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与伤痕（1）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的所谓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空前的强制 同化运动，同时也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动员。这一运动以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灌 输日本皇国精神为核心，企图将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汉族及原住民强制同化为日 本皇民，塑造一批在日本统治者面前俯首帖耳的畸形的日本人，并借战争之机驱使 台湾人民、搜刮台湾富源。 社会学家沃夫・林顿（Ralph Linton）指出：“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其成员的生 活方式，是他们的习得、共享、并代代相传的观念和习惯的总汇。”〔英〕哈拉兰 博斯：《社会学》，中文摘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86，第3 页。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规定了特定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指导他们的行动， 限定了他们的人生观。台湾汉族文化是大陆文化的延伸，几百年来，大陆移民在垦 拓荒原的同时，就将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带到了台湾，并代代相传。日 本殖民者企图在短期内改变他们的文化，既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遭到了 台湾人民的抵制，是很难得逞的。 强制推行日语，在一开始就遭到台湾士绅的反对，他们以台湾地理上与华南、 南洋相邻为由，主张“（日本）南进目的地为华南及南洋，均为与台人同族同用汉 文之闽粤人接触，为遂行国策，应充分授台人以汉文”。潘公昭等：《今日的台湾 》，中国科学仪器公司，上海，1948，第245 页。日本殖民者不予采纳。在乡间， 传播传统汉学的书房仍顽强生存，直到1943年才被总督府强行禁止。台湾人在一些 公务场合要说日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说台湾话为主。所谓国语家庭的认定， 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3年间台北州共有3448户的国语家庭，只占总户数的1 ? 3%。台北是台湾的首善之地，台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在日本殖民者强 力推进的国语讲习所，人们在学日语之后，还有人利用配备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广 播，并且此类国语讲习所的绩效如何，亦颇值质疑。有报道称，一个少年在写给台 北州知事的信中就说了他的母亲在国语讲习所学了一年的日语，却连一句日语都不 懂。虽然日本人统计中懂日语者为数不少，但这一统计数字同样有问题，我们知道， 按照日本人的口径，只要一个人在国语讲习所里学了一天的日语，不管他后来是不 是坚持下去了，都算是“解国语者”了。周婉窈，上揭书，第50页。因此，官方的 数字不能准确的说明情况。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例子，如就在日本人声称日语 普及率高达60% ～70% 的日据末期，所谓皇民奉公会演剧挺身队在全岛演出皇民剧 的时候，很多地方就不得不用台湾话进行表演，因为用日语观众听不懂。1944年台 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召开大会，最初用日语进行，却因会议参与者不通日语而造成极 大困难。村上嘉英：《旧殖民地台湾语言政策的一个考察》，《天理大学学报》第 36卷第 2号。 mpanel(1); 改姓名运动在台湾的推行则遇到了更大的障碍，首先，日本殖民者曾经对台湾 人改姓名规定了以下几条禁止项：①历代的御讳御名；②历史上著名人物之姓；③ 与原来之姓有关之中国地名；④其他不当之姓名。周婉窈，上揭书，第56页。这里 的第三项明显是日本殖民当局的预防措施。由于日语与汉字的特殊联系，万一台湾 人将姓名取成祖国色彩浓厚的字眼，岂非大大有违日本人皇民化运动改姓名的本意。 但是，不少的台湾人还是不顾这一禁令，姓陈的改成颍川，姓黄的改为江夏，所在 多有。还有的如姓黄的改作共田，姓林的改作小林，等等，虽不一定有明显的民族 色彩，但其与中国人旧姓名之间的藕断丝连的关系还是看得出来的。台湾人对改姓 名似乎并不怎么热心，1940年2 月允许台湾人改姓名后，到了4 月才有12户改了姓 名，到了1941年底，台湾改姓名者只占总户数的1%，按人口计则为1 ?2%。1944年 后，随着条件的放宽，改姓名者增多了，但有人估计不会超过人口数的7%以上。周 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 限公司，台北，2003，第58页。难怪当时报纸说台湾改姓名者“意外之少”，再以 台湾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相比较，1943年11月台湾改姓名累计数字为，户数占 总户口数的1 ?69% ，人口占总人口的2 ?06% ，朝鲜却占了总户数的83% ，差距 之大，令人讶异。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3 页。此外，一些 民族意识强烈的人，对于改姓名则是进行了抵制，譬如林献堂，尽管遇到很大的压 力，也不愿意改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