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民文学及其他（3） 不过，说所有的皇民文学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文学，也有些偏颇的地方。陈火 泉的《道》也有反映台湾人在皇民化运动中被歧视而心灵郁闷的描写，《道》中有 以下的一段主人公日记：“菊是菊。花是樱。牡丹终究不是花！能大呼天皇陛下万 岁而死的只有皇军，贡献一身殉国的只有皇国臣民，我等岛人毕竟不是皇民吗？啊， 终究不是人吗？”愤愤不平的声音里也含有对台湾人不平等地位的抱怨的意味。难 怪甚至有人把《道》作为抗议文学来看待。参见林瑞明《骚动的灵魂―― 决战时 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 学历史系，台北，1993。在周金波的《志愿兵》中，除了高峰进六，也有张明贵， 后者将主人公高峰进六对天皇及天照大神的敬奉行为讥讽为“神灵附身”，认为他 走火入魔了，还说道：“他开口闭口都是‘日本人’、‘大和心’的，根本不做任 何批判，那种事我做不出来。”最后张明贵思想的转向也十分的突兀，给人感觉是 为配合时局硬套上去的。垂水千惠：《台湾的日本语文学》，前卫出版社，台北， 1998，第54页。《道》的作者陈火泉曾这么说过：“《道》发表之后，我常受到日 本高等特务疲劳式的轰炸盘问：你到底赞成皇民化，还是反对皇民化？”他还自称 ：“故事中的那些言论和作为，完全是时代和环境逼出来的。”林瑞明：《骚动的 灵魂――决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与皇民文学》，《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455 页。换句话说，战争年代的台湾皇 民文学，是不是也有不得已的一面呢？上述辩解之言常被现代人认为是作者为逃避 良心与世人的谴责而不得不说的话，但客观地从作品本身观察，作家在字里行间流 露的，应当还是有作为台湾人自身的苦闷挣扎的成分在内吧。 抗议文学的代表者应当属于大器晚成的吴浊流。吴浊流（1900～1976），总督 府国语学校师范部毕业，从事教育、记者等行业，曾到过祖国大陆。1936年3 月在 《台湾新文学》发表处女作《水月》，从此步入文坛，主要作品有《亚细亚的孤儿 》、《无花果》、《台湾连翘》、《泥沼中的金鲤鱼》、《波茨坦科长》等等。日 据时期的作品描写了台湾社会的人生百态，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 分。如《水月》中的仁吉，《功狗》中的洪宏东，《先生妈》中的钱新发等。也有 描写台湾女性的命运和遭遇，如《泥沼中的金鲤鱼》，主人公月桂是一个有抱负的 女性，在饱受世俗观念和身体侮辱后，愤而投身于文化协会，开展女权运动。《陈 大人》则是在皇民化运动的狂潮下的抗议声音的化身，小说主人公陈庆英依靠日本 殖民者的势力，身为巡查补却欺压善良民众，奸污妇女，甚至气死老父，这样的人 最后当然没有什么好下场，被他所依赖的日本人所处置。《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 流的主要代表作，写于1943～1945年间，这正是皇民化运动最疯狂的时候，含有反 战内容的作品既没有出版的希望，同时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吴浊流并不顾及人身 的安危，终于在战争结束时完稿。《亚细亚的孤儿》是在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40余 年且执行着强制同化政策的背景下写作的，它深刻地反映了台湾社会的历史变迁。 随着殖民同化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台湾人认同危机的产生，而与祖国的分离使得很 多台湾人对祖国日渐陌生。台湾人到底是“谁”？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身体 流的是汉民族的血，披的却是日本人的皮，又被日本人――内地人否认是真正的日 本人，只是本岛人。与陈火泉在《道》中描写的一心要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陈君不 同，《亚细亚的孤儿》中的主人公胡太明感受的是一种“孤儿”的意识，他从小接 受祖辈对自己的祖国观念的灌输，对祖国有着美好的憧憬。然而，到日本留学时发 现日本人对台湾人的种族的歧视，到祖国后当人们知道他是台湾人时又被当作日本 间谍看待，左右为难的胡太明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困惑。尽管如此，当他看到日本 人肆意掠夺台湾的人力物力，野蛮杀害大陆同胞，自己的兄弟也难逃厄运的时候， 开始反省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态度，不愿再做冷血的旁观者，把希望寄托在抗日斗争 胜利的前景上，投身到祖国的怀抱里去。由此看来，吴浊流借着胡太明的行动给许 许多多的慨叹身为“孤儿”的台湾人暗指了一条解脱之道，这就是重回祖国的怀抱。 mpanel(1); 在音乐戏剧方面，皇民化运动期间也受到殖民当局的严密监控。“七七事变” 后，台湾本土的音乐戏剧如歌仔戏等被认为“标榜敌对国家思想”而遭禁止。由于 激起台湾人民的激烈反对，且造成了台湾社会娱乐活动的一片萧条，在长谷川清任 总督之后，对音乐戏剧的限制略有放松。在台南，台湾传统的音乐发生了一些改变， 即用台湾乐器演奏日本歌曲或用西洋乐器演奏台湾歌曲，台湾地方戏剧也借皇民剧 的名义复活起来，由此创设的所谓“新台湾音乐”逐渐在全岛流行，《台湾时报》 称这是“将台湾音乐改调，多多增加日本色彩，以善导本岛人”。垂水千惠：《吕 赫若是谁？――战时之台湾文化》，收入山口守编《讲座台湾文学》，株式会社图 书刊行会，东京，2003，第138 页。而在台湾人看来，这是为了在皇民化运动的大 背景下保存文化传统的不得已的改变，与皇民剧或新台湾音乐的表面结合，不过是 为了达到“借尸还魂”的目的。有一点一直被忽略的是，当时的广播电台成了传播 台湾音乐的一个重要载体。在禁止汉文汉字的情况下，广播电台由于负有对外宣传 及向台湾民众普及日语、宣讲时事的任务，反倒是能够使用台湾话播出节目，其中 穿插播送了台湾音乐。据统计，1942年播放 42 次、979 小时，1943年播放271 次、 4171小时。这在日本歌谣和军国主义歌曲独霸传媒的年代，毋宁说是台湾音乐的一 片世外桃源。