门主义”与“左倾盲动 主义，冒险主义”的斗争，究其根源也是围绕着在台湾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在 民族运动的同时开展阶级斗争问题展开的。落实到民众党的分裂事件，林献堂本人 有极直白的表述，他说：“与蒋渭水交换有关民众党新纲领的意见时，发现到新纲 领颇为激烈，是无产阶级本位的，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不能以 顾问的身份与党维持关系。所以断然辞去党顾问。过去我等屡遭民众党干部的攻击， 同为顾问的蔡培火、蔡式谷已被开除党籍，本来我对去留的问题尚在考虑中，但既 然现在党已把它的色彩如此鲜明化，我已没有理由留在党内。”《台湾社会运动史 》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62 页。另一名顾问林幼春也说：“民 众党失去了许多稳健的有产阶级党员，愈来愈和劳动团体的工友总联盟加紧合作。 这一次的新纲领、政策亦很明显地完全以无产阶级自我期许，已脱离原来的所谓全 民运动的领域。”《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62 页。彭华英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道： “我们从文化协会分裂后，计划组织民众党 之意志，在于广泛邀请地方之资产家、有学识名望之人士组成有力团体。一旦本岛 施行完善的自治制时使其变成权威性之团体，期能在本岛施政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理 想。然而目睹以无知愚昧的农工阶级为中心，出以无谋之行动，如此无智之辈横行 无忌，实令人遗憾。”《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 第187 页。显然，事情再明了不过了，为达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参政目标和自治愿望， 稳健派们需要工农大众的力量，需要所谓的全民运动；而当工农大众真正觉醒为自 身利益和本阶级的权利作斗争的时候，他们却害怕了，退缩了。阶级的分别和阶级 利益的根本冲突超越了民族反抗旗帜下结合起来的超阶级组合，作为民族运动团体 的民众党自身无法调和这一矛盾，分裂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